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豫/文
随着二战战败，日本国民的精神世界在二十世纪中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美国人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出版，进一步推动日本学界用西方理论研究民族性，河合隼雄的这本《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此君著述极丰，学术渊源始自荣格心理学派（此派最擅长分析民族传说中蕴含的集体潜意识），是日本第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众多看似毫不相干的民间故事，在河合隼雄手中经过细致的剖析，绘就成一组展现日本人独特精神结构的精彩图画。
很多民族民间故事中都有“禁忌房子”的主题。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做客某处，主人允许随意参观，唯独不让打开某间屋子。然而禁忌的提出已经提醒读者，禁忌最终要被打破，情节也由此展开。日本文化中典型的禁忌房子故事是《黄莺之家》。故事讲述一位年轻樵夫在一片荒野森林中发现一座从未见过的豪宅。他在这座豪宅里遇到一位美貌的女子，该女子恰好要外出，便请樵夫帮忙看家。临走之前特别叮嘱，千万不要去看后院的房子。女子走后，樵夫按捺不住好奇心，走进禁忌房子，看到许多豪华的房间，当他进入第七个房间时，拿起屋里摆放的三只鸟蛋观看却失手打破。女子归来见此情景，化身黄莺，悲切地呜咽道：“我可怜的女儿啊……”便展翅离去。最后豪宅消失，樵夫呆立在空无一物的荒野中。
河合发现，西方故事中，提出禁忌者一般是男性，而违反禁忌者是女性；打开禁忌房子一般会看到可怕的秘密，随之而来的是破坏禁忌者要受到惩罚，接着很可能出现英雄救美情节，最后以浪漫的婚礼收场。而日本故事中，提出禁忌者为女性，违反禁忌者则是男性，禁忌房子里常常是一幅美丽的景象，接着女性因羞耻或伤心而消失，男性回到故事发生之前的状态，结尾是黄粱一梦的虚无和惆怅。为什么日本故事强烈回避结婚的大结局？为什么立下禁忌者和破坏禁忌者的性别和西方恰好相反？结尾消失的女性后来怎样了？河合指出，日本的民间故事很少有英雄救美或者打斗情节，同时却有强烈规避婚姻结局的倾向。许多故事的结局又回到了故事开头的状态，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样的空无主题和日本浓厚的禅宗思想颇有映照。而故事中女子私密空间被入侵最后含恨隐去的结局，又诠释了日本主流文化中“羞恨”和“怜悯”的美学因素。
另一类颇为有趣的是“异类妻子”的故事，其中的典型是《鹤妻》。一男子和年迈老母同住，生活贫穷。一次，男子去街市买棉被，途遇猎人用网缚了一只鹤。男子用买棉被的钱救下这只鹤将其放生。不久，一位绝世美女来到男子家中主动嫁与男子为妻。几日后，妻子说要在衣橱里待三天三夜，让男子不要打开衣橱观看。三日后，妻子从衣橱里出来，手拿一匹布，让男子拿去高价卖出。男子把布卖给领主，领主十分喜欢，说要再买一匹。男子犹豫之后只得答应。他回到家告诉妻子，妻子说这次得在衣橱里待一个星期，并叮嘱男子千万不要偷看。时限将至，男子十分担心，忍不住打开衣橱，看到一只几乎没有羽毛的鹤，正叼着自己的羽毛织布。布已织好，报恩的鹤却因为真身已被男子所见，只得离开。男子思念鹤妻，历经艰辛来到鹤国，发现报恩的鹤正是鹤王。男子受到热情招待后独自返回。
鹤妻的故事让人想起中国各地广为流传的《田螺姑娘》传说。对应的西方故事中也多涉及“异类伴侣”，如我们熟知的《美女与野兽》、《青蛙王子》等。河合发现，西方的此类故事中，往往是人变成异类，最后以变回人形、和异性结婚为大结局。日本故事则常常是异类变成人形，最后由于身份被识破而回到原来的世界。最为有趣的事，在西方故事，乃至中国传说中，若是思念异类妻子并前往寻找，不太可能找到之后得到一个“独自返回”的结局。河合将民间故事中人与异类的婚恋关系看做该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投射。有些文化中的异类婚姻并不存在“变身”的情节，即认为人类可以与动物结婚，而其他区分人与异类的文化则有各种变体：日本文化最初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体，但在某一时刻却认定二者不同，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切断人与自然的联系，但通过发现自身中存在的“自然”（人类化身为动物），与自然恢复关系。同时，在河合看来，《鹤妻》故事中男子由于欲望的加深而不安于等待、破坏约定的情节，正与日本男子的心理特点相契合：穷小子时期会为女性奉献自己的一切，结婚有钱之后，就把妻子的奉献看做是理所当然的。
河合隼雄分析的另外几类故事和传说，也主要以女性为主角。去年曾同列三联文化生活译丛的《百变小红帽》中有一个观点：神话向来都是以男人为重心的，比如阿喀琉斯，比如齐格弗里德，比如贝奥武甫；而最受欢迎的童话却一定是女子的故事，如《白雪公主》、《灰姑娘》、《海的女儿》等等。反观东瀛，女性在日本民族精神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而多样的角色。河合虽然只是偶尔将他的论证结果和日本民族的具体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但读者从中也不难得到答案：为何日本文化时时带着阴柔、阴森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