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忙里偷闲，看完了上次从台北带回来的《312号公路》一书。作者是英国人Rob Gifford，中文名齐福德。他从1987年开始，学习了20多年的中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曾于1999年至2005年任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北京特派记者。他耗费两年时间，沿中国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走到了终点新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视角，从细节入手记录和评述剧变中的中国，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
这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我惊讶于齐福德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和深刻理解。他对中国唐宋明清时间发生的一些相关联事件典故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而且运用的非常得体。他擅长拿历史感为今天的行走做注解和旁白，譬如回忆完林则徐其人其事后，齐写道，“这个纪念林则徐的花园，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此刻这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悼念一个勇于对抗外国人以保卫中国的人，只有一个洋人，来自使林则徐蒙受羞辱的国度，以尊敬和羞愧兼有的心情仰望她的塑像，读他路过此地所写带有哲学意味的诗词。我也在想，以现在嘉峪关周遭的水泥厂和化工厂，他有什么看法？或者对高速的网路，以及将中国人与人及与世界连接的手机，又有什么看法？”
在我看来，《312号公路》是游记，更是一本纪实类的政论书。我的第二处惊诧，是他在行走过程中，似乎总能碰到最最有意思的小人物，譬如齐福德在描写中国计划生育时，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女子，专门负责打胎，齐这个家伙，欲擒故纵，跟人家聊天，步步深入，特别问到，如果一个女人怀了二胎，而且已经8个月了，是不是还要“下手”的问题。“我们会注射，当然孩子不一定会死，生出来之后，我们有‘别的办法’…”齐当场被雷倒。
看到这里，我的心也被刺了一下。不是我少见多怪，恰恰相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事情在农村实在太常见了。我清楚记得，穿梭在我们村的，两类人最威风，一种是打狗的，且打狗方式五花八门，譬如有一种，是扒开狗的嘴，往里面灌100度滚烫的开水，只听惨叫一声，狗就倒地了。第二种是打胎的，此打胎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流产，而是根据上级指示，帮超生但还未生产的妈妈结束孩子的生命，最惨的一种正是《312号公路》里提到的，就快生了，要让它死，打了针却没死（多顽强的生命力啊），生出来后，把小孩儿放到一个盛满水的盆子中，小孩儿啼哭一声，然后就上了天堂。
多少年后，我偶尔想起狗的惨叫和新生儿的凄啼，以为那只是20多年前的事了，没想到齐福德告诉我，21世界的中国，仍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这便是我心被刺之处。刀子所到之处，皆为旧日疤痕。
齐福德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他描写中国性工作者的生活（齐给他们起名为“青春交易者”），坚持用事实说话，用细节还原，于是在一个夜晚，他去“体验”了，颇费心思，让接待她的姑娘为她敞开心扉。这种可爱的严谨、严谨的可笑，让人敬佩。几年前，我就听说离我不远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女研究生，毕业课题便是性工作者生态，于是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角色扮演，去到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面试，只为调研。那时我也在青岛读研究生，专业是国际贸易，毕业论文写的是民企跨国并购，但没去过任何一家企业调研，惭愧至极。还好今日做财经记者，把过往的遗憾能补个一二。
《312号公路》的观点我不想赘述。因为鲜有人有齐福德般的开阔视角和思维维度，盲目的援引会显得单薄却冗长。他走完了312国道，其实讲了一句话：1912年和时隔整整100年后的2012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两个节点。这句话听起来并无新意，问题是他的逻辑是与众不同的，且每一个论据鲜活、细微却掷地有声，这就够了。所以读此书我不建议倒着读，那样你会觉得作者是个高谈阔论者，谁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
《312号公路》和陈冠中的《盛世：中国2013》可以搭配着读，特别对那些热衷尝试不同文体写作的朋友来说，你会有意外发现。
我们不能把齐福德归类于一个悲观主义者，“归类”这种字眼，本来就不应与著写《312号公路》这种文体的作者扯上关系。齐福德在书的最后提到了鲁迅，提到了鲁迅1912年写的《故乡》一文。“鲁迅描写他如何在离开 20年后回到故乡，以及见到儿时玩伴时的情景与思考。他连走边想的，正是我沿着312国道旅行时所想的。是的，现在是有所不同，周遭的问题虽多，有一个理由让人抱有希望：中国人民，开始用自己微小的渐进的方式，主导自己的命运…”
“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原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312号公路》全书的最合一句话。一个老外在穿梭中国著名的312国道，两年间大量的观察采访写成了一本书，最后以中国作家鲁迅的一句话完结，真是有趣极了。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可以写出这种有份量的作品。它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观察力、思辨力，更是耐力和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