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智者的智慧到了尽头，他们就应该去倾听儿童的思想。
——《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第四场，第八幕
许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儿童道德发展方面的著作，因为学术界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认识主要是来自皮亚杰、科尔伯格和艾森伯格的研究，这些理论揭示了儿童道德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道德由自律向他律发展的规律，但无法解答我的问题：古罗马人认为儿童的“心灵深处没有恶的污点”，但跟孩子打交道的成人恐怕不会这么认为，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损人利己是由思维自我中心化导致的，然而等他们的思维发展以后，“恶”就会自动去除吗？抢夺、破坏、撒谎、攻击……面对这些，严令禁止、重述规则、让孩子道歉有用吗？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可以借鉴的做法有许多种，但哪一种是对的？心理学依据在哪里？
直到看到河合准雄的这本《孩子与恶》，我才恍然大悟：能用经验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找寻实证研究的根据？河合准雄在开篇写道：
什么是恶？
“现在日本的父母们非常热衷于孩子的教育，这本身不是坏事。但大家好像总是用心良苦地想制造“好孩子”、“乖孩子”，为了这个目的，不遗余力地要排除一切“恶”。以为只要根绝了“恶”，就万事大吉。基于这种过于单纯的想法，犯了多少过失还浑然不觉。这种过失的牺牲品，永远是孩子。我们这些临床心理师们，有比常人多得多的机会见到这样的孩子。”
之后，他从对十位杰出人物的访谈出发，探寻他们是如何成长为有创建性的人物的，这说明本书是一本“质化研究”著作，只对问题进行纵向、深入的剖析，不进行普遍性的实证研究，也不会提供任何数据，数据迷们恐怕要失望了，但作者的行文简洁流畅、深入实践，引人继续往下读。作者写道：（这十位杰出人物）与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在印象不同，这些人纷纷否定自己曾是个“乖孩子”、“好孩子”，反而诉说自己童年时代的很多“恶行”：逃学、反抗、偷窃，这些人的身上不折不扣地存在着“恶”，
而倘若究一下“恶”的词源，就会发现不但不存在“恶的哲学”，心理学中也没有明确的关于恶的解释。
“笔者寡闻，到现在没有见识过 《恶的心理学》，这很出人意料。但是琢磨一下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也好像挺顺理成章。到了近代，心理学采用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来构筑学问体系，更倾向于把善恶这种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从研究的对象中剔除出去“恶”从一开始就不在讨论的范畴内。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现“恶的心理学，而临床心理学，不得不面对人的主观世界。这是一门进了20世纪以后才发展的学科，也是我主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恶，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就此，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回想一下小时候，有时在被父母训斥之前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做了坏事。后来再看着孩子们，也是这样。小孩子长到三岁左右，已经自己能感觉到做错事了。还会看到，孩子明知是错事，却故意去做，或者，动点小脑筋，想遮掩自己做的坏事。”作者又举小学生一年级生写的诗为例，“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已经对自己的恶”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自责的念头也很清晰。因为“恶”，孩子自己伤心，妈妈伤心发火。但在经历这件事后，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更加紧密。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就先承认世界上是存在恶的，然后再思考人的心灵是如何活动的，从这里会产生什么，我觉得反倒更容易些。”
这样干净利落地行文，等于说，“让我们把那些知识统统抛开，就畅快地谈一下我们关心的事情吧。”真是潇洒之至。
下面，作者用“破坏力”界定了“恶”：
“为了维持群体，必定需要一定的规约，违反了规约，就是恶。看上去很是单纯，破坏规约就意味着打乱群体秩序，危害群体的存续，只能是恶。那么，知道了恶是什么，人们是不是就不去做坏事了呢？事情又没这么单纯。这正是人的不可思议之处，明知不可行，偏要去行。”
同时指出了“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破坏秩序，明知对自己无益反而有害，可还是忍不住要去做。这一点，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没多大区别。面对现实中的这种状况，我们就不得不仔细思考一下“恶的诱惑”、“恶的魅力”。原因我们随后再谈，首先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心灵”具有破坏性，具有恶的倾向。
