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去年为郑也夫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一课写的读书报告，突然想到里面的一些观点和讨论，翻出来看看。顺便贴在这里。
的确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其实是巨大的，或者社会科学可以从一些方面解释生物学，人类是千百年来演化的结果，又怎么可以高傲地俯视其他的生命，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共性。
走过自然史的波澜壮阔，斯蒂芬•杰•古尔德告诉我们：达尔文主义不仅仅是科学上的真理，也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多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视角、一种哲学思想。在《自达尔文以来》这本小册子中，古尔德谈论的也不仅仅是一些科普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一些科学的方法论，帮助人们消除一些固有的偏见，谦卑地看待我们的世界。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绝非各自独立，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要有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精髓；而科学缺少了人文精神则会变得残缺不全，科学要有人文的精神和人文的内涵。这一点，恰恰是《自达尔文以来》一书的深刻内涵。
序言部分，古尔德认为达尔文的思想是难以被理解的，这并非是因为自然选择本身的基础，人们通常容易理解生物的可变性、变异的可遗传性以及适应环境的变异能够提高生物的适存度，但却往往不能理解变异的随机性，变异只为生物进化提供原材料，等待自然选择机制的发挥，其本身是无方向的。进一步而言，进化无目的，“生物个体为了增加它们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代表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进化”。这样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亚当•斯密的名言：“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促成一种并非他本意的结局......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地比他真心打算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P2）自然选择理论与看不见的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剔除了随机产生的一些不合理部分，而且还创造性地产生了和谐。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非进步，和谐不意味着更高级，而只意味着更适应，例如寄生虫通过简化以达到适应。我们不能自负地以“最高级”自居，我们不过是自然选择的随机产物而已。达尔文主义在哲学层面上是一种唯物论思想，“这种精神否定了西方人所偏爱的一种观念，即我们要去控制、支配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因为我们是一种预定过程的最终产物”（P3）。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在诺讲演说辞中提到同时存在两种理性秩序，其中第一种理性秩序被称为建构主义理性，它主要源自笛卡尔，“笛卡尔认为，所有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曾经是而且必须是有意识的推理的可以创造”（哈耶克，1967），但行为经济学与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是分散的，并且受到无意识的、自主的、神经心理系统的支配，该系统使人们能够有效活动，而不总是求助于大脑最稀缺的资源——注意力和推理电路”（弗农•史密斯，2002）。人类用理性操控一切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建构主义的，而这种思想长期统治者西方人的思维，以至于陷入一种致命的自负。达尔文思想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一种谦卑地敬畏自然秩序的生命观，《自达尔文以来》一书则着重探讨了“这种生命观”。
第一部分，关于达尔文。这一部分中，古尔德详细论述了导言中强调的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含义。达尔文推迟发表理论的原因在于自然选择理论中蕴含的哲学唯物主义观念，上帝可以解释进化，上帝却无法解释自然选择的无目的性与随机性。的确，我们无法证伪上帝的存在性，但所谓上帝也许并非一种心灵，没有心灵完美得能够造就我们所看到的和谐，上帝只是存在的本身而已，上帝只是自然秩序，“与上帝同工”可以理解为顺应自然律。古尔德引述了达尔文在M笔记中的著名隽语：“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P7）这是对人类理性自负的当头一棒。古尔德的反问令人深思“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畏和恐惧吗？”我们为着一个目的而进行设计，却常常偏离完美与和谐，无目的的随机结果却产生了巨大的和谐，我们的确应该谦卑地敬畏，并且反问自己，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吗？