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麦克菲
何伟（Peter Hessler）
作家，《纽约客》特约撰稿人
郭筝 译
1991年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三年级，选了约翰•麦克菲先生的非虚构写作课。那时我主修英语，正在上美国大学中很常见的创意写作课，而对新闻报道或非虚构写作毫无兴趣。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写小说充满浪漫想象，希望追随海明威(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康拉德(Conrad)等作家的脚步成为小说家。
但是，麦克菲的课在普林斯顿非常有名。他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开课不多：三年两次，每年一学期。每次开课都有上百人申请，但是仅招收14名学生。申请程序很简单，你提交一篇非虚构类作品，再附信说明想上这门课的缘由。过去的成绩或经历并不重要，有没有在校报的工作经历也没有影响。我申请时还从没发表过新闻报道，但入选了。
结果，这是我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一门课。这门课没有成绩，因为麦克菲不给学生打分——他认为分数对年轻作者毫无用处。对他来说，把文章写好的冲动就是足够的动力，没有必要给创造性工作划分等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评判学生的作品。每周我都要交一篇文章，他的批阅之深入细致是我前所未见的。他用铅笔做批注，字迹细小，有明显的左撇子风格；他会划掉一些单词，圈出需要调整结构的段落。在页边空白处，也有他大段的批语。要是句子写得不好，旁边会有：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你可不能用这个造出真丝袋来） 。如果哪句话里形容词和从句过多，他会指出：This could be said with several pebbles removed from the mouth.（你可以把嘴巴里的小石子吐出来再说。）
有一篇文章，我在两句话里四次提到主角名字，麦克菲点评到：“人名响得跟马蹄似的呢。不妨多用代名词。”有时他也会直截了当：“重复多得烦人。”还有的评论非常简短：“自作聪明。”
当然也不乏表扬：“就是这样”、“哇”或是“这段精彩”。
我意识到，一个人有可能写得极好同时又很糟糕。最好的作者未必最有天赋，但都知道到自己的弱点并努力改进。课到最后，我明白了非虚构写作，如同小说创作一样，既要呕心沥血，又要激扬文字。此后不到一年，我就开始发表新闻报道，再未回头——成为小说家的梦想被置之脑后。
这种转变，在麦克菲的班上发生过很多次。他教过的学生已出版了两百多本书，其中很多是像我一样从虚构转向了非虚构写作。他的学生甚至有一个专属名称——麦微子（McPhinos） 。
对很多人而言，这门课持续终生。美国的师生关系与中国不同，后者的儒家思想和教育传统赋予教师神圣色彩。但约翰•麦克菲之于我更像是中国式的老师。大学时他是我的老师，毕业后依然指导我，现在还是如此。从普林斯顿毕业后，我们仍联系紧密，有时我还去他家探望。我的事业几次遇到困难，他都给予我建议。九十年代中期，我从牛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当时非常想加入和平队去中国。这个决定听起来挺吓人的，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每个月只有120美元；在美国的话，我可以有不错的工作机会。但我觉得去中国小镇教书的挑战能帮助我成长，也有益写作。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于是去新泽西时，我找麦克菲谈了谈。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听起来就是个很好的想法。”
到中国后我仍与麦克菲保持通信。我在涪陵教英语，这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那时还显得很偏远，也没有网络。但我们互通书信，还打过几次电话。我向他讲述涪陵的生活，还有那些出色的学生，告诉他在中国的小城里生活的感觉，这里的人充满好奇、十分友善，只是有时会叫我“洋鬼子”。麦克菲也会在信中谈他的工作。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美洲西鲱的书，那是一种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鱼。他正是因这类题材而出名，总能把这些晦涩的主题写得引人入胜。他写过瑞士军队，写过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岛屿，还有新泽西州的森林。还有本书名字非常简洁——橘子，这就是主题了——整本书就讲这种水果。这本书写于46年前，如今在美国依然不断再版。
麦克菲来信说长江里有一种鱼与美洲西鲱有亲缘关系，问我能否帮他查到更多的资料。这也是他典型的行事风格：事必深究。这次，我成了他的助手。我约同事去了涪陵师专的图书馆，花了好几个小时查阅生物图书，最后终于找到了他提到的那种鱼。我复印了相关内容寄往新泽西州。几年后《元勋鱼》（The Founding Fish）出版，这是麦克菲的第29本书。
1998年1月，离我离开涪陵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爱上了这里的生活，无法想象还要离开；我感到中国将成为自己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一次不知该何去何从。我给约翰•麦克菲写信寻求建议，他给我回了一封千字长信，最后他写到：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
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这本书已经在你脑中，呼之欲出……带你的读者认识涪陵，认识中国，认识长江，知道什么是洋鬼子……
在涪陵这个质朴的小城，这个我与外界几乎隔绝了两年的地方，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收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还能写本关于涪陵的书。谁会关心一个中国内地默默无闻的小城？怎么会有人想了解我那些学生，那些贫困的四川农家子弟？像我这样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怎么能写书呢？但有了老师的建议，写书突然显得顺理成章。涪陵并非无足轻重；我的学生也很重要；而我正是能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如果约翰•麦克菲可以为橘子和鱼写书，那我也可以写写世界上最雄伟的大河旁这座迷人的小城！不出一个星期，我就开始构思这本书，梳理自己的日记，设计篇章结构。在涪陵剩下的日子里，我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然后返回密苏里州的父母家开始写作。完成草稿用了四个月时间，将近15年过去了，在美国、英国甚至中国，还有人在读这本书。如果没有约翰•麦克菲的鼓励，就不会有《江城》（River Town）。
* * *
