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文
关于卡萨布兰卡，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1942年拍摄、由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同名电影。但大家不一定想到，其时二战在欧洲和北非进行正酣，电影中的外景全系好莱坞斥资搭建而成，导演和编剧为了营造这部爱情谍战片所需要的神秘异域感，在电影中掺入了大量阿拉伯风格，而事实上，当年的卡萨布兰卡却是彻头彻尾的欧式殖民风格（摩洛哥王国直到1956年才获得独立）。也就是说，我们眼中的卡萨布兰卡，完全是经过美国人想象的“再想象”。
这段经由英国记者、作家塔希尔•沙阿在其游记《哈里发的神殿： 卡萨布兰卡的365天》中披露的信息，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对异域的想象，经常是由跟异域关系不大的另一地域、另一文化、另一种政治生态决定的。甚至沙阿自己来到卡萨布兰卡游览、定居、生活的初衷，也跟这座城市本身没有太多关系。在西方语境中，即使摩洛哥与欧洲处于同一经度、隔海只需渡船数小时即可达到、文化上对南欧特别是西班牙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因其特殊的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环境，而被视为“遥远的东方”，充满无限的魅力和神话。沙阿一家来到卡萨布兰卡，除了寻根，多少受到这种异域想象的吸引：“我们之所以来摩洛哥，是因为厌倦了原来的岛国文化。在那儿，我们患了偏执狂，过着不健康的生活，工作让我们疲惫不堪……（而在这里），生活被一种平静的舒适包围着。”
因而，在祛魅与复魅之间的摇摆和徘徊，成了这本游记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跟随作者的步伐，游走于这座魅力无穷的“东方”城市，一方面探索、揭开掩饰其上的神秘面纱，触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另一方面，又在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冲突中掉落探寻的线索，就如沙阿，作为自由世界的外国人，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朝前奔跑、又没有法治和民主保驾护航的国家，渐渐融入又渐渐迷失。不过，这样的迷失并非游客权且俯就的入乡随俗，而是有其建立在悉心观察基础上的深刻理解的。
比如，沙阿对这个国家的前现代特征，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种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摩洛哥世俗生活的表面下，所暗藏的来自非洲部落传统的“精灵”信仰：安宅需宰牲溅血于堂室以讨好“精灵”，祛邪务必将青蛙开膛、盐腌、风干挂于门户，中国人闻之色变的雾霾，在当地则是“巴拉卡”（真主的祝福），“可以净化整个宅子”……这些七七八八的“精灵”，在一般游客眼中，可能就是单纯的迷信，或者为异域敷以神秘色彩、因而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本。然而在沙阿看来，这些东西却是当地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核心。
对此，沙阿写道：“在西方，发生意外时我们会尽量追根溯源，找出原因……但我发现在摩洛哥，人们用非常不一样的眼光看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他们常常将其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所谓“不幸”，即是摩洛哥人因威权统治又欠缺法治根基，丧失安全感，加之教育弛懈，缺乏问责政府的意识，于是只能靠“精灵”来解决一切。他们在“精灵”身上找到慰藉，以此对抗生活的无望。但同时，“精灵”又成为他们推卸责任、自甘堕落，进而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无望的渊薮，“有了这个借口，任何责任都可以轻巧地避过，然后转嫁给别人……在他们的世界里，从砍错树到放火烧割草机，任何错误都可以忽略。”
沙阿用西方来作对比，笔者原以为他会进一步批判阿拉伯世界的落后、野蛮和愚昧。但沙阿最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在经历了水淹、漏电、鼠患、蝗灾、食物中毒，以及邮局、海关、房地局等官僚主义灾难之后，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从科学、理性在当地的付之阙如，揭示了另一端的欧洲人、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有同非洲人一样的原始性意识。这个原始性意识，在房屋装修完毕，他不顾妻女的反对，坚持宰羊驱邪时，被他捕捉到了：
“好好的一只羊就这么被杀了，只为讨好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而且这个东西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我多想告诉她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了信仰去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但究其实质也同样不明就里。”不是“不明就里”，而是有些东西难以言传——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西方发明了民主与法治，东方则发明了种种传说和仪式，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都是对幸福的追求。沙阿真切看到了在“落后、野蛮和愚昧”中，还蕴藏着人的诉求和渴望。从这一点上来看，沙阿迥异于很多浮光掠影地看了一眼异域然后闪人，回到国内又大作批判的西方游客。后者通常站在一种虚设的高度上，对眼中的异域，既缺乏了解，又没有同情，或者仅仅只有一种廉价的、或者概念上的同情。
遗憾的是，沙阿最终止步于他的发现，小心翼翼地掩上了他所撩起的神秘面纱。事实上，他在人们的诉求问题上并无多少建设性观点；他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的生存和发展之间，仍采典型的“游客心态”；他对家中那三个既滑稽又可怜的房屋管理员，从被迫接受、到怀疑、到最终理解他们，也仅仅是递个眼神、拍拍肩膀的象征性姿态而已……说到底，沙阿不是一个如V.S.奈保尔这样尖刻、敏锐的作家，后者对异域文明自觉或不自觉戴上的“面纱”，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穿和嘲讽的。沙阿来到卡萨布兰卡，是为了舒舒服服地居住、生活、写作，是为了摆脱“偏执狂”和“不健康的生活”，因而他对卡萨布兰卡的描写，以及对世态人情的刻画，终究是轻松、幽默、不乏善意，因而也是流于展现“奇情”、欠缺直抵人心的锋利和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