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青春期没有过一点叛逆的念头，尤其是在高压的教育体制下，不想学习、只想恋爱，和家长、老师对着干，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一个女生有了这样的行为，就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成为了精神病院中的一员。
美国作家苏珊娜•凯森的《冰箱里的灯》一书是对25年前自己在麦克林恩精神病院为期18个月的治疗经历的回顾与反思。1967年，18岁的苏珊娜正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她对上大学兴味索然，感兴趣的只有恋爱和写作。在他人怀疑和嫌弃的目光中，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吞下50片阿司匹林后，被一个只会面了15分钟的医生送入那间很多名人都待过的精神病院。
反观过去，苏珊娜剖析了彼时自己的精神世界，自杀的导火索仅仅是因为不想写一篇美国历史的论文，她想杀死的是意识中自我怀疑的那一部分，脑中的争论令人过分辛苦，也许唯有一死方可摆脱。自己的喜好、人生方向没人乐于倾听、理解，即便是最亲近的父母和以治疗为名的医生，他们将她视为异类，却不去探究为何如此。于是，各种过激行为便成了发泄并与人们对抗的唯一选择。这究竟是潜意识中的有意行为，却被误认为病人成疯成魔的证据呢，还是病人本身真的存在严重的精神疾病？苏珊娜的情况更倾向于前者。当然，院中每个小伙伴的病症都不同，苏珊娜只是将她们的日常生活真实地呈现出来，而心底并不十分认可医院对她们每个人的诊断结论。
麦克林恩收费昂贵，但用当下的眼光看来，治疗方法并没那么科学。长期承受被苏珊娜嗤之以鼻的5分钟一次的查房本身就会令一个正常人陷入疯狂状态。医生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太多建设性的意义。伴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当时的手段：《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描述在苏珊娜眼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病与无病的界限如此模糊。看到她对那段岁月如此清晰完整的记录，足以说明她当时并没有毁灭性的精神问题。感知比别人强烈，思维不停摇摆，而正是这种敏感的特质令她成为了一名作家，记录下那段断档的青春。
那个时代年轻人的行为模式被约定俗成的观念绑架，被丢进精神病院作为对他们反叛的一种纠正，是多么粗暴的解决办法。但这似乎又不应被完全否定，院方也的确提供了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使需要帮助的人暂时远离社会中的困扰源，有空间恢复思考，与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共同生活、交流，也是积极的一面。
这是一本视角相当独特的书，可以以此了解精神病人略显神秘的精神状态、脑中会经受怎样的风暴侵袭；同时也告诉人们不要因为普通的烦恼或不认同感就轻易自我否定，每个人都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为之努力的权利，这种逐渐开放的包容性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