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径但求缘客扫
从Lives as Naturalists到Living as a Naturalist
（本文删改版刊发于2012年2月28日的《大众科技报》）
2011年12月，我正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里跟讲授自然史的Darcy Ingram教授一起读着《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等环保主义经典书目。恰时，刘华杰教授发来邮件，请我为他的新书《博物人生》试拟一英文书名，顺便发来了书稿和封面。在快速浏览了封底说明、目录以及部分内页后，我提议“Lives as Naturalists”。片刻后，刘教授高兴地说：“这个思路很好，不过稍作改动，就‘Living as a Naturalist’吧！”
这样的稍作改动，却有着理念上的巨大差别。我看到的是书中对西方博物学上的重要人物之生平与理念的梳理；而刘教授希望传达的，则是一种“人兽不远，草木通灵”的生活方式，谓之“博物情怀”。这一如爵士情歌中的词句“I see your face in every flower”，人在每一朵鲜花里感受到神之造物的精巧与神奇，赞美花，如同赞美心仪的女孩。
Natural History，现今俗译为“自然史”，而以研究此为业的人便是Naturalist。这几年，刘教授总是在各种场合尽量提起以“博物学”这种译法来替代“自然史”，他甚至开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里招收博物学方面的博士生。为什么要弃俗译而另起炉灶呢？事实上，“博物学”一词并非刘教授原创，而是沿用了民国学者的译法。西方文化史中的Natural History在近代学科分离之前，所涵盖的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动植物学、矿物岩石等等，是学者对自然界整体的探索与理解，有更甚者，还会获得鉴赏、修辞上用之不竭的灵感。学者们可以同时是科学家和诗人，这确可称得上是“广博地格物”了。及至19世纪，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化学等逐渐形成单独的学科，而Natural History也就从此演变成了狭义的“自然史”，广义的“博物”涵义则渐趋黯淡了下来。在学科分门别类、界限清晰的今天，刘教授再次提出“博物学”，可见他希望提倡与复兴“博物以通识”之道的良苦用心。
其实学科的名称叫什么，又如何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这对已然过去的历史以及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而言，并无关紧要；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提倡者用怎样的理论框架去撑起这个名字，又怎样填充知识的血肉，以让这名称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理念一旦根植，人们的行为多少会有些改变，比如怎样对待一朵花。
面对一朵花，博物学家首先会是赞美她。许多人会问：“你研究这朵花有啥作用？”这个问题，法国启蒙主义学者卢梭就曾回答过。这位百科全书派的才子说：“我瞧着她漂亮。”
人们如何对待一朵花，便如何看待自然界的风景。
横跨美国与加拿大国境线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北美洲旅游业的起点。从“瀑布”到“旅游区的瀑布”，这片在200多年前被称为“撒旦之作”的水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驯服”。18世纪末，当最早的欧洲殖民者根据土著的指引，劈荆斩棘地来到这脊线长达一公里，近60米高的瀑布地带时，他们形容那隆隆水声是魔鬼的嘶吼，那水花飞溅所激扬的风是撒旦的鼻息。那风将误入旁边峭壁的动物卷入千斤重的水帘，顷刻之间尸骨无存——这简直就是上帝与恶魔的战场，是地狱本身！然而才过了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尼亚加拉大瀑布竟成了一个男女老少皆可进入的旅游胜地。19世纪中叶，瀑布的密林被成片砍倒，悬崖旁兴建起了大小旅馆，那时的人们已不再惧怕大瀑布了。站在安全的栏杆后“观赏”它，成了一种开开眼界的享受。如今，大瀑布的美国一端有水牛城，加拿大一端有圣凯瑟琳市。夜晚，人们站在高高的赌场边上远眺被射灯照射得五光十色的水帘，似乎“自然”的气息已全然消失。
被技术所击败、驯服的大自然，已激不起人类的感叹了。Nature和Culture，多少人已不再看到两者的重合了？人们生活在技术垒砌的透明高墙内，明明眼见着大瀑布，却再也感受不到自然的节拍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对环境破坏的无视、放纵，乃至辩护。视而不见，这是心的距离。
科技的飞跃离不开200多年来的学科纵深化。深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想象，一个研究植物出身的学者，因其深入研究的某一科某一属甚至某一个种的植物而获得了学术界的嘉许，可一旦问他这一科以外的植物，往往是蜻蜓点水甚至一问三不知。另一例子更令人警醒。二战中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制定屠杀计划的就有科学家，他们在工作室里埋头运算如何更高效更系统地杀人。待到战争结束之时，被告席上的他们用“服从命令”来为自己申诉；而在运算时，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到哪里去了？那些体弱的犹太妇孺可就是在他们工作室的窗外被逮捕的，死亡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个奇怪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学者鲍曼将之视为“现代性”（Modernity）。在现代性下，人们不再敬惜生命，遑论敬惜自然！