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设计，这种思想来源于我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最后创造的，是最高级的生物。而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却并未使用进化一词，也绝不谈论高等与低等。对于“进化”一词，人们通常误解很深，韦氏词典就这样定义“evolution”——“a process of change in a certain direction”或者是“a process of continuous change from a lower, simpler, or worse to a higher, more complex, or better state”，显然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并且非科学专业人士往往以此定义加入对达尔文思想的讨论。的确，在自然史中，我们看到了原核生物——真核生物，无脊椎动物——有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哺乳类，猿——人等等这样一些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这并非进化思想的本质，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些生物出于对环境的适应而选择简化的过程，简化与复杂，都是自然选择随机性的结果。在我看来，发展到人类的复杂程度的确是必然的，因为概率论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在无数次独立重复试验中必然发生，但这种必然性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随机性。自然选择无方向、无目的，却“差异性地保持生物更佳的结构与功能，从而跟上环境的变化”，一切的和谐都令人惊叹。
第二部分，人类的进化。这一部分中，古尔德首先探讨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性。长期以来，人们都倾向于强化人类的独特性，坚持自然选择的华莱士也将人类独立于自然选择之外。古尔德认为，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并非种类上的。人类在形态上并无独特性，“无论各个部分，还是器官的位置，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相对的体积和生长的速率上，我们存在着差别”（P28）；人类在语言与概念化能力上并无独特性，黑猩猩同样能够学会使用工具，尽管声带结构使其不能发出连续声音，却能够学会利用手语进行交流；人类在遗传学意义上并不具有独特性，科学家通过尽可能多地检测蛋白质，发现两个物种遗传上的整体差异很小。古尔德逝世后的2006年，一个由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认为，他们找到了人类与黑猩猩的祖先分家以来变化最快的一个基因HARI，它可能是帮助人类大脑发育从而促进人类进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他们发现基因HARI早于三亿年前已经出现，可见于所有动物的大脑之中，人类的特别之处只是较其它动物而言拥有更多HARI，这也正是了古尔德的看法，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其次，古尔德讨论了人类的枝状进化，对于化石的研究表明“我们智人并非是一开始就向着崇高位置迈进的预定梯状进化的产物。我们仅仅是曾经繁茂的枝状谱系中一个生存下来的分支”（P37）。这两部分内容都强调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统一性，而将人类从“最独特”、“最高级”的宝座上落下来，成为芸芸众生中的寻常种类。接下来的两部分，古尔德则讨论了人类的独特之处——人类具有“幼态持续”性，人类的婴儿保留着灵长类祖先的胚胎特征，人类的成体则保留了灵长类祖先的幼年特征。为什么人类会提前出生？为什么人类的发育会迟缓？古尔德提到波特曼认为，“人类作为习得的动物，需要离开黑暗的无争无扰的子宫，以易变的胚胎，去获取子宫外环境中丰富的影像、味道、声音和触摸”（P47），我认为从精神角度解释是有缺陷的，因为进化并非是有目的的，“因为需要，所以进化”，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更好的解释是，人类的直立行走造就了较小的骨盆，大脑的进化增大了大脑的体积，此时自然选择无疑利于孕期的缩短与提前分娩，进而导致了幼态持续。自然选择造就了幼态持续，却并未预料到这种机制给人类带来了更宝贵的财富，幼态持续使人类有较长的生活依赖期，也迫使人产生出较强的学习能力，这些都使人类的社会化成为了可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社会生活日益复杂，需要一个较长的婴幼期，以便获得所需要的力量；这种依赖的延长就是可塑性的延长，或者就是要获得可变的和新奇的控制模式力量。因此，这种延长能进一步地促进社会进步。”（约翰•杜威，1916）此外，漫长的抚养期使儿童成为维系家庭的纽带，促进了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幼态持续不是有目的产生的，但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适应性结果，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第三部分，奇特的生物与进化的样板。这一部分从对几种奇特生物的疑问展开。爱尔兰麋鹿为什么会有巨大的角？又为什么会灭绝？