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伯凯
□在读博士生，广州
我们每天都可以接触到许多新奇有趣的产品：能自动清洗完毕的浴缸、能储存上百首歌曲的手机、能在玻璃上成像的三维立体电视……但在二十一世纪的这头几年到底诞生了多少有用的创新发明呢？在《历史的震撼：1900年之后的技术与全球历史》一书中，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科学、技术及医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艾杰顿教授告诉我们一个看上去难以置信并必然会引起争议的结论：事实上，今天的我们远不如过去那般具有创新精神；相反，与一百年前相比，我们可能越来越缺乏新颖的、革命性的创意。
长期以来，我们对技术的核心认识总是专注于研究、开发、专利和新技术的首次亮相，而技术史也大多以发明（新思想的产物）和创新（新思想的首次应用）出现的日期作为记录和编年的基础。在这种以发明创新为基础、以时间为主轴的技术史思想指导下，我们很可能会将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技术概括为以下几项：飞行（1903年）、核能（1945年）、避孕技术（1955年）和互联网（1965年）。我们也相信技术在不断加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并且将我们带进了新经济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和后现代化时代。
但艾杰顿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到二十世纪末，那种认为科学家“天生骨子里装有未来”的、浪漫的未来主义思想已经陈腐过时——我们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依靠的是旧式的技术。当我们把技术史的关注焦点与编史标准从侧重技术思想的发明与创新转移到侧重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技术史。换言之，艾杰顿着重考察的不再是技术的研发过程与理论用途，而是它们是如何在历史与实践中切实地被应用起来。
基于应用的新技术史将改变我们对技术重要性的判断。例如，被视为工业革命最主要特征的蒸汽动力在1900年时比在1800年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在领跑工业革命的英国，蒸汽动力的绝对重要性在工业革命后仍持续增加———英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耗的煤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要多得多，甚至全世界在2000年消耗的煤也比1950年或1900年都多。与此同时，别忘了向来被我们视为“新能源”的核能也早已不新——核电站已经出现超过四十年了。相应地，近年来在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又有多少堪与这些“老技术”相提并论呢？
基于应用的新技术史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通常情况下技术进步所具有的单向时间顺序。正如艾杰顿转述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无论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社会，所有时代的技术事实上都是混杂在一起的，难以分清。因此技术不仅会出现和消失，还有可能重新出现和复兴，甚至可能跨越世纪地新旧混合、相互搭配。要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生产自行车的数量可是反过来超过了汽车产量；而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式微的有线电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又开始繁荣。因此，这种新技术史将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全新的二十世纪重要技术列表：电、航空航天技术、核能、互联网、避孕药，这些老相识们还在名单上；但是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新朋友吧——人力车、马匹、缝纫机、避孕套、脚踏纺车、硬质合金工具、自行车、瓦楞铁、水泥、石棉、电冰箱……
基于应用的新技术史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技术史。它“涵盖了世界上使用技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不仅仅是发明、创新集中的少数几个地方”。在以发明创新为中心的历史记录中，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技术史；而在以应用为中心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技术史几乎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存在于常被忽视的穷人、非西方地区以及女性当中。
基于应用的新技术史还质疑了传统的以发明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史的一些结论。例如，艾杰顿认为“一个民族的创新决定其民族的兴衰”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二十世纪最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并未取得最快的发展速度，而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之低堪比发展中国家的意大利却有着比极其重视研发创新的英国更高的人均GDP.又如，当传统的以发明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史无疑将列入比尔·盖茨的英名时，艾杰顿将坚持基于应用的新技术史该写下英格瓦·坎普拉得的名字，因为他通过将大规模生产这一技术应用到极致并销售家具而致富，事实上，他是宜家公司（IKEA）的老板。我们还或许有必要改变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许是创造者、设计师和研究者，但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一直主要是对技术产品和技术过程进行操作和维护，他们只关注技术产品的使用，而并非这些技术是如何发明的。
最重要的是，基于应用的新技术史使我们重新思考技术的过去、未来与意义，使我们重新关注技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下与更为深刻的社会环境中的作用，甚至使我们重新衡量深植于有关技术变化的假定思想基础上的世界历史。“例如，我们再也不应该假设，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全球化。恰恰相反，世界也经历了一个非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给自足技术和帝国主义起了强有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杰顿用微观层面上所记述与分析的19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各种新技术的产生、应用、传播与普及以及技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建立起了宏观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世界科技发展史的客观而新颖的解读，并用技术史串起了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即使他的观点还大有可商榷之处，但“从西班牙的合成汽油到埃及的喷气式战斗机，从日本的人力三轮车到纳粹工厂的捕鲸船，从美国的毒气室到拉普拉塔河的肉类产品包装厂，从前苏联的拖拉机到土耳其的战列舰”，哪怕只是浏览这些翔实而生动的资料，读者也当能在趣味横生中颇有所获。
在我看来，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确然比技术的理论发明更为重要。发明是必要的甚至关键的，而技术的应用却左右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贫穷或是富有，高明还是平庸，只有技术的普及才令人类真正意识到，我们与另外的几十亿人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而这颗星球在宇宙中孤独转动了五十亿年，至今也没有发现一个友善的同伴。当然，目前来说，我尤其迫切期待着早已开发出来的机器自动翻译技术能成熟完善并尽快投入使用———这样或许就不会再出现像本书这样错漏甚多的翻译以及艰涩难懂的西式长句。不然，我在无比痛苦地阅读同为地球人翻译出的文字时，将感觉到足够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