麦克菲的很多学生都有类似的经历。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远不只这门非虚构写作课程。回顾这半个世纪的美国文学史，也许我们会发现最突出也最具活力的就是记叙性非虚构作品。早在1970年代，人们就察觉到这一领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1973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出版了选集《新新闻》（The New Journalism），向美国杰出的非虚构作家致敬。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琼•狄迪恩（Joan Didion）、 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作品均在其列。沃尔夫选集中只选了很少数的作品，事实上，这种体裁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20世纪40、50和60年代，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等伟大的开拓者已有重要作品发表。一些美国杂志也以关注非虚构作品知名，特别是《纽约客》。
但这种体裁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名称。一些人称之为“记叙性非虚构作品”“创意非虚构作品”“文学类非虚构作品”或是“长篇新闻报道”。“非虚构”以否定的形式下定义，本身就是个奇怪的词。我曾为《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采访麦克菲，问他想怎么称呼这类作品。他说：“我更愿意叫它事实性写作，其他叫法都有不足。‘虚构’也不例外，这是个奇怪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拉丁词根是facere，只是表明‘写了’或‘要写’的意思……说到底，‘非虚构’就像说‘非西柚早餐’。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早餐吃的不是西柚；并不能让你更了解这顿早餐。”
他想强调的是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几十年来——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类作品在美国愈加受人重视。原因何在？你可能会想到美国实用主义盛行、美国人强调真相，或是社会体制重视新闻业。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美国是个大国，读者众多，能支撑得起《纽约客》这样周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杂志。但在英国、在欧洲，这就不可能，因为欧洲国家一般较小，市场因语言隔阂而分散。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没有杂志能与《纽约客》相提并论。那里也有很多了不起的记者，但他们无法像在美国发展得那么集中。
在美国记叙性非虚构作家这个群体中，约翰•麦克菲尤为突出。他的影响十分显著——几乎所有真正的美国非虚构作家都会告诉你，他们读过麦克菲的作品而且从中受益。《新新闻》收录的是那些关注流行话题、更为闪耀的作家，麦克菲不在其列。他的力量恰在于平静而不张扬的坚持。自1965年第一本书面世以来，他一直笔耕不辍，一个又一个作品，一本又一本书，目前已有31本。这些书大多篇幅不长、精雕细琢、题材独特、不落俗套。
他的作品以结构严谨著称，几代年轻作家都学习过他谋篇布局的方法。他对工匠和不寻常的人情有独钟。《树皮独木舟生存记》（The Survival of the Bark Canoe）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才华横溢但处境艰难的缅因州匠人，他像几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一样手工造船。此外，麦克菲还写过原子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几部关于运动员的作品也非常棒：篮球运动员、政治人物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网球冠军、热心民权运动的亚瑟•阿什（Arthur Ashe）。他的一本地质学杰作获得了普利策奖，其他很多重要作品都是环境保护和自然方面的。
很少有图书馆会把麦克菲的书集中在一处，因为作品跨度极大，读者常常会惊讶于他的兴趣之广泛。但他说这都是顺其自然而来。我为《巴黎评论》采访他时，他说：“如果把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列一个目录，会发现超过90%的题材都与我的少年时代有关。我写过三种运动，都是高中时参加过的。很多环境、自然方面的书，则源自佛蒙特州的基威丁露营地。我在那里度过了13个夏天，开始是露营，后来做指导老师。整个夏天，我都坐着独木舟或是背包旅行，呆在森林里，睡在地上。”
鉴于麦克菲对环境有极大的热忱，《控制自然》成为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再合适不过。这本书于1989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但到今天仍未过时——相反，随着时势变迁，它与我们的关系愈加密切。书中有一章描写了新奥尔良，这个地区有大半已经在海平面以下，因系列防洪工程得以幸存，麦克菲在书里记录了他与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谈话，他们警告说将有一场大灾难——一场暴风雨最终会横扫新奥尔良，摧毁堤坝。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使预言成真。在那场灾难中，很多人提到了麦克菲的书，人们至今依然认真地阅读着。
中国，当然也是一个有很多大坝和工程项目的国家。与麦克菲通信讨论鱼和涪陵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控制自然》和三峡大坝。我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挑战与美国相似——两个国家都有巨大的资源需求，都雄心勃勃地要控制自然，而且颇为自信。很难说这种做法是否可持续。麦克菲细致地描述了人与自然发生冲突的情形，中国读者也会像美国读者一样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更希望中国作家能像美国作家一样，从麦克菲详尽的研究、严谨的结构和优雅的措辞中得到启示。过去几年里，我察觉到中国人也开始关注记叙性非虚构作品。每次与中国的记者、作家交流，他们的问题都让我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正在非常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专业。当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都给作家带来重重困难，但也有一些益处。如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中国一样让人着迷，这里绝对不缺乏写作素材。而且，中国也有美国那样巨大的市场：大量有文化素养的读者。我希望，中国这一代记叙性非虚构作家能写出好的作品，帮助读者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家。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约翰•麦克菲的作品译到中国来。这是第一本，还有30本待出，而且他还在继续写作。82岁高龄的麦克菲依然在普林斯顿任教。我离开他的课堂已有20多年，但那段经历仍然影响着我的写作生涯。于我而言，他一直是我中国式的老师。很荣幸能向中国读者介绍约翰•麦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