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晋永权是在《最后的汉族》。
第一次看见《出三峡记》是在上海美术馆附设的书店里，在各种精致美丽的书中，看见一个沉默的背影：轮船的甲板上，一位赤裸着脊背，伋着拖鞋的精壮汉子，伏在栏杆上。他的眼前，也即是身后，一重重的山，在江面上，退开去。
那就是三峡的山，那就是出三峡的人。
急急翻开，一眼就看见三双草鞋，六只青筋暴起的脚（p49）。
“草鞋不怕雨水，还可以节省些钱。”
记得许多年前，我去贵州旅行时还曾一意孤行地买了这样一双草鞋回家。当然回家就塞在柜中，直至不知所终，因为对我来说那只是一种偶然的好奇，突发的兴趣。买的时候随性，放的时候轻易。
但是，当翻开这本书，看见一辈子劳作的脚下踩着同样用草编织，用麻绳系带的鞋时，不知为什么，当下就呆在那里，移不开步子。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平常，那就是生活，那就是记忆。
“那些出了三峡的移民大多不会穿这种鞋了。或许要不了多久，有关这种鞋的一切都将变为传说及考古学的意义了。”
但是，曾经穿过这鞋的