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速写簿》收录的是1975-1988年的台北影像，其中部分照片曾在80年代后期台湾的重要杂志《人间》中刊登（专栏“阮义忠速写簿”）。从序言看，作者原本打算命名为“都市谣言”（繁体版书名）。他特意引用了尤金·史密斯的话，颇有点睛之效：“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如果开始尝试去做，本身就是犯了自视过高的毛病。即使这种努力会使自己对真相有所体会，但它只不过是城市的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也不会流传下去。”简体版不知怎么就给硬拗成“都市速写簿”了。看了一下评论，说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而且去掉了所有涉及政治的……好吧，那些都是谣言，我们不看不听也不想！
之前看过的《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拍的都是乡村，忽然换到《都市速写簿》，颇感突兀。与对土地的恋恋情深不同，阮义忠对台北的态度，相信许多人都深有同感：从小地方来此打拼，享受着都市功能的便利，但却身心分裂地向往着田园的朴实。他甚至曾在北京昌平上苑村买过一块农田，试图重拾农业社会的美好。落到摄影上，他感叹自己“把不住这城市不规则的脉搏，跟不上它不规律的心跳，因此也拍不出农村那样有温度的照片”。阮义忠的作品，一向专注于“人”，有时候，他会“站着一直等，希望有人经过，也好让画面多些生气”，但就是没有！“一切都是人为之物，却不带半点人气”（P28-29“丈量天地与身心”）。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人人提防，动辄视你为侵犯隐私，这让他不得不调整态度，让自己看起来土气些；调整镜头，让对象以为自己感兴趣的不是他。阮义忠颇有体悟地写道：“面对镜头的乡下人多半泰然自若，城市人却显得魂不守舍，原因很简单，乡下人身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城市人却总是心有旁骛，看着这个想着那个”（P114-115“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带着这样的情绪，他对台北的拍摄也有着某种刻意。阮义忠深谙摄影之道，他知道“摄影是最写真的，但也最善于欺瞒，就看你把相机聚焦与何处”（P84-85“在现实中发掘愿景”）；“只要站对位置观看，表象的内在意义就能浮现”（P6-7“铜像仍在，孩子却少了”）。在这本书中，阮义忠还原了许多帧照片的捕捉过程，以及自己的揣测与感想。说老实话，我对这些解读多少有点不以为然，觉得有先入为主、画地为牢的嫌疑；但在另一方面，这也算得上授人以渔。阮义忠曾再三强调“拍照”与“摄影”的不同，“对我而言，相机除了捕捉时间流逝的痕迹，展现空间的秩序，主要是用来表现自己与对象的关系，陈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P118-119“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或者可以这么说，看照片乃是藉由另一人之眼去观察，其中必定包含某种思考，了解其“成像过程”，或许有助于怯魅，形成自己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照片摄于七八十年代，文字却是近年写的。为了写这些文字，阮义忠尽可能地重回现场，做新旧对照。他不由得再三感慨，“那时的台北实在不可爱”，“那个时期的台北空气糟透了”，并回忆起可怕的交通黑暗期。这些描述，连同照片里的街景、人物，都让大陆的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而现在的台北，无论住民或访客，无不由衷赞美，这也让阮义忠感触特别深：“我有幸看着丑小鸭慢慢变成天鹅，也很庆幸自己对这个城市能由恨转爱，如今重看二三十年前拍的这些照片，不禁觉得自己看事情的态度也有反省空间。拍照跟年龄、历练、心境都有关，若是现在的我拍当时的台北，我会更努力地在现实中发掘愿景，用祝福、期许之眼看人、看事、看物，拍出提早现前的好风光。”（P84-85“在现实中发掘愿景”）这一转变，也许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心境，“我的创作和人生观都以‘9·21大地震’为分水岭。灾难使我反省艺术在养育我的土地受创时，能发挥什么作用”（《一日一世界》）。那之后，他皈依证严法师，加入慈济，践行“人间佛教”。这种朴素、积极的态度在《都市速写簿》的文字中也多有体现，很引人思考。
就我个人来说，最爱看的还是阮义忠“借图发挥”，对个人经历与都市潮流兴替的记述：迪斯科舞厅、股市疯、红包场、柏青哥店、手绘海报、芝麻百货、雄狮画廊、诚品书店、《人间》杂志、黄华成……点点滴滴，联缀成这个都市的成长，而阮义忠为我们见证：“美好年代永远存在……一切唯心造”（P162-163“台北不再是速写簿里的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