古尔德证实了异速生长的关系，却否认了传统理论中角庞大、笨重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不会保留不适应的变异，角的巨大一定时适应性的，角是性选择的结果，角有助于“在雄性中确立容易识别及服从的统治等级，以及避免日常争斗”（P58）。爱尔兰麋鹿的灭绝并非因为不适应，对于爱尔兰麋鹿存在时期的气候研究表明，爱尔兰麋鹿灭绝很可能是因为不能适应冰期的到来。古尔德得出论断“动物应该不会主动发展出有害的结构，但这种进化并不保证有用的结构在改变的环境中继续适应”，我对这一论断的前半部分存有异议，按照性选择理论，在鸟类的同一种群中，雄鸟之间为获得与异性的交配权从而增加自己子代的数量，进行激烈的种间竞争，使雄鸟的尾巴一代比一代长。但是，雄鸟尾巴过长，也无疑给天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快来吃掉我”。这样，性选择理论很可能会使雄鸟尾巴越来越长，造成整个物种被灭绝，这样，自然选择本身就造就了不适应的结果；但是，也许天敌的存在消减那些尾巴更长的雄性，从而使它们的适存度降低，减少它们的后代数量，这样的机制也可以使军备竞赛不至于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无疑对于整个种群而言，自然选择造成的结果并非最优。为什么飞虫会蚕食母亲？为什么竹与蝉开花与出土保持着一定的周期性和同时性？古尔德认为，自然选择使适应性的生存策略得以保存。生活在条件严酷和不可预测环境中的生物，其死亡率通常与死亡密度无关，这类生物常常把较多的能量用于生殖，而把较少的能量用于生长、代谢和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种群生态学把这类生物称为r-策略者，瘿蚊即是一种r-策略者，蚕食母亲的行为看似残忍是适应性的。竹和蝉开花出土历经长时而保持周期性与同时性，“捕食者假说”认为，这种策略减少了被吃掉的机会，从而有益于适存度的提高。人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动物，这也是一种自负的体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为什么不把人类社会中“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行为策略用作对其他生物行为的理解呢？其他生物并没有自发地“识时务”，却在自然选择下产生了完美的结果。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蚌为什么能在后端附着一条鱼？古尔德用预适应原则解释了这一现象。与这个问题相似的是，鱼的鳍为什么会最终进化成路上用的肢？它们必须是在进化过程中也同样有用的，否则将不能被自然选择所保留。因而在进化过程中，中间形态一定是有一定功能的。蚌后端的瓣一开始可能有别的用途，却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最终酷似鱼的瓣被保留下来，成为了完美的诱饵。而鱼的鳍“极好地预适应地成为路上用的肢，但它纯粹是出于水中使用的目的进化来的”（P74）。预适应原则告诉我们，完美来源于巧合，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我们同样也应意识到，当我们推进一项社会改革时，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到其最终的效果，也应考虑到其中间的过程，中间过程不适应同样无法使变革延续。宏观经济学中，如果经济中出现负的供给冲击，在政府不干预时，理论上经济能够自我调整回复到经济繁荣的好结果去，但现实中这一过程的中间形态伴随着漫长的通货紧缩，名义工资下降阻力重重，经济很可能不能经过这个中间形态而达到最后的平稳，因此政府干预应运而生。
第四部分，生命史中的模式与间断。生命具有多样性，正如约翰•查尔迪的诗句“纵然有上万个博士，又怎能理解树林中的一半生物”。生命多样性的存在需要我们将其划分为一定的类别，三界五层的划分中，随着层次的上升，生命的多样性与复杂水平都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确定的向着更高等生命的进步，地质记录中并未找到有效的证据。和第一部分的论述一样，“高等”生物的产生只是随机试验中小概率事件必然发生的结果，而并非一个预定的方向。古尔德在这部分提出了使他享誉科学界的间断平衡理论，他用收割者理论、定量化分析、板块构造说阐述了生物世界的变化主要产生于6亿年前产生出绝大多数复杂动物生命的寒武纪爆发与2.5亿年前一半海洋无脊椎动物的二叠纪灭绝中，以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原因。社会中的很多现象都符合间断平衡的原理，如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跃迁，犯罪率变化的S型曲线 ,人口增长的S型曲线，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等。一种秩序的维持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但在路径依赖的内部，发展的力量并不是铁板一块，适应新形势的内在冲动也会一点点积蓄，一旦达到临界点，也可能突破原有路径，从而发生一种跃迁。因此掌握事物发展间断平衡的特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更好地顺应自然秩序。