骑在现代性之虎背上的人们，尝到了速度与狐假虎威的甜头，却被蒙上了双眼，假装“致毁知识”并不存在。至此，重新提倡博物学的终极意义便要呼之欲出了：为了世上的一切生灵之平衡，人类必须寻找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博物人生》为读者所提供的道路，是Living as a naturalist，像个博物学家一样活着。
刘教授全书开篇即叙述了传播博物学的意义，提出了博物学的编史纲领，进而提议将人类文明史重写。本书核心思想就体现在这长达近一百页的“博物视角下的人类知识”一章中。接下来的几章里，他又细数了西方博物学家们的生平、《诗经》中的博物学解读、民国时期的博物学著作，与当代的一些博物学传播组织。而最后一章“走进草木世界”则最有意思，鄙夷“光说不练假把式”的刘教授在这里以亲身体验告诉读者，他近几年是如何活得像个博物学家的。
我所知道的刘华杰是一位喜爱“沾花惹草”的人，极其喜欢。他在孩提时代无数遍翻着家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记住了书里的草药知识与图谱。此后，他完成中小学的学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硕士、博士，最终又回到北大工作，然而在漫长的高校求学生涯里，他忘记了自己曾经对草木知识的热衷。而这热爱之情，忽而在他当上高校教师之后苏醒了。此后的十余年，他在业余时间里慢慢识记起了自己身边的草木名称，以致后来走遍天涯觅芳草，一发而不可收。在“走进草木世界”里纪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日他驱车误入永定河谷，惊见两种外来入侵的豚草，数目不算多。于是，他开始用手拔掉这些即将侵占本地植物的不速之客，比起喷洒造成污染水体和土壤的农药，在入侵初期就手动拔除是最有效的途径。中途有好些人不解地看着他，估计以为是在搞破坏吧？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刘教授早已不仅是“我瞧着她漂亮”地“沾花惹草”了。博物学家的思维并不站在某一个物种的利益上运行。正如美国博物学家利奥波德所说，他们“像山一样思考”。山里的狼嚎让闻者毛骨悚然，而山却知道狼嚎意味着食物链之生生不息，自然界之生生不息。
看这一章时，我正从韩国首尔飞往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夏威夷的两周旅行，是我对“博物学生存”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行走山间小径上，在各种植物的分布与引进史中，我看到了一部博物视角的夏威夷群岛史：大自然进化出来的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铁木属植物（夏威夷语叫Ohia Lehua）；玻利尼西亚人与他们带来的面包果树、芋头、石栗（夏威夷名Kukui）；土著与华人的檀香木-丝绸茶叶贸易，导致了野生檀香木在群岛上濒临绝迹；归属美国联邦之后群岛引进的美国红树、红胶木，如今已繁茂成林。在博物学的编史纲领中，与其写着政治史那样的宏大叙述，博物学家更关注玻利尼西亚人吃些什么。
“博物情怀”并不局限在草木上。人们观星、辩鸟、识贝、藏石，总之带着热爱去做着任何一种认识自然风物的事情，愿意去汲取社会知识以外的自然知识，便可算是博物地生存了。一生都只与人际关系打交道的人，也许熟谙人情，对世界的理解却可能是扁平而干燥的。
在中国，我们的传统学者常保有着浓浓的博物情怀，哪怕他们没有一人被称为“博物学家”。在先秦时代，老庄之说爱用比喻，常用自然风物来讲故事，“上善若水”、“鲲鹏扶摇羊角直上”、“天籁之音”等比比皆是。孔子更是教导学生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的教诲延续了几千年，一个将此博物思想具现化的实物便是中国的古典园林。园林设计讲究“可观、可行、可游、可居”，四者缺一不可，处处是人与自然的自洽。四个“可”中，“可居”尤为可贵。我们今日游览苏州园林，处处是如织的游人，导游扯着喇叭让游客到某个位置拍照留念，便得到“古典味儿浓郁”的好照片了。可有人细细赏玩古人的筑园哲学？
我们的传统学者若要筑园，必得亲自动笔或寻得高人设计图纸，三分房舍七分园，叠石与花卉的分布，都要首先体现出园子主人对世事的看法以及胸怀抱负。然后筑园要花上许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主人最好用自己的双手搬搬石头，又自己试着移花接木，方与园林之魂共鸣。及至筑成之时，请来亲友，赏园之余拟几方情景交融的匾额，才是画龙点睛。到最后，人们居住其中，住在这用自己的世界观构筑的小世界里，这才让园林真正活了过来。“可居”，是人与自然之自洽的最高境界，可这不仅仅存在于园林。隐逸者结庐山间，那么山便也是“可居”之所了。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今细细品读，竟让我这个在电脑前码字的现代人忍不住热泪盈眶。哎，欲辩已忘言。
我们曾经有过与自然相谐的哲学，我们传统的学者甚至精于“博学宏词”。中华文明没有孕育出西方式的实验科学，是民族之不幸，还是自然之大幸？老子的《道德经》启发了西方学者，让他们提出了“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可能性。而今，眼看着国人口号高喊地让现代性这只猛虎狂奔，我不禁要问：这是谁憧憬的未来？
我的一位老师常说：“别人老问我：‘读历史哪里有趣了？竟能驱动你看这么多的学术书籍。’而我则回答说：‘看这些刁钻得甚至生僻的学术书籍对我而言，不过是为了我的职业，我的饭碗；其实我更爱读小说，我愿意成天成天地读小说。’”学科纵深化——不管深入研究的学者们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都是难以逆转的事实，在今天提倡“博物学”，也难以在大学学科建制里寻得一个合适的位置，可重新回首中华文化里的博物情怀以及西方博物学家的自然思想，却于个人修养大有裨益。这也是刘教授希望自己的哲学系研究生去做的：整理博物学家们的思想。
此时，我想起了自己在华南师大历史系求学的本科时代里，有一位叫董立章的退休教授。先生已驾鹤西去两年有余了。在学生的回忆里，每当他栽种的牡丹花开了，他便要拿着尺子去丈量花朵，然后不自觉地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