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今年先後讀了兩本被美譽為“西方的《圍城》”的小說：前一本是大名鼎鼎的戴維・洛奇寫於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名鼎鼎的《小世界》，後一本則是手邊這本——把我的孤陋寡聞作為引出下面這句話的前提——不那麼大名鼎鼎的卡爾・傑拉西寫於二十年代末期的不那麼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的囚徒》。俗話說“隔行如隔山”，作為文學界前輩的洛奇自然討喜，傑拉西身為著名科學家，卻不被我輩瞭解。但是“隔行如隔山”的定律也偶有打破的時候，否則我就無從欣賞本書了。《小世界》是人文學科的一次大聚會，而《諾貝爾的囚徒》則基本上被自然科學所壟斷了，不過，對於具備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讀者而言，是不會造成任何閱讀障礙和理解困難的。
譯本的標題絕對算不上翻譯，可以說是赤裸裸的原創，不過，這原創還算合格。原題Cantor's Dilemma，Cantor即是小說主人公Prof. Cantor，他的dilemma可以歸結為一個選擇，“技”還是“德”？扯遠一點，再把這個命題弄得邪乎一點，就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單是學術圈子的小命題，而是人生和社會的一個大命題。從另外一個側面再觀摩一下，這也是一個“真”和“美”的問題，尤其在科學這種極度客觀的學科面前，“真”絕對是第一位的，成就了“真”也就成就了“美”，正如濟慈在《希臘古甕頌》所云：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Cantor獨創了一個前無古人的腫瘤生成理論，急於想用實驗證明。他年輕的博士生Stafford閉門造車，三個月之內完成了導師交給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完美地證明了Cantor的理論。但是，這個完美的實驗卻無法在哈佛的實驗室裏重複，在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諾貝爾的提名對他來說不是褒獎，卻是個煎熬。好事多磨，最後Cantor和Stafford如願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獎，其間的波折不光是實驗室裏的鬥法，更有人心的較量，到了最後，跳出一個dilemma的Cantor被渴望得到諾貝爾的哈佛教授要挾，又陷入了一個新的dilemma...
總體說來，小說裏的人物都被塑造得很正面，即使偶爾人性中黑暗的東西閃現出來，也是一種正常的、不逾矩的“非分之想”、“非分之說”、“非分之舉”。《小世界》裏面照出的教授群像，多半晦明晦暗，陰晴難定，不知道是不是由於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不同？現實中，學文科的總是背負了狡黠的惡名，理工醫科則無一例外地批量塑造著老實人的形象。不過，天天泡實驗室的可能後果是把人逼瘋，盧剛是前車之鑒，後來無數次發生的美國槍擊案也在無數次加以驗證，前幾天重溫了一下朱令的案件，順便查閱了自此以後中國發生的幾起大學鉈投毒案件，平日裏吊兒郎當的文科生不曾染指，倒是老實巴交的理科生屢屢破戒，文科生不懂化學是一個說辭，恐怕更多的是實驗室的隔絕對人性格的養成吧。
Cantor在得知由Stafford閉門完成的實驗不能重複時，沒有想方設法迂迴掩蓋，而是仔細分析原因，重做實驗。畢竟，科學不像文學，科學家眼中允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每個哈姆雷特都得拿出不一樣的證據來。科學的證據是客觀的，文學的證據是主管的；尋找客觀證據比尋找主觀證據艱苦多了，所以搞文學的人比搞科學的人要懶，此話一點不假，尤其是那些從科學的大廈裏逃出來，躲進文學的小樓成一統的傢伙，更加該打。第二次實驗Cantor親自操刀監督，依舊成功，不料有人匿名透露，Stafford可能在實驗最後階段有不明小動作。Cantor還真是一絲不苟，没有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這實驗成了算了；他也沒有心情推翻重來，畢竟一個實驗做下來要好幾個星期（真累！還是文科輕松），於是開動腦筋設計了另外一個更簡單的實驗，也能殊途同歸地對他自己的腫瘤生成理論加以佐證。美中不足的還是第一個實驗，Cantor不夠嚴謹的地方就在於，在他對第一個實驗尚且心存疑慮的情況下，他當之無愧地領取了當年的諾貝爾獎，企圖用第二個實驗的成功抹掉第一個實驗的記憶。不過，Cantor同眾多參與學術造假的叫獸們比起來，已經高大很多了，雖然他一度跨在學術造假的門檻上，他靠自己挽救了回來。像黃禹錫這樣造了假最終勇敢承認了錯誤的教授，和那些造了假還要千方百計抵賴不認帳的叫獸比起來，又好了很多了。誠實求真，不管用於追求知識還是追求女人，都是最基本的素質，沒有它一切免談。
