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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把《美国新闻摄影教程》这本书看完了，今天看到“伦理问题”这一章，有个例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68年6月5日，罗伯特·肯尼迪（RFK）在Los Angeles的Ambassador Hotel 被刺杀，《洛杉矶时报》的摄影记者鲍里斯·雅罗（ Boris Yaro）恐惧地看着这一幕，心想：“天啊！这事又发生了！另一个肯尼迪！”他转向参议员的方向，看到肯尼迪正从台阶上滑下。我对准照相机，开始调焦。这时有人抓住了他的袖子，透过微弱的光线他看见一个脖子上挎着相机的女人向他大叫道：“不要拍照！不要拍照！我也是摄影记者，我不去拍那照片！”雅罗愣了一下，对那女人说“该死，女士！这是历史！”然后挣脱她拍下了左边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给我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它悲剧的主人公又是一个那民主党显赫家族的成员，我为肯尼迪扼腕哀叹的同时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是我，我会拍下那张照片吗？
如果倒在地上的是阿尔·戈尔，我会拍下那张照片吗？现在的我，很可能不会，我没法接受一个心目中的英雄，一个对世界作出了那么多贡献的人就死在如此卑贱无耻的枪口下。想一想，那位阻止雅罗摄影的女记者恐怕也是如此感受，这位前任司法部长、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民权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在前一秒钟还是如此高大、亲切和富有活力，而瞬间之后，他倒在地上，生命正从他的眼中逝去。你忍心按下快门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好吧，不如说抛却“人”的视角，而用“新闻记者”的视角来看，这张照片是绝对应该拍摄的，因为它确实“是历史”，如果这张照片没有拍摄，人们不会了解到RFK受害时的惨状，不可能公正的对社会和世界作出评价，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当然，在中国没有投票权的问题，但读者的知情权依然需要尊重，它确实是读者认知世界的重要权利）。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记录客观的事实，媒体应该是明镜，是读者的眼睛，更承担着记录历史的责任，由此可以说，这张照片是绝对应该拍下的，作为记者，雅罗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好吧，作为记者，和作为人，怎么选择？拿着照相机的人不是人？我不想把一个好人濒死一刻拍下来也算错吗？
好吧，幸亏我不想当图片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