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冰箱里的灯》这本书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我断断续续的读着，偶尔会想起很多年前在某所精神病院见习那一个月的见闻，偶尔会想起《飞越疯人院》和《美丽心灵》。作者苏珊娜·凯森的经历和我所看到过的有几分相似，却又是那么不同。
坦白说，这本书一开始并不那么吸引我，因为我看书之前假定，我会看到像《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那样不同寻常的思考，想象和逻辑，我作为看客，等着看一出充满奇幻色彩的戏，甚至，我还试图用我仅存的一些对心理学，对精神病学的印象去分析她，理解她，比如，这是她的防御机制，那是她开始思维奔逸……直到我看到她怀疑自己不是真实存在的，而试图确认皮肤下面是有骨头的；看到她为自己丢失了一段时间而焦虑，又是那么努力地想要找回这段时间；看到她在地下隧道有感而欣喜地告诉她的精神分析师她的感悟……我开始逐渐看到了她，那个她的存在和她的感受是那样的真实，她又是那样努力地试图去应对她所经历的一切，我开始关心她，关心她的命运。当我看到对她的诊断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时，我为她捏了一把汗，因为我印象中这个障碍的预后并不好。所以后来我看到她的病例被写上了“痊愈”二字，这真让我为她高兴，我希望她能重新回到现实的生活中，能够面对生活的痛苦，也能享受生活的快乐。
当我读到凯森开始重返社会时遇到的情况时，我问自己，如果是我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遇到她我会怎样呢？我发现，我不会担心我会疯掉，我担心的是，某一天看起来很正常的她会毫无征兆地伤害我，这多少会让我在和她相处中有种隐约的恐慌。但实际上，精神疾病是有很多分型的，对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也是一版一版地更新着，正如凯森所说，有些病不再是病，有些病仍然是。有些病人会攻击他人，有些则不会。而我们的社会对精神疾病和经历精神疾病后康复的人群没有足够的的认识。但好在，我们已经不会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把精神病人视作恶魔的化身或异教徒而烧死。我相信，时代在变化，每个人都会逐渐获得他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空间。
看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时，我一直有个疑问：她为何会这样？书的后面章节给了我一些线索去理解这个问题。我发现，她当时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动荡喧嚣，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旧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不断受到挑战。当时的美国，正在慢慢走向多元化的时代。有很多人和她一样不愿生活在那样价值单一的社会现实中。凯森的这段描述非常生动——“我的自我认知并没有不稳定，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非常了解。我知道自己跟现行的教育体制和社会难以相处。但是我的父母和老师不愿承认我的自我认知。自从现实状况与他们需要和希望的状况发生偏差之后，他们对我的认知就变得不稳定了。他们并不在意我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诸多限制，而事实是真的很受限制。”我想，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来是都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每个人都在试图为自己找个出路。不同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发起了女权运动去为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空间，一些人以嬉皮士的方式去挑战传统，而另一些人“疯了”。借用《宝瓶同谋》的观点，那个时代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共谋了那个时代的变化，与时代变化而言，每个人都是同谋，不管他们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方式，他们都在震荡着他们周遭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