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加藤嘉一的时候，是在当时尚位于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我是FT中文网骨灰级读者，对于他的名字自然不会太过陌生。我依旧记得他在《第三眼》早期的许多文章。
彼时的他喜欢用《一个日本留学生眼中的×××》作为标题。那时，他的文字谦恭而温和。虽然偶露狰狞，但也无伤大雅。
那是并不太遥远的2008年。当时，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还正在畅销。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得意志满的2008年。奥运的成功正弥漫着整个国度。
刚把国门拉开一道小缝的国人，像个开始发育的半大伙子，把耳朵偷偷贴在门沿儿，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别人对他的看法。加藤嘉一来到了一个“最好”的中国。
2年以后，加藤嘉一的话语已经告别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范式。单向街的讲台上。他侃侃而谈。上至国家大事，下到国民礼仪，他似乎开始无所不知。让人忘记了他刚刚才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总是会有他的“粉丝”这样问他，“请问加藤，您对×××的作品是什么看法？”哪怕×××是他根本不认识的外星人。
这时的他也已经是许多媒体的座上宾。像2010年的韩寒，2011年的李承鹏一样。
“很多人在观察、评论某些问题时，都会习惯性听听那个日本小子说了些什么。”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但他始终是一个比我才大两岁的孩子。他真的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我在望京地下室的采访提纲上写上了这句话。
当时的我，正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我通过单向街的组织者获得了加藤嘉一的电话。虽然几乎没有任何挑战。这后来却成为了我失败透顶的报社实习生涯中，为数不多还能拿出来的经历之一。
正在青春期最后疯狂的我，特别容易被一些“成功者”的故事打动，对一种叫做奋斗的语体钟爱莫名。
作为一名“文艺青年”，我希冀用文字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开辟了许多博客，断断续续留下自己的文字，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我在北京城到处寻找关于80后的故事，寻找他们改变命运的故事。地下室的80后。小山村的80后。加藤嘉一，无非是我脑中构想的一系列故事中的一个。
学者，“日本的韩寒”，当代青年学习的榜样。加藤嘉一的一句话就可以作为一篇报道的标题。
“第三只眼为何重要？”在加藤嘉一早期的文章中，他这样问道。“我是一个日本人，但我要用中文为一个英国报纸的中文网写专栏。这似乎只有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才会发生。”加藤嘉一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结果。
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是那么自信的民族，才格外珍视外部的看法。加藤嘉一充当了外部喊话人的角色。这也是他后来一度成为“中国最出名的日本人”的巨大机遇之一。
但并不是每个外国喊话人都是那么幸运。
我做足了功课。我疯狂地翻阅加藤嘉一的所有作品；我在百度上搜索关于加藤嘉一的蛛丝马迹。我发现了加藤嘉一和当年的我一样。尽管“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信誓旦旦说他已经“红了10年”。但即使是2005年的加藤嘉一，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时候的博客大巴、新浪博客都有他零零散散发表的博文，而回复却寥寥。
当时的媒体也有关于加藤嘉一的文章。但都是浅尝辄止。我希冀找到 “80后”加藤嘉一“奋斗史”。“在这段过程中，他内心是否也有远离故土的煎熬？是否有在名利圈缠绕太久的焦躁与不安？”
但采访技艺的拙劣，还是让半吊子的万年实习生的我碰到了极为成熟与老练的对手。已经习惯了聚光灯的加藤嘉一在采访中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主动权，向我兜售他脑子里已经排练过许多遍的话语。
他希望引起我注意的话语，总是不经意地重复三到四遍，以便让我有时间将笔记记在本子上，而这些“短句”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很多媒体的标题；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日本韩寒”，觉得自己是一个温和的人，思想并非那么激进，可当我转述别人给他评价“愤青”的标签，他依然会较真的圆睁着眼睛，大声质问“这是谁说的！”。
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也始终希望从我的口中询问一些东西。“之所以与中国媒体有这么多的接触，最重要的是通过与媒体的交流，观察中国，了解中国。”他这样解释自己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这也许是他几乎每个星期写出7篇参差不齐稿件的“捷径”。
与媒体人士的频繁互动，确实也让他获得了很多中国人无法得到的“段子”。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大多数局内人应该知道的信息，反而不是局外人的墙体与禁忌。
而即使在加藤嘉一声名狼藉的两年后，我依旧被加藤桑当年的很多文章折服不已。这是他在掌握大量禁忌信息之后形成的独特视角。他对刘志军与高铁帝国的爆料分析，他对中原经济区的期待，他对愚蠢左右之争的辨析，入木三分、透彻至极。
可怜的是大部分局内人却无从获得这样的机遇。急于想听到别人看法的半大小伙子不知道，所谓的外国喊话人只是把他们原本应该得知却无法获得的信息，经过加工而成的“产品”。同样，由于局外人的特殊身份，也能让他把这些“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
加藤嘉一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成功，归结于自己先天与后天自身努力而得到的成果。于是，我们看到，“成功”之后的加藤嘉一开始频频涉足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微博上的“粉丝”数目，让他开始有一种错觉，他的任何言辞不容置疑，他的任何经历独一无二，他的任何观点是脱离了“低级趣味”，反对的意见只是曲高和寡俗人不知。
他开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能的人，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奋斗，他的成功，他的独一无二：一个为了伟大理念而抛弃“高官厚禄”奋斗的草根国际主义精英。
他开始对自己进行泛滥的修辞与神话。他津津乐道自己的“奋斗”，用绝对的语气告诉他的“粉丝”们，刻苦的他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从来不在中午休息。而事实上我在双井傍晚的咖啡厅遇到睡眼惺忪的加藤桑，他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在中国的第一次；他用信誓旦旦地语气告诉我和其他采访他的记者，自己从来不看报道他的文章，却在采访之后发短信给我，是否可以把我发表的报道邮寄到他在北大的宿舍。他抨击中国的所谓“成功学”，却不经意陷入这种成功学同样的羁绊，贪功冒进、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他是日本的“于连”，在中国上演红与黑。
活在自我营造神话的人，有时候真的以为他的神话就是他真实的本体。加藤嘉一忘记了，2003年的加藤君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2005年的加藤君辟了许多博客，断断续续留下自己的文字，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而回复寥寥。
4年之后，当年偷偷贴在门缝听别人讲话的小伙子，进入了青春的逆反期。坏的评价与好的评价通过越来越宽敞的门缝涌入进来。“他”惶恐不已、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逆反期的小伙子将床头上的《世界是平的》换成了《中国不高兴》，受助于“中国成功学”的加藤嘉一，“最好”中国终于走向了尽头。
他的神话伴随着当年的谎言像他笔下的“高铁帝国”一样，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