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道徒步旅行记》的译者鲍耀明，我们知道他曾和晚年的知堂老人通过信，这些信后来还被结集成书。译者序言中，鲍先生说翻译此书的理由之一是受知堂老人来信的影响。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知堂翁在给他的信中说：“……近颇有意于搞《东海道中膝栗毛》（即《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方与出版社接洽，尚未有头绪……”同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知堂翁又在信中说：“……鄙人对滑稽文学，夙有爱好，曾译色（式）亭三马著书，欲着手十返舍一九，则因出版社未许可而中止……”最终没有译成。透过书扉的介绍，我们知道鲍耀明先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曾译介许多日本小说，包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谷崎润一郎的《吃蓼草的虫子》、志贺直哉的《和解》、武者小路实笃的《真理先生》和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此外他说《东海道徒步旅行记》通篇以江户方言写成，而他出生于横滨，在东京念大学，自幼熟习这种方言，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如此说来，鲍先生以九十高龄译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还了知堂老人的一愿，这诚然是文坛佳话。
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及《浮世理发馆》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的滑稽本的代表作，知堂翁对它们的评价很高，一再撰文绍介。在《浮世风吕》中，他写道：“滑稽本起源于文化大政（一八零四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如何，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从结构说上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叙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人家对于他所给与的笑多半是有一种期待性，不算是上乘的创作，唯有把寻常人的平凡事写出来，却都变成一场小喜剧，这才更有意思，亦是更难。”
知堂翁如此称许这些滑稽本，事实上别有怀抱，在《我的杂学》一文中，他曾将狂言、川柳和滑稽本为代表的日本民间文学与中国文学作对比：“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症候，或者这是伪道学种下的病根欤”，以日本的壮健的民间文学来反衬中国的病态的文字，从中拈出“情”字作为理解日本文学的出发点，这是也毕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在《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一文中特别标举这类作品的滑稽讽刺精神，是对正统的反动，这又与他身上流氓鬼的一面相契合：“不过我有一种偏好，喜欢搞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有些正经的大作反而没有兴趣，所以日本的《古事记》虽有名，我觉得《狂言选》和那《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更有精采。”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形象地将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文学称为笑的文学，其代表形式为狂言、川柳、狂歌，以及后来的落语和滑稽小说，加藤指出这些民间文学中滑稽的表现为：谐音的俏皮话、语言的潇洒、日常风俗的滑稽、小小的心理性倒错、轻松的玩笑、时代错误的成效、偶而的无视权威、尤其无视性的禁忌，总体表现为知性的谐谑，很少接近于讽刺。这样的滑稽精神，自然也充斥于《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中。小说写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又简称为弥次和喜多）结伴离开江户，沿日本当时的主干道东海道出发，经横滨、小田原、沼津、京都、大阪等地，往伊势参拜大神宫。参拜大神宫只是个借口，小说津津乐道的是两人一路上闹出的种种滑稽怪相（比如两人在路上不断为小瘪三及土包子所骗，当然两人也做出各种不登大雅大堂的勾当，闹出种种笑话），此外，故事中间还穿插有应时的狂歌和川柳及各地风俗、奇闻、方言、小笑话、风光景物等，生动活泼，难怪为当时的江户市民所爱读。
译者又说“在滑稽可笑中劝善惩恶，嘲讽江户人物的势利和冒充行家等行径，但多数情节仅为逗笑而设”。实际上，按照加藤周一的说法，在笑的文学的世界里，《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浮世澡堂》及《浮世理发馆》相比起之前的川柳和狂歌来，事实上在笑的质量上并没添加新的要素，它们之所以成为杰作，在于它们对当时风俗的描绘。式亭三马对当时的澡堂风情的描绘，令知堂翁赞不绝口，《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则透过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一路上闹出的种种笑话，带出他们路上所碰到的风土人情之奇妙，比如在从小田原到箱根旅宿途中，弥次郎兵卫由于不知道当地旅馆的浴桶的用法，将其底板误认作上盖拿掉，结果将脚踩到了桶底烧着的铁锅而被灼伤，他吃亏之后不声张，让喜多八也和他一样吃尽苦头。此外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作者自然也不放过作弄他们的机会，让他们因不谙饮食之道而受尽苦头，却也让这些名产和当地风光一样，成为后世的名品。
《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是以江户方言写成，鲍耀明先生自幼习惯这种方言，翻译起来得心应手。更有意思的是，译者笔下不时夹杂有浓郁的港式腔调，使江户子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的言行更显得活泼鬼马，别饶意趣。例如，弥次这样劝架：“喜多啊，也差不多了，你就放过他吧！这位阿叔，首先是你得罪他的，现在强词夺理……”；盲人猿市对喜多八捉弄他愤愤难平，这样说：“那家伙当时大喇喇伏在我背上，真是可恨！”喜多饥饿了，说：“恕我不客气了，我倒想先医医肚子。”这里的“这位阿叔”“大喇喇”“医肚”等港式词汇一下子使小说的市井风情的俗泼辣的气息突显出来，以港式方言对译江户方言，非但不觉怪异，反有种天衣无缝的感觉。
《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中的两位活宝主角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一唱一和，仿如中国相声中捧哏的和逗哏的，在日本文学的传统中，这样的原型人物，使人想起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两人也可以说是江户版的《逍遥骑士》。有意思的是，当代日本最具滑稽精神的导演和编剧宫藤官九郎，曾经借用十舍返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拍出了他的当代版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也就是《真夜中的弥次和喜八》，电影的情节是这样的：
“在这部电影里，生活在距今两百多年前的江户崽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开摩托、抽大麻、听摇滚音乐，俨然穿越时空的古今中外时尚潮人。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是一对同性恋人，每日过着优哉游哉的腐败生活。喜多沉溺毒品无法自拔，令深爱他的弥次焦急不已。他带着爱人一同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希望借助神明的力量让喜多摆脱毒品的泥潭。两个有些不太着调的家伙启程，一路上接二连三遇到许多的怪人怪事……”
与其说这时宫藤官九郎对十返舍一九作品的恶搞，不如说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的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根本就是能适应任何时代的活宝。世界如此滑稽有趣，倘若他们能穿越到现在，难保他们做不出电影中的种种行径，他们的血液里，早已经充斥着无厘头后现代的DNA。在某种程度上，宫藤官九郎正是深得十返舍一九滑稽和幽默精神三昧的当代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