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即“合乎理性的人”，又称“经济人”，理性人概念的形成与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是理性主义与经济学的产物，亚当·斯密发展了理性人的观点，赋予理性人两个特质：自利，理性。理性人的概念在博弈论中也颇为重要，博弈论的大前提就是一定要把参与者或者群体定位为理性人，否则博弈无法展开，他们的好恶、信念就变得不可预测和分析。
西方经济学中假设的理性人是这么一个概念：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更大的效用、利润或社会效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不过真的是这样吗？现实中的我们能够理性到为自己获取最大效用吗？为什么我们的决策和判断中会有那么多非理性的偏见呢？华尔街经济的市场定价原则真的是用于我们日常决策吗？
《理性动物》告诉我们：我们的判断和决策中很多看似非理性的偏见，经过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它们是深度理性和睿智的，但并不总是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和睿智。这种深度理性（Deep Rationality）反映的是深层次的进化智慧，是人类祖先经由成功与失败的千锤百炼而来的。而我们的选择正是根植于这套祖传的精密机制，它则常常运行于我们有意识的意识之外。
比如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即人们对损失的关注往往甚于对收益的关注，损失对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比等量的收益更大。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损失厌恶是不理性的，毕竟500块钱就是500块钱，不管是得到还是失去。看似愚蠢的损失厌恶，不妨从进化的角度思考一下。
假如损失厌恶曾经一直导致我们的祖先做出糟糕的决策，那么人类（以及猴子）的大脑会预设这种心理偏见吗？可能不会把。更合理的解释是，大脑之所以会预设这种偏见，是因为它在历史上促成的决策曾经提高了人类的适应性。自然选择是个相当有效的过程，因此如果你发现一种行为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普遍存在，那么最好首先猜测这是一种适应性的表现，而不要认为是出于愚蠢的决策。
可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与冰河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我们的大脑确是遗传自那个时代的人类，这样的设计缺陷（当然你可以说是设计特点）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决策，不可避免地让理性人做出不理性的决定。
经济学家建立了理性行为模型，用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社会行为，这些理性行为模型背后的假设是，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遵循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原则。《猿猴的把戏》却证明人类行为的适应性以及它的进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最平凡和最专业层面的延伸，试图告诉我们人类行为并不是经济学家认为的那么理性。
比如电梯困境。电梯里的大多数行为都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针对这种场景的一种自发的、本能的反应。被人袭击的威胁并不是真实的，但因为我们的大脑认为危险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即时启动自我保护行为。电梯是相对晚近的一种发明，而在人类历史上，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靠近其他人这样的情形已经反复发生了无数次。
考虑旧石器时代的两个穴居人在追寻猎物脚印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又黑又暗的洞穴，跟电梯差不多大小的洞穴。结果洞穴里没有熊，有的只是一个恶狠狠挥舞着棍棒的饥饿的穴居人，这个时候杀戮就是旧石器时代可被接受的一种方式了，就如为了离开一个晚会你谎称与医生有约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后者更温和一些。要是击中了对方的脑袋，这位倒霉的穴居人就可能挂了。我们的心灵由这些穴居人进化而来，虽然其他心理能力（语言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爱和信仰的能力）属于比较新的能力，但面对可能具有危险的社会场景时，我们大脑的应对方式没有任何新意。
《盲点》则更激进一些，其研究范围就是理性行为的界限，着眼于意识和潜意识、反省思维和自发思维之间的巨大鸿沟，并通过内隐联想测试来揭示这种差异。
两则带有种族歧视的故事可窥一斑
1） 让·保罗·萨特曾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看似毫无联系的解释，那就是皮货商是犹太人。为什么女人不把对皮货商的好恶与他的某种个性相联系呢？他们之间的争执跟他是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
2） 问题：怎么判断将你家洗劫一空的是亚洲人？答案：你的狗不见了，而小孩的作业却做完了。
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了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收到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
理性人的前提是谈判或博弈双方都是冷血的经济人，各自寻找最大化的物质回报。但是人类并不是冷血的经济人，我们更多的决策涉及的是家庭、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对于他们，我们无法以理性人的身份做出冷血的理性的分析。
- banny 2014年12月31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