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不写评论文字，何况是为了尚在就读却活跃在中国媒体界的一位日本青年。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说远也远，说近也近，总之，由一位日本青年的连缀，千万里的距离也就在一二百页的纸上越过了。本书是日本青年加藤嘉一的不算严格的自传兼不算严格的政论类杂色文字，之所以说它是杂色文字，是因为他的不纯粹，一个是体裁上的不纯粹，自传兼政论两者糅合而成书，给人的感觉有些嘈杂；再则是思想上的不纯粹，因为夹杂中日两国的视点，试图探讨两国甚至是全球的问题，如作者之论“公共意识”，虽不乏振聋发聩之见，但也不免有隔靴搔痒之病，所以是不纯粹。
看完《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抛开所谓“杂色的见解”，我认为从加藤嘉一成长的本身对当代的中国青年，甚至是中国的所有读者来说，有两点是可以作为很好的借鉴的。
一、作者加藤嘉一强烈的自立意识和行为，是值得所有的中国青少年学习的；
二、作者加藤嘉一对公共事业近乎病态的强烈的关注，也是中国青少年所缺乏的，虽不必如作者之念兹在兹都是“公共意识”等着眼政治的、全球性的认识，但跳出自私的“拜金”，去有意识地关心公共事业，对社会的成长来说，是有其相当必要的。
关于第一点，从自传中可以看出，加藤嘉一不是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富有的日本家庭，而是很底层的草根的，照他的话说是一个“农民”家庭，但其实也不是纯粹的农民，他父亲办过企业，显然企业破产，使他家陷于四处躲债、穷困潦倒的境地，自然作为一家长子的加藤嘉一要经受穷困岁月给自己身心的侵蚀。作者从小就做“童工”，卖报纸，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帮衬家用的开支，处处显示出一个懂事的孩子强烈的责任意识。这印证了中国一句俗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3岁的时候，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了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送报要起早，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送到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到10点——11点才睡觉，我每天从来没有睡过六个小时以上，平均是四个半小时……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
看了这个介绍，如果事实属实的话，是相当具有励志作用的。作为中国的家长和中国的青少年，该作何感想呢？恐怕在中国很少会有哪一个少年是如此的这么早的自立的，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一天只睡四个半小时。对加藤嘉一的这段经历，我在感动和钦佩之余，多多少少却是充满着恻隐与不忍之心。
但作者强烈自立意识和行为的养成，除了对家庭的责任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始终起着关键的作用，那就是作者远大的抱负。这个抱负，在本书的《我的人生规划》这一章中有着很充分的说明。
加藤嘉一2003年从日本伊豆来到中国，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了四年书。在读书期间，他一直是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做过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又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谈判者、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日语教师等等，看他自己的归纳，他的活动繁重程度大大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我每天过得很疲倦，一年接受300次以上采访，要看300本书，每天都要跑步15公里，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同时写几本书，还有上学、教课、做科研项目、调研、主持……”
这么繁重的工作量，就是超人也未必能胜任得了，何况是一个年轻的日本青年？所以他的担心也是合乎情理的。他说：“我每天过得很疲倦。”又说：“做这么多事情，能不损害健康么？”照这样的叙述，我感觉到加藤嘉一是过度透支了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虽然意志可嘉，却并不可取，也正如他对中国的观察一样，虽然强烈地有了解的愿望，却只是浅浅的从水面上漂过，不容易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从中国传统精神的根本上来说，中国有强烈的拘谨的儒家思想，却也有着从容放任的道家意识。不论道家态度的一面，单就儒家的观念，先王是用“礼乐”治国的，也懂得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这是自诩从小接受中国儒家教育的加藤嘉一所不曾认识到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另一面。
加藤嘉一在书中凭借自己与中国社会不一样的视角，评价了中国的高校学生，特别是北大的学生，作出了有关“精英”的说法。他说：“北大学子是‘精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交企业赚几个钱。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北大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的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我们都可以承认，加藤嘉一眼中的问题是真实的，他的眼光也是锐利的，但从另一面分析，可能北大的学子们一开始未必没有这种“公共意识”，只要想一想多少社会危机的预感，北大学子都是率先起来应对，你就不能说他们没有“公共意识”，但加藤嘉一观察的结果是对的，那就是这种“公共意识”大多都被“压抑”，他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而导致“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这确实是值得中国人警醒的，自然严格意义上，这是中国青年的悲剧。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那些政论文字，在大多正面的评论中，偶尔也有些隐微的春秋笔法，对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给以批评，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看点。但我觉得这些文字还嫌弱了点，可能是因为作者在接受了六七年中国文化的浸染之后，而不得不“被”同化的缘故了。
除此之外，本书的撰写是基于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观察、目的性介于过强与过弱之间强烈情绪操作下的一个结果，虽然它不免有些浮夸的杂色的叙述和评论，但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前面的两点对我们中国青少年来说，就不仅仅是借鉴，是触动，而应当成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