我们如何理解“恶”？
接下来作者论述了“恶的二义性”：在破坏的背后隐藏着创造的需要、自立的需要，反应了儿童内在的心理需求和认识世界的需要。
首先来说创造的需要，“任何创造的背后都混杂着破坏性。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形成了应该有的秩序，在既存的秩序当中想创造出些什么，必定要破坏掉某种旧事物。当然，单纯破坏是没什么意义的。”恶，作为善的对立面，是我们刻意避免展现给孩子的，而这，恰恰增添了它的神秘感，儿童的好奇心不会对它却步，它引诱儿童进去一探究竟。
其次，当儿童真的用偷窃、撒谎、破坏来实施了“恶”时，他完成了一个不被允许的行为，他就体会到了隐秘的快感，这种快感叫做“自立”，“为了成为自己，必须破坏掉之前支撑着自己的支柱。这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过程。搞不好，不仅是支柱，连自己也彻底被毁了，或者给家里人、外人带来深刻的伤痛。”（p43）
再次，儿童会用自己的“恶”，告诉我们他需要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崇尚和平的妈妈的孩子，会用偷玩具枪的方式告诉妈妈他需要一些攻击性的活动；一个有着非常严厉的母亲的孩子，会用偷文具的方式告诉妈妈她需要一些温和的关怀。可以说，孩子“偷”的不仅仅是物品，更是无法被满足的一些心理需要。倘若能及时解读这些需要，孩子的“恶”就会消失。
作者说，“要想成长为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小的时候反倒要玩一些杀啊、砍啊的游戏，捏死些虫子什么的。通过这些，才能实际感受到和平是什么，杀戮是什么。这些经验，都是必要的。”P58
丰子恺先生在《忆儿时》中写道三件不能忘却的事：一是养蚕，将蚕宝宝铺在厅里地面上，“我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二是和父亲一起吃蟹，三是钓鱼。“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都是杀生取乐，都是我永远忏悔。”丰子恺先生信佛，永不再做杀戮之事，而童年的这些经历使他明白了生与死的差别。而倘若我们从一开始就禁绝了儿童做这种事的机会，他们能成为天生的和平主义者吗？
可以说，人是自带野性的生物，童年就是通过运动和游戏不断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通过各式各样的尝试知道每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这是孩子最主要的学习方式。这些尝试有时会带来相当危险的结果，这就是作者所谓“个人无论如何掩饰也否定不了的、绝对的恶，根源性的恶”，童年时，我和表姐玩弹簧式的臂力器，我不知为何突然不高兴，一松手，臂力器弹向表姐，巨大的金属弹簧打在她脸上，她疼得哇哇哭，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使坏”了。通过这些“恶”，儿童认识了自己和他人，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做恶事了。
如何对待儿童的“恶”？
作者提醒我们：“单纯地排斥恶，会招来更大的恶。”P34
以谎言为例，有些绝不允许孩子撒谎的妈妈，一遇到孩子撒谎，就不依不饶地折磨孩子好几个小时。“只是这样严厉地态度，不晓得把多少有希望的孩子搞得前途暗淡。”
“现代也有些母亲们在“把恶相对化”、“要理解孩子”的借口下，放过了孩子们的谎言。这也是—种令人头疼的现象。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孩子就会被养成一个没骨头的人，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但是一面是绝不许撒谎，一面是要对不撒谎就没法活的人产生共鸣，谁能同时做到这截然不同的两面呢？太难了。这样，在田边这样的大家族里边，不知不觉地，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角色，分担着 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做起来就容易一些。现代，过于强调了大家族不好的一面，家庭变得越来越小，现代的家长们就要承担比以前的父母更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做好田边的妈妈（斥责）和曾祖母（同情）两个人做的事情。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认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变成小家庭以后，家长的课题肯定会更加复杂、艰难。世上不可能都是好事情。”P88
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教育方式？！要同时认识到一件事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这就是“恶的二义性”，应对这种二义性的，我们也要传达给孩子两个信息：第一，你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不可以再出现；第二，我理解你的想法和愿望。这是不是很有难度？首先要去除掉自己对善的偏执，和对“好孩子”的渴望。正如作者所言：