第五部分，地球的理论。在这一部分中，与其说古尔德探讨了地球的历史，还不如说他更加注重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的探讨。首先，古尔德讨论了神学地质学家托马斯•伯内特神父的及其著作《地球的神圣理论》，每个时代都具有时代的背景，牛顿在物理学与化学上都有所研究，却只在物理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诚然，这很可能与牛顿本人的天资有关系，但也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牛顿之前，伽利略、哥白尼在物理学方面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的开端！”因此牛顿才得以站在巨人肩膀上将物理学向前推动一大步。与之相反，当时的化学尚未形成一个初步的科学体系，因此也较难有成就。同样托马斯神父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在那个年代，他却坚持了牛顿的科学观，按照假设与检验假设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而且“伯内特的上帝并不是科学时代之前的那个连续起作用并且创造奇迹的上帝，而是牛顿尊奉的钟表匠，这个上帝创造了物质和物质运作的规律，让自然按照自身的途径运转”（P103），这样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的本质是客观的规律而非认为的建构。而反对托马斯神父的则是非理性主义者，他们恪守教条，傲慢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不给出任何逻辑严密的解释，非理性者的长期存在是科学发展道路上一个很大的障碍。接着，古尔德评论了莱尔的均变论。尽管均变论思想并不完全正确，然而它的意义却在于作为科学的地质学，有力地向公众展示了地质学的一致性，击败了神学的灾变论观点，为科学地质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然而，作为真正的科学，莱尔的均变论思想获得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胜利，也是科学的胜利，莱尔均变论中“自然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市恒定的”，“应该援引现在影像地球表面的过程解释过去的事件”这两种看法直到现在都还是正确的，而地球在整体上的恒定，呈现一种动态稳定的状态也一定程度地成为了均变论的有力证据。接着，古尔德批判了维利柯夫斯基在《碰撞中的世界》中所提出的理论，批判并不针对理论本身，而是针对产生理论的研究方法，“假设形态的相似形反映了事件发生的同时性”，“根据事件的影响巨大而假设事件的突发性”，“从地区性巨变推断出世界范围的事件”这些问题都体现了方法论上的片面性问题，而“只使用过时的资料”和“随意、不精确和变戏法”则体现了科学态度的不认真。古尔德认为“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的许多信念来自非专业人士提出的被视作异端的猜想……不幸的是，我并不认为维利柯夫斯基是这个最艰苦游戏中的胜利者”（P115），因为，维利柯夫斯基所犯的是科学研究方法及科学态度的问题。最后，在讨论大陆漂移理论的确定过程中，古尔德指出了一种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强调了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在旧的理论指导下，以旧的框架收集的新事实，很少能导致思想的实质改变。事实并不‘讲述它们自己’，事实是按照理论解读的。创造性思想，在科学中和在艺术中一样，是改变观念的动力。科学是一项精美的人类活动，并不是机械地、机器人似得收集客观信息，在逻辑率的指导下，产生出必然的解释”（P117）。经济学和社会学最近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种过渡重视定量研究而忽视定性研究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的根本，只有好的思想提出了，再运用准确的数据进行检验，才能够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科学。
第六部分，大小与形状，从教堂到脑，到行星。教堂、脑、行星，看似完全无关的东西，古尔德将它们都统一在了大小与形状的讨论中。大小与形状息息相关，体积增长比表面积增长快，体积越大，体积与表面积之比越小，古尔德举出了很多很有趣的例子。大型复杂生物利用复杂的内部器官来解决表面积相对体积较小的问题；为获得较大的表面积体积比，绦虫可以很长却不能很粗；昆虫考表面内陷进行呼吸，因而它们的体积是有限的；人类生活在重力的世界而非表面力的世界中，技能与行为与身体的大小非常合适；中世纪的大型教堂为了照明及支撑的需要不得不狭窄；地球达到足够拥有相对小的表面积极大地万有引力，为充满生命的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知识如同空间中的球体，我们学到的越多，接触到的表面积也就越多。的确，正如古尔德所说“最好的科学是统一的”（P144）这样的理论也应该能够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去,在社会科学中，“大小”往往与结构性质有这紧密的联系，例如组织规模是一个影响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内生关联性变量，不同规模的组织具有不同的结构与性质；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大国与小国显然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许多人常常认为中国人口如果能够减少一半，将解决很多问题，但人口的多寡不仅仅涉及到计算人均GDP时的除数，还涉及到其他很多问题。因此，大小绝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还涉及这一系列结构上的差异，这往往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第七部分，社会中的科学——一种历史的看法。在这一部分，古尔德就几个问题讨论了进化思想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科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社会因素的极大影响而走向歧路。