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情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英国著名小说家，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伍尔夫188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剑桥出身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传记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伍尔夫的代表作有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海浪》（The Waves）、《雅各布之屋》（Jacob`s Room）和散文集《普通读者》（Common Reader）等。在《伍尔夫读书笔记》中，伍尔夫也谈小说，也谈女性。
伍尔夫幼年即在父亲的熏陶下喜爱文学，博览群书，对英国文学经典的阅读堪称精细深入。她谈名著如《鲁滨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也谈不甚知名的《奥罗拉·李》、《书信集》。她不以文学史盖棺定论的评价为依据，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反复提问、认真思考、谨慎回答。她理解作品，有时并非单独通过文本本身进行深度阐释，而是结合作者生平经历交互沟通；但她又不拘泥于“知人论世”，而是在文本与真实作者的缝隙中，发现文本中的诸多不定点。
以简·奥斯丁为例，喜爱者认为她“脾气好、懂礼貌、善迎合”，厌恶者则说她“如今变得古板，成了古往今来最僵挺笔直、一丝不苟、沉默寡言的‘单身福女’”，满满的刻毒之语。两方面或许都是真实的奥斯丁，但“当我们转而阅览奥斯丁的小说时，也会在故事中跌跌绊绊地碰上同样的复杂性”。这些小说，或活泼轻快，或妙趣横生，或自由自在，或戏谑恶搞。我们不禁在阅读的过程中主动建构隐含作者的形象，她是奥斯丁本人在文本中的一个分身，仅能代表奥斯丁在某一阶段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这在不经意间美国新批评的观念暗合。
谈到当时的小说，伍尔夫批驳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观：作家要竭力表现物理现实。在伍尔夫看来，所谓客观真实不足为据，心理真实（主观真实）才是作者唯一可把握的存在。在《现代小说》这篇“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宣言中，伍尔夫认为，花费巨大力气试图“证明小说情节真实、酷似生活，不仅仅是浪费了工夫，而且是把工夫用错了地方，倒把意象的光辉弄模糊了、掩盖了。”真正的生活中，“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作者的亲身感受即可成为小说创作的基础，而非人为编织出起伏波澜的情节。
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生活，也作为一名女性写作；她是奥斯丁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女小说家，也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在她对简·奥斯丁的阅读中，可以品味到两位女作家的隔空对话。两个人都“善于洞察琐事之中的深意”，以“日复一日常规生活中的诸般小事”对抗男性作家群体的宏大叙述。她们笔下，既没有战争烽火，又没有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只有真切细腻的生存体验，幽微动人的情感世界。
在《妇女和小说》一文中，伍尔夫写道，以往，“英国的历史是男性家系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十九世纪，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妇女小说取得了不俗成就。妇女小说的成功，归功于女性个人和群体独特的审美经验。不过，“女性作者人生经验的不可不免的狭隘性”也会影响其创作的深度。但不可否认，妇女小说，在文学创作本体程度上界定了女性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但能感受到作者的个性，就像能感受狄更斯的个性那样，还会意识到女人的存在。”女性的存在，不论是物理意义上，还是心理意义上，都与男性的存在有着一定界限，“女人的价值观都可能与男人的不相同”，小说创作因而能摆脱单一价值取向，朝日益多元并存的格局迈进，呈现丰富的色彩。放诸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托妮·莫里森、多丽丝·莱辛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都是最好的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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