“我到底想说什么？真是找不到一个非常贴切的表达方式，肯定不是要鼓励或者默认这些恶行，但因为反对就去粗暴地限制孩子们的自由、支配孩子们所有的行动就会走向另一个危险的极端。无端地破坏了孩子们固有的世界，遗患无穷，孩子们有孩子们自己的方式互相碰撞，互相切磋、琢磨，要切实地尊重孩子们的世界，又要给孩子们指出明确的严格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可能是大人们应该起的作用吧。”
“我们一再强调，理解孩子们所做的“恶”不意味着纵容或者姑息这种“恶”。理解和严格好像不可两立，其实，对孩子的理解越深，越应该能认识到严格、严厉的必要性。对孩子加深理解，严格就不会流于形式。没有理解作为后盾的严厉，都是色厉内荏的。”
是你教会孩子“恶”吗？
作者用“强加的善意”来指代包围着儿童的恶。
“总的来说，日本的教师、家长都过于性急，上来就想教会孩子，或者不停地指导，缺乏耐心等待孩子自发的成长。这跟我们一直讨论的内容也有关系，换一种形象些的说法就是，当孩子的内心开始出现了“恶”的萌芽时，大人们在等待观察“这个芽会怎么发展、会有什么样的过程”之前就伸手把芽儿给掐掉了。大人的这种“善意”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这种善意的力量，来自我们内心的不安，这种忧虑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们就被“不这样就会那样”给绑架了。
“作为本书的结尾，我想说的是，面对恶，如果大人的忍耐力更强一些，孩子就会活得更加生气勃勃，能够跟大人们起品尝情感丰富的人生。”
“心里拒绝恶的同时，大人、孩子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逃避不了的存在。这样才能体验到心灵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能体验到由恶向善转化的过程。”
作者提到了一个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同时也是今日中国之写照的现象：在引进西方文化时，一些先进的家长，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信条，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条同传统文化是冲突的，在一个孩子身上企图统一两种对立的教育风格，用作者的话来说：“鹤见（鹤见俊辅，日本哲学家）的妈妈，就是同时背负着孔夫子和耶稣来教育孩子的，鹤见少年想要对抗这么强大的力量，只剩下撒谎—条路了。耶稣基督和孔老夫子一起上的话，人间关系就断裂了。这个过程中的严厉、严格，对孩子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事情了。
有人说这本书仅是在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正如我始终执着于寻找数据支持，我的一位朋友说，“所谓研究无非就是告诉你哪些因素可能是重要的，至于权重如何、如何实现，完全是个人定制”。
正如作者在讲述校园里愈发频繁和恶劣的欺凌事件背后的原因时所说：
富裕起来以后，日本人拥有了以前从没有过的方便和舒适，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为了维持这种状况，需要持续努力地工作，心思都花在了怎么挣钱上，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甚至很难悠闲地跟家里人一起吃吃饭。其次为了息事宁人经常会用金钱去解决需要花心思对待的问题。比如说，老是没有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聊天啊、玩啊，为了弥补这些亏欠，给孩子买很多不必要的零食、玩具等。等或者给孩子买一些很贵重的东西。从表面来看这种状况好像是爱孩子爱得过分了―样，其实孩子根本没有感受到爱还有人说不要太娇惯孩子，其实既没有“娇”更没有“爱”，只不过用物质把孩子埋起来而已。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淡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不管是欺负人还是被人欺负，都缺少一种跟其他人之间的“心灵的连接”。“心灵的连接”能够成为救命的绳索，把人从困境中拉出来。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心灵的连接”即使做出了欺负人的行为，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相应的心理活动，告诉自己该停下来了。被人欺负了，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也会依靠“心灵的连接”去寻求帮助。当然，每一个事例都有它的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但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淡薄的问题。在需要对孩子花心思的时候，图省事儿简单地用钱打发他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
心理咨询师不会告诉你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看了他的提醒，你是否有所感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