与第五部分讨论过的托马斯神父的神学地质学一样，预成论在今天看来是稍显荒谬的，但其研究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预成论者的经验观察仔细、精确，他们具备科学态度，注重推理，而不仅仅凭借感觉得出结论，而且从今天的观点看来，遗传密码难道不是预成的吗？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事实证据，人们普遍认为脑在人类进化中起着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偏见是由文化上的偏见造成的，欧洲思想的自负使我们过于注重我们脑的力量，阻碍了头手分离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并且产生了轻视实践的倾向。联系古尔德在第五部分提出的“事实并不讲述它们自己”，种族主义、重演论与罪犯人类学的错误在于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带有偏见地收集证据，这样的证据在一定时间内也许是具有解释力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往往暴露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从而导致理论的崩溃。而这些理论的出笼则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人们片面强调基因力量而忽视文化习得，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毕竟，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有着漫长的社会化时期，社会力量对于我们的塑造同样起着关键的、不言自明的作用。我们的确不应自傲，但我们也同样不能漠视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基因决定论与人类的狂妄是我们思想的两种极端，同样是有失客观的偏见。
第八部分，人性的科学与政治学。这一部分与上一部分一脉相承，古尔德讨论了社会生物学及其延伸出来的“人性”问题。古尔德反对为人类的种族命名，人类的差异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而不能仅凭一种表形上的区别而进行划分。1962年，人类学家Frank Livingstone得出的结论，因为特征线和种族界限互相交叉，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特征线。（Livingstone 1962）1964年，生物学家Paul Ehrlich及Holm指出了一些两个或以上条特征线以不协调地分布的特例：如黑色素的分布取决于离赤道的距离，越远就越少；但是beta-S血色素的单基因型却是以位于非洲的特定的地理位置为中心，呈放射性分布。这些科学上的证据都有力地支持了古尔德的看法，打击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奴隶制以及种族清洗的理论基础。古尔德讨论了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问题，进一步讨论了社会政治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古尔德指出“我不是因为不喜欢决定论的政治用法才否认决定论……科学上的真实肯定是我们的首要标准”（P194），这些观点不仅仅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也无法找到有力的科学证据进行支持。最后，古尔德讨论了人类的利他行为。人类的自负往往习惯于认为“我们的恶劣就是我们类猿的过去留下来的包袱，而我们的善良却是人类特有的品性”（P197）。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重要假设，我们利用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解释了许多社会现象，但同时，我们的社会中有的确存在广泛的利他行为，这又如何理解呢？1964年，英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首创了进化论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亲选择”，其基本内容是：亲缘关系越近，动物彼此合作倾向和利他行为也就越强烈；亲缘越远，合作倾向和利他行为则表现越弱。在此之后，很多研究都表明了动物中广泛存在着亲缘利他行为。在A cue of kinship promotes cooper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Daniel Brian Kruppa, Lisa M. Debruineb and Pat Barclay, 2007）一文中，通过对一次性的公共物品博弈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博弈参与者在亲缘密度越大时，有更少的可能成为“搭便车者”，而更倾向于对公共物品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得出结论，微妙的宗谱联系促进了群体的合作，现代社会的机制在根源上是从家庭关系的网络中衍生而出。联系人类幼态持续的问题，人类行为中亲缘利他的存在对人类的社会化过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人类智力的高度发达是以抚养期的漫长为代价的，在漫长的非成熟时期中，他人，尤其是作为抚养者的重要他人对个人心智的成熟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心理学家艾利克森把人类的成长分为八个阶段，在出生至18个月的婴儿期中，抚养人（一般为父母）基于亲缘利他对子女进行照料，如果该婴儿能得到良好的照料，那么将有助于婴儿信任感的培养，反之则会造成信任感的缺失。