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豫/文
西方知识界不像中国老百姓那样把“科学”视为一个褒义形容词。对此，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努力功不可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受其顶礼膜拜，建构主义更是其重要理论武器。《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就是这一派早期的得意之作。美国科学史家史蒂文·夏平和西蒙·谢弗将十七世纪玻意耳和霍布斯二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争端始末重现于世人面前，驳斥了同行的史学定见，使之成为建构主义津津乐道的案例。
该书将科学史上的争论放到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对两方阵营争论的焦点、过程和当时的重要社会事件进行了详细梳理。在科学研究方面，玻意耳看重的是在实验室中，由精密的科学仪器产生、并由品行优秀的绅士所“见证”的科学“事实”。而霍布斯则强调用几何学一样严谨的推理对人人可见的现象进行因果解释。“空气泵”于是成为玻意耳研究中的重头戏，相当于“那个时代的粒子回旋加速器”，而霍布斯与这一“高科技”较量的武器，只能是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利维坦”了。
对霍布斯而言，哲学活动是不应当受到空间限制的，而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目的都在于建立并保护公共安宁；但在玻意耳及其追随者看来，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因分占不同空间，自然哲学研究者尤其应该拥有一个“宁静而道德的空间”，不介入政治事务。在两位作者笔下，霍布斯和玻意耳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倒像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领域关于科学家是否应该保持道德中立之争的一次预演。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争论中，是站在和霍布斯及其相似的立场上。
如今，“玻意耳定律”已是中学教科书上的重要一课，霍布斯却是以其政治哲学为人所知，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观点，多已被人们忘却。按照《利维坦与空气泵》的两位作者的意思，这与其说是中肯的学术评价，毋宁说是社会事件，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两位作者指出，传统历史学家在对玻意耳和霍布斯之争的处理上多有失公允：“历史学家的做法就是向被接受的知识靠拢，拿胜利一方对敌方观点的因果解释当作自己的看法。”他们则跳出传统框架，试图解释历史背景如何影响了科学争论的结果。玻意耳派大获全胜，离不开当时的众多社会因素，尤其是复辟政体和实验科学拥有某种共同的生活形式。
如果以当代科学哲学理论为参照，玻意耳和霍布斯当年的观点都显得幼稚。虽然玻意耳成为了时代的科学英雄，霍布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看法则鲜有流传，但按照该书的说法，霍布斯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无意中却给整个事件提供了最恰当的解释，正如两位作者最后在结论中强调的：“当人们逐渐认清我们的知识形式有其约定俗成而人为的一面，就可以了解，我们认识的根本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知识和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霍布斯是对的。”
夏平和谢弗在第一章中声称，该研究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采取了“佯装外人”的立场。中间虽有详实的历史资料打底，但最后一章出现连篇累牍的后现代主义论调，这“外人”似乎是不必再“佯装”下去了。虽时间上远隔三百来年，但若非要将霍布斯奉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位鼻祖，也并非不可以。两位作者拿霍布斯来说事儿，未必没有“外人”之外的目的。
原则上，人人都有质疑已有知识的权力，但事实上，不是谁都能理解自己那个时代的“粒子回旋加速器”，不是谁都能厘清玻意耳和霍布斯之间盘根错节的混战，更不是谁都能从这本充斥技术细节的著作中轻而易举摸到要领。正如作者所引的史学家之见：“民主的理想配上专业的迫切需要，构成一种不安定的化合物。”霍布斯和玻意耳之争如此，当代科学依旧如此，就连这本书，也何尝不是如此？
颠覆历史定见、揭露学界黑幕，患“解构强迫症”的后现代主义者向来最乐意为之；怀着极深的成见佯装中立，又是他们的惯常态度。本书写成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彼时“索卡尔事件”尚未发生，看客都还比较老实厚道。“索卡尔事件”之后，眼光难免苛刻严厉些。又想起作者的话：“知识和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历史知识何尝不是知识？闹了半天，要不霍布斯还是对的？
无论谁对，这本书都免不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