（《出版人》杂志专稿）
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貌不惊人的小东西，却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中几乎掀起狂澜，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极具影响力的大发明。比如，现今全世界的人每年几乎要消耗两亿片以上的阿司匹林，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几多国家、几多平民的命运。可惜，当这小小药丸被人们当作药箱里的家庭必备药，也只有头疼脑热时才偶尔提及，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从它发明至今，围绕它的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然发生——或许不是它经历、见证了历史，而恰是它制造了历史——它才是历史的主人，围绕它展开的故事又总是值得大书特书。
比文字记录更早的数千年前，原始人便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发现柳树中的某种生物碱在一定条件下有退烧和止痛的作用。编撰于公元前1534年前后的埃及古医书《埃伯斯纸草书》中终于对此予以了书面的肯定和记录。当无数经年累积的医学财富消失于更多的黑暗与残暴之中，18世纪某个叫爱德华•斯通的牧师像中国的神农尝百草一样不惜勇于用舌头尝试柳树的味道，终于辨别、确定了其药用效力究竟如何，立下了阿司匹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伴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对于知识的渴求推动着人们以创新的革命精神使化学工业终于从炼金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过英国无数化学家的努力，合成水杨酸（阿司匹林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终于被证实并广为向医学界宣传，直到通过1862年伦敦国际展览会的召开，德国人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种种最为先进的新技术，卡尔•杜伊斯贝格创建了德国第一批合成染料公司，从此，毕其一生的精力，实现了有史以来化学与制药学的最有力的结合，造就了一个足以产生全球影响力的工业帝国，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充分利用已经造福于人类六千年的药用物质，开始了阿司匹林的大规模商业生产。
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阿司匹林便从并不起眼的区区药物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和大公司展开了对其专利权的争夺。在其名动天下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医德标准、广告规范、假药买卖、业界恶斗甚至间谍活动，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冲突，在医学界与商业界蹊跷诡异的互动舞台上，它不可争议地成为了浓墨重彩的主角。
在经历了20年的对簿公堂、专利较量和广告厮杀之后，阿司匹林的发展进入了成年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至1919年间，流传于世界东西方若干国家的一场大流感造成了至少五倍于战死人数的人员伤亡。虽然不具备直接治愈的疗效，阿司匹林却帮助数百万人同病毒作战。为许多人顺利度过难关，最后取得康复立了大功，从而赢得了最广泛人群的厚爱与依赖，也迎来了黄金的“阿司匹林时代”。伴随着它的声名雀起，它甚至成为了一种广受关注和传播的文化现象，神秘的不光是它的疗效，而是它物美价廉的性价比，就连作家卡夫卡都会向他的女友推荐它的功效，著名意大利男高音歌剧演员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带几片阿司匹林待在身边，阿司匹林正在成为一种具有现代传奇色彩的产品。
然而，遗憾的是，小小的阿司匹林不仅拯救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性命，也成了法西斯分子间接的杀人帮凶。希特勒上台后施行野蛮独裁统治，以生产阿司匹林为主要业务的法本公司为其赞助着政治资本，并且，令人扼腕的是，对这种药品的发明和营销作出巨大贡献的若干人物的命运竟然也遭到了这小小的药品地强大碾压，这些人的命运改变，甚至影响了当时的若干重大历史进程。
二战结束直到现在的几十年间，阿司匹林再也没有从实验室被卷入战场，在更多科学家的努力下，它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新的治疗效果也得到了更为科学的验证和理论支持，从而造福于更广大的普通人群。
尽管它的历史有荣耀也有误点，有人借助它大发横财，有人借助它荼毒生灵，然而不可否认，一颗小药丸改变着大世界。那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建议德国拜耳制药公司在每一颗阿司匹林药丸上铭刻这些人的名字：希波克拉底、爱德华•斯通、威廉•亨利•珀金、卡尔•杜伊斯贝格……必然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正是他们无意有意地参与，才使得这些小小药丸像滚滚车轮，推动着浩繁历史的垒垒前行。它绝非灵丹妙药，但总是既拯救着我们的怏怏病体，把陷入瘟疫、流感的人们从恐慌的泥沼中拉扯出来，也书写着医药史、文化史甚至是外交史上的经典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