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爱因斯坦文集》是在大学时，是在这个《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流行的年代和环境，抱读《文集》的我，很自然的被同学称为“考古物理学派”，而我却对此不以为然。我觉得至少从形象上一头蓬乱的白发、眼神空洞、皱纹布满额头的爱因斯坦要比歪坐在轮椅上、靠两根手指支配全身的霍金要强许多。
一再阅读中，这位老人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愈发完整。从他的眼神中，我逐渐读出了忧伤、悲悯和对人类的关怀。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形成了太大的光环，以至于使人往往止步于对他的敬仰而忽略了他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忽略了认识一个伟大而高尚心灵的机会。在拜读《文集》时，我不敢过多涉猎他作品中的“科学”部分，但阅读时的激动仍常常让我掩卷沉思，被爱因斯坦对于人类整体状况的深刻洞见和深刻忧虑所打动而不能自己。
读罢《文集》，你会和我一样，发现自己眼中的爱因斯坦已不仅仅只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是一位哲人，他对生命、命运、信念、信仰的领悟远远超过其他的科学家。他重视内心的信念，认为“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而坚毅却来自内部，来自一个人的自身努力”；他认为从事具体研究的人不能忽视对“基本问题”的关注，他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他从单纯的胜利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他追问人生的意义，觉得“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对教育的认识极为深刻，认为学校“应该在青年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学校的目的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此话虽出自半个多世纪前，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远未过时。
他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时刻关注着他的时代的趋势和要求，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热切期盼和平。他在一战期间坚决反战，并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在二战前夕，他清醒的认识到与法西斯的战争不可避免，明确表示“现在我再不相信绝对的被动的和平主义是有效的了”、“当法律与人类尊严必须保卫时，我们一定要战斗。”在二战期间，他坚决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并拍卖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以支持盟军。二战结束后，他敏锐的洞悉了世界形势，站在同时代人很难企及的高度宣称“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之后更是在《告美国公民书》中呼吁限制核武器的使用，并公开反对美国制造氢弹，指出美国扩充军备是对世界和平的障碍。
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1938年，在《留给后世的话》中，他写道“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 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在不定的时间里还互相残杀”，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不满，强调科学的进步并不能掩饰制度的缺陷和人民的困苦。而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极具预见性，在1949年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提出“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可能伴随着行政人员的专制，而使个人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些观点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看法。
他身为犹太人，却对犹太人及犹太文化有着客观的思索。他严正谴责种族歧视和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深切的为犹太人的遭遇而悲痛，但同时对犹太复国主义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他所倡导的犹太复国主义更多的是针对犹太民族的精神重建，而非犹太政权国家的重建，他一直以来都在希望中东犹太民族能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在1952年接到以色列政府邀请他担任总统的请求时，他拒绝了。他深知，政坛不是自己的乐园，科学才是。
他似乎总能在纷繁的乱象中坚持单纯、朴素的真理。的确，“当一种较低的价值正在取代我们的祖先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东西时”，我们需要爱因斯坦式的坚持与单纯。时代需要更多的人的觉醒，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防止社会内部异化力量的吞噬。
他充满理性，却又称得上是一位极富感情的诗人，拥有文学家的笔触和艺术家的情感。他在居里夫人的悼念文中不吝热情的讴歌，称“她那人性中的伟大，使我的崇拜之情与日俱增。她的力量，她的意志，她的纯洁，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的客观公正，她的坚定不移的判断力——所有这些不易发现的品格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他的《圣雄甘地》全篇仅二百余字，以六个排比句一气呵成，尤其是最末一句“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让人读罢意犹未尽。而他在《自画像》一文中的名句：“我孤寂的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却甘之若饴”，更是如拜伦的诗句般经典隽永。
我深信，伟人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者，这世上再无几人。倚在槐花香气飘动的窗前，读着这本文集，似乎整个身心都充盈喜悦，那是种关于生命本身的愉悦，单纯而无限趋近本真，如同与心仪的姑娘相恋在这人间四月天——那种感觉完美得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