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彤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曼纽尔·卡斯特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也许并不陌生。他的每一部都是大部头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均已有中译本。最近他的新作——《网络星河》也被译为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网络文化及结构
我特别欣赏卡斯特把因特网的文化总结为或架构为四层结构性的文化：技术精英文化、黑客文化、虚拟通讯文化和企业家文化，是这四种文化的互动造就了今天的因特网。
技术精英文化。卡斯特认为，因特网的公开性首先取决于扎根在学术和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精英文化（第４３页）。体现在网络里的精英文化追求科学的共同目标，遵循学术传统，要求成果公开，技术的首创发现受到奖励，赢得声望。
黑客文化。卡斯特把黑客文化定义为源于自我定义创造性程序工程的计算机编程员在线合作互动网络的一套价值观和信仰（第４７页）。相比较而言，卡斯特的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黑客文化的核心代码来源于技术精英文化；三种自由（创新的自由、运用任何现有知识的自由和以任何黑客选择的方式和渠道传播知识的自由）是黑客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部分。主流的黑客文化反对破坏。它们不同于传播病毒的“害客”。它们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着加密（针对政府）和解密（针对公司）的斗争。
虚拟通讯文化。也被卡斯特称为“虚拟共产主义”文化。卡斯特认为，正是这种文化改变了因特网的社会形式、进程和用途（第５９页）。他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有三个主要标志：对内容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对平行自由通讯的尊重和奉行；对自我指导、自行组织和自我网络化的管理原则的尊重和执行。这样就把因特网锻造成为一种新的自由言论的方式和技术媒介。
企业家文化。卡斯特认为，是企业家实现了因特网从技术精英和公共生活的内圈最后传播到社会（第６１～６２页）。他指出，恰恰是企业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创造了因特网走向社会，成为新经济的形式。从事网络投资的企业家是通过技术改变世界，然后通过金融市场上的运作获得金钱和权力回报。使得远见能够转变为现实就是这一企业文化的基础。因特网企业家是双头生物——技术商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企业家，虽然他们彼此可能相互仇恨，但是却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共生关系。它首先是一种金钱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工作狂文化。它正在走上一个新的历史弯路：它从点子和商品中创造出金钱，使得资本和物质生产依赖于脑力，通过创新获得技术成功，推崇金钱。
网络与权力
１．网络与政治
卡斯特就因特网与社会政治冲突、政治代表与管理之间的互动，分析了网络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政治与网络互动的影响方面，这四个方面包括：
网络化的社会运动。网络已经成为展示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论坛，电脑空间已经变成全球性电子集会场所；各种政治力量无不利用因特网展示力量，发布公告，表明立场，招聘人员；因特网被用于政治，也改变了因特网作为一种源自科学和用于商业的商务工具与沟通工具的地位，使之成为改变社会的杠杠。
地方性网络的形成，计算机空间中民主的培育和公民参与性。一旦因特网尊重多样性文化，遵循自由与平等接入原则，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的在线网站来反映各个阶层的公民利益、关注点、价值观和声音。这就培育了民主，加大了公民参与性。
因特网在信息政治实践中的应用一直被当作深化民主的理想工具。各级政府都主要是把网络作为张贴信息的电子公告，而没有在真正的互动上下功夫。因特网不是加强了知识传播和公民参与，而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政治新闻的发布平台。然而因特网的确在新的政治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卡斯特把它称为“信息政治”。
“虚拟政治”的出现和地缘政治阶段的电脑战。在信息时代，信息安全和战略也被日益提到政治组织的议事日程上了。政府和军事设施愈益容易受到敌对黑客电脑的攻击。利用“虚拟政治”影响现实政治，权力开始以文化代码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谁控制了网络或者谁对网络具有了支配权，谁就在政治互动中取得了霸权地位。
２．网络隐私与自由的辩证法
在因特网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隐私和自由的问题。卡斯特没有忘记这个关键问题。因特网的出现，似乎由于人们先天就认为它是一种更为自由的媒介，而预示了一个新的自由时代的来临。政府确实很难控制这种无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交流，就像卡斯特所说，“自由的演说可以在整个行星任意传播，而不需要大众传媒”（第１８３页）。