在作者的虛構中，Cantor是幸運的，他的理論假設最後得到了實驗驗證。要是實驗給他澆了一盆冷水，他的心情該是多麼難熬。書中提到過一個案例，早年曾有人提出腫瘤賴寄生蟲以生成，并因此得到諾貝爾獎，直到幾十年後才被推翻。怪不得說科學無坦途呢，若干年前發現了一個捷徑，若干年後卻可能被宣判為一個絕境。理論是大腦思考出來的，無懈可擊地完美，就像一個人在對未來的伴侶描像的時候，總會賦予他/她最美好的品質。但是，實際生活中遇到的相知，卻往往沒那麼完美，然而在情人眼裡卻可以完全忽略，自有新的一套審美體系誕生。科學亦如此。科學界沒有絕對完美的理論，牛頓的力學伊甸園在給了世人幾百年的快樂之後，還是被愛因斯塔的相對論給打成了“低速下的近似”這個有悖完美主義者接受力的標籤。實驗比女人還要嬌弱，一個閃失就會前功盡棄，一個疏忽就會南轅北轍。實驗結果不是藝術品，不因為作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實驗數據常常與理想預期相距甚遠。有些人受不了，他們受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毒害，眼睛裏容不得沙子。實驗數據不那麼好看的，他們會自作主張給改得好看，數據線條不那麼勻稱的，他們會用藝術家的妙筆繪成美妙曲綫，數據結論不那麼樂觀的，他們會用悅目的詞藻把結果表述得跟教科書一般精確。這樣的人，做不了科學家，做科學家將就實事求是，做科學家是屈才了，做個政治家倒不錯，做政治家不講究實事求是，政治的最高理念是“美”，“美”就是“真”，科學的最高理念是“真”，“真”才是“美”。所以，政治家常常和科學家掐架，現階段社會不和諧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被和諧”，所以，爲什麽總有人說文科生取代理科生成為治國大軍是大勢所趨呢，文科生和政治家理念一致，“美”是最高標準，“美”可以創造“真”，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美學標準，也就有不同的真理標準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家聽著可樂了，政治家則是陽奉陰違，七十二變。扯遠了。當年我做實驗的時候，就看不得實驗結果跟預期出入太大，添添改改是常事，我要走了科學這條路，不造假也得出人命，想來退出時最好的出路——這也算是為我的叛逃找到的另外一個崇高的理由吧。搞科學的不能是完美主義者，否則，一天到晚面對一個個歪瓜裂棗的數據，他會活得很糾結，很痛苦。
如果說Cantor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其他人又何嘗不是？對學術生涯的選擇，就是一系列困境的開端，在學術環境優良、學術條件優厚的美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在中國這個黑漆漆的學術大染缸裏面了。家庭和學術常常不能兼顧，這對於文科生當然不成問題，但實驗室總不能辦到家裡去吧？Stafford和他的女友這樣的高智商博士組合，要不是因為兩人都在高校謀得了出路，最後是很難走到一起的。女友的女導師不過三十多歲，已經為了事業犧牲一輩子的幸福，放棄了要孩子。Cantor要不是偶遇與他志同道合的StaffordF女友的姨媽，恐怕也會繼續孤獨下去，雖然他經歷過一次不短的婚姻。師生戀現象不容迴避，Stafford女友曾經借用了她的老師兼男友的引薦，才跟隨到現在的女導師門下。相對來說，她學文學評論的女室友輕松多了，沒有多出來這些莫須有的煩惱。我是該schadenfreude呢，還是趕早自警？畢竟到了就業市場，理工科童鞋們可就“翻身農奴把歌唱”，輪到我們進退兩難天不應了。
小說中還涉及了很多具體而微的對於理工科童鞋發表論文做學問等的指導意見，連我這個外人看了都很有啓發。有些規則需要遵守，有些教訓需要吸取。還有很多涉及專業的小知識，這裏有兩個淺顯有趣的，忍不住摻和一下：有一種叫蝎蛉的昆蟲，雄性向雌性示愛需要不菲的食物做彩禮，有的雄蝎蛉會巧妙地易裝成雌性，從雄性那裡獲得彩禮後再借花獻佛轉贈給心儀的雌性——真卑鄙！還有一種叫汗蜂的昆蟲，跟男人一樣偏愛處女，他們循味撲向處女雌蜂後會分泌出性抑製劑，形成一個“化學貞操帶”，降低其他雄蜂的性趣，達到獨霸的目的。這樣的雄蝎蛉和這樣的雄汗蜂，在我們的生活中全都找得到原型。
吾薦
2009-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