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情
谈及精神病院，现代社会的我们，或许并不太过反感。不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精神病院，其具体情形，想必会使人大跌眼镜。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精神病与疯癫近乎等同，而疯癫，则意味着与“正常”对立；一旦被目为疯癫，个体即变成不可接近、急需疏离控制的存在。殊不知，疯癫，其实是一个发明出来的概念，尽管围绕着疯癫，历史上曾形成了道德模型、生理模型及病理模型等解释理论。
1967年4月27日，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无太多不同。可于苏珊娜·凯森（Susanna Kaysen），她的生活，此前此后将分道扬镳、大相径庭，至少是一两年之内。这一天，她和一位精神科医生进行了一次面谈，旋即被送到往在当地有着显著名气的麦克林恩精神病院进行康复治疗。该精神病院曾收住有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歌手詹姆斯·泰勒和音乐家雷·查尔斯等社会名流。此后的十八个月时间里，凯森都生活在这一“平行世界”，与其他女性朋友莉萨、乔治娜等人一起，等待治疗与救赎。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麦克林恩精神病院也不例外。从病房内部等级设置到家属探望制度，从康复医生的选择到病患之间的沟通交流，无一不被严格监管。来到精神病院不久，凯森觉得，“在平行世界中，我们熟悉的物理法则是无效的，”空间受限，时间对个体来说，也不再具有意义，“它可能循环，可能倒流，可能毫不连贯地从此时跳跃到彼时”。平行世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隐形的”。生活像静止的水面，没有一丝波澜与惊涛。
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家精神病院？凯森曾不止一次地追问。猜测多于答案，疑问时隐时现。精神病院里，有人企图自焚，有人策划逃跑，有人被动地接受一切所谓治疗，服用无尽药物，被电流贯穿身体，被隔离以减少危害。原本以帮助患者寻找身心自由、回归正常生活的场地，最终意外地成为禁锢精神与思想的工具。精神病院，毋宁是相关人员从中牟利的一个手段，恰如钱锺书先生所言，“非你吃药，他不能吃饭。”除此之外，希冀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其他病友不同，凯森被诊断为人格障碍，而非反社会、抑郁症、躁狂症、歇斯底里症患者。不久前，在考大学的压力下，凯森吞下了五十片安眠药，以“一种近乎隐喻的迂回方法”，果断结束自己的生命，清理掉自我性格中的某个部分，也关停对现实世界的一味抵抗状态。尽管精神病院里的很多事情超乎想象，但对凯森来说，这段时间是返归自我的一个不错机遇。不理想甚至恶劣的环境中，她通过自我疗伤、自我解答疑问，终于获得了心灵慰藉与救赎。同时，她表达了自己对精神病院存在合法性的质疑。在她看来，正常与非正常（疯癫）之间，并无明确界限，也无法制定标准；至于一系列精神疾病，多数现代人，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现。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自我就像冰箱里的灯，平时熄灭着，需要你自己去打开冰箱的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体本质上“都是一座孤岛”，需要找寻存在的方向、意义和生活的目标。《冰箱里的灯》（Girl,Interrupted）是曾经的精神病患者的自白书。但是，阅读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并非急需收获关于精神病患的内心研究，而是体味一个人在生命暂时停摆时的努力挣扎，以及憧憬一份美好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完全否定这个世界固然容易，但肯定这个世界并寻求改变自身，则困难得多；但过程有时来得比结果更为重要，敢于尝试时，你已经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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