从这个角度，亲缘利他解释了信任的产生，这种人类成长早年的信任感也将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信任，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合作与利他行为的理解。但是仅仅用亲选择阐述人类的利他行为是不够的，古尔德认为“只有决定论者的猜想才把特异的行为归因于存在利他主义者的基因或机会主义者的基因……早期教育，文化，阶级，地位和所有被我们称作‘自由意愿’的无形之物，决定了我们如何限制基因许可的多种多样的行为，从极端的利他到极端的自私”（P201）。的确，过分地强调亲选择产生利他行为，是一种偏狭的决定论思想，而且事实证明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超越亲属关系的利他行为，这是难以用亲选择理论进行解释的。Ross A. Hammond and Robert Axelrod在2006年的文章Evolution of contingent altruism when cooperation is expensive中谈到，在过去50年对利他主义演化的最低条件的研究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基于对与亲戚类似者的偏爱，另一条主线则基于不同个体或不同家系间的持续互动。显然，亲缘利他与第一条主线相对应，第二条主线中我们则可以联想到非亲缘的互惠利他理论。很多研究表明，互惠利他超越了亲缘利他，是利他主义中最广泛存在的一种模式。除此之外，郑也夫老师还提到过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和规范所造就的利他，“它不为本能所驱使，而是个人的选择；不是出于个人的当下利益，而是基于道义——群体利益的理性结晶——和同情心的选择”（郑也夫，2002），的确，人类是生物性与社会性共同造就的产物。古尔德认为，亲选择理论很有可能陷入决定论，但同时亲选择理论“进一步拓宽了生物潜力的范围，甚至将善的能力也包括了进来”（P202），这样就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为文化的造就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一书读罢，到底什么是达尔文精神？在后记中，古尔德指出，“达尔文的观点是多元论的和广容性的——这是面对复杂世界的唯一合理的态度”（P203）。这样的精神是科学的也是哲学的，它告诉我们要克服“不加怀疑的个人偏好、旧的习惯和社会偏见”（P205）；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清晰、确切、全面地解答生命的问题，就必须做出全方位的探讨，不只是在自然界中”（P206），正如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所提到的那种全面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世界放下人类的狂妄而怀有谦卑的心境，尊重自然秩序，“我们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有听任丰富多彩的自然摆布”（P206）。感谢达尔文精神，感谢古尔德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个壮阔的自然史，阐明了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引发了一些有趣的思考。我相信，达尔文主义并未走到尽头，相反，作为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在今后对世界的思考中无疑是要借鉴达尔文的方法的。社会科学，须得是高贵的人文精神与严谨的自然科学方法的结合，须得融合各学科的知识，以解决我们面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郑也夫 阅读生物学札记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3]弗农•史密斯 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 比较第十一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4]尚玉昌 行为生态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C•赖特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6]斯蒂芬•杰•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8
[7]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Daniel Brian Kruppa, Lisa M. Debruineb and Pat Barclay A cue of kinship promotes cooper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ume 29, Issue 1, January 2008
[9]Ross A. Hammond，Robert Axelrod Evolution of contingent altruism when cooperation is expensive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Volume 69, Issue 3, Ma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