很明显，这种自由的变化是以科技与制度为背景的。在科学技术方面，“自由”就是因特网的特性。在制度方面，因特网最初起源于美国的整个事实，表明在其他国家很难控制因特网，除非它不使用因特网，但是这实在是代价太大了，因为这样也就随之失去了商业机会和使用全球信息的权利。因特网无疑破坏了传统国家主权和政府控制。但因特网的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因特网上的自由的两个基础可能受到这样的挑战。例如，通过软件可以识别出通信的路线和内容。由于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保护因特网通讯的需要，导致了新的软件体系结构的发展（如ｃｏｏｋｉｅｓ网络服务器自动记录，监督和审查技术，等等），这使得控制计算机通讯成为可能。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都支持这样的监督技术的发展，急切地希望利用这些技术收回它们失去的权力（第１８５页）。
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对自由的狂热，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网络中也存在着持久的监督和控制。这种监督和控制也由于因特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隐蔽。传统的监督和福柯的“规训”与先进技术的完满结合更加刺激了监督和控制的权力欲，政府监督与控制再一次大吼着回到自由空间，很有点还乡团的味道。按照卡斯特，因特网从一个自由的空间变成了一个玻璃的房子（第１９４页）。
更为深刻的是，卡斯特指出，这种收回因特网隐私空间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主权本身。因为控制本身是在全球因特网范围内进行的，要进行有效控制与监督，各个政府和国家就需要分享在网络上的主权。第二个牺牲者是自由（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事的权利）。因为凡是参与控制的国家必须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譬如，一个政府参与了控制它领域内的儿童色情网站的合作，只有在可以拦截国内和国外通讯数据的条件下，这样做才是有效的。此外，因特网下的控制还会涉及一个国家在另一种司法下实施行为的能力问题，对于全球网络信息的分享是把集体政权强加于所有公民身上，这种约束虽然在不同国家依据其不同自由程度是有差别的，但是约束的合理标准对于所有参与监督网络的政府却是大可怀疑的。例如，在一些国家同性恋是会受到法律惩罚的，所以有性偏好的聊天室就会被关闭。这些人一旦真实身份暴露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在因特网的全球管制的新环境下还有一个对于自由更加基本的威胁，那就是通过社会规范对日常行为的影响，并且使之结构化。现在，大部分日常生活，包括工作、休闲和个人的相互影响都发生于网上，因此，我们就是生活于一种电子显微镜下半透明的状态下。福柯是对的，我们始终处于监督中，许多监督和信息记录机构一直记录着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生命的数据库——ＤＮＡ和个人特征。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控制的技术，就会开发出反控制的技术。电子邮件加密技术、免费匿名程序，特别公开源代码的战斗都削弱了控制。监督、控制和自由可能是一对孪生兄弟。卡斯特指出，重要的是谁该监督谁？他指出，公民可以利用因特网监督他们的政府，胜于政府用它监督公民。是政府而不是公民生活，应该变成一个玻璃房子，除基本的国家安全外。
网络地理与数字鸿沟
网络来临常常被认为是地理时代的终结。信息在网络里流动，但是它并非没有地理位置。但卡斯特通过认真观察与思考，指出网络存在地理，而且通过网络地理进一步解释了数字鸿沟的问题。按照卡斯特的说法，因特网的地理尺度有三个：技术地理、用户分布和因特网产物的经济地理。
因特网用户分布地理呈现着高度的不平衡性和不均匀性，而且它的快速发展是以财富、技术和权力传播而传播的，这是因特网地形学的特征。而因特网产物的经济地理分布遵循着一个高度空间集中的模式，这与信息经济的都市结构有关；与技术创新的先天环境有关；与风险资本在因特网经济的融资创新和企业文化的关键作用有关。
数字鸿沟就是一种上述结果的自然延伸。数字鸿沟就是指访问因特网的不平等。因特网使用的拥有与非拥有者之间于是必然在增加差别，而不是缩小差别。新技术成本的降低在减少这种差异，而新技术的水平组合其他因素又在其他方面限制着财富、文化和技术水平不高的人群和区域。因此，因特网的应用，有可能会扩大阶级、教育、性别和种族间的社会差异，以及全球各个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马上就会反过来加剧数字鸿沟。
总之，因特网提供了全球化的自由沟通网络，但是作为这个网络的基础部分却是有所有权的，接入因特网因此受到控制。同时，对它们的使用也受到商业、意识形态、政治利益的影响。谁拥有它和控制接入的权力，谁就成为与此发生斗争的集中点。在全球化过程中几乎任何事情都依赖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网络结构。谁能够切断它，不与它发生联系？网络使得我们星球的人们不是按照南北而是按照是否接入网络而区分开来。网络化需要我们有学习如何一生不断学习知识的能力，发现储存的信息并且重新组合，转化为我们需要的知识的能力。这是现代教育还未达到和完成的。
网络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怪物的恐惧，这转化成为一种巨大的直接针对人类生存的挑战。虽然排在首位的是基因工程，但这种生物性恐惧却是融合了微电子学以及泛感官和纳米科技的发展的。网络社会发展出了最重要的矛盾：我们过度发展的科技与我们欠缺发展的制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或许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接入网络，然而，我们生活在网络的星河之中，我们无法阻隔网络。网络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何不多读读卡斯特的书，从中多吸收一些有益的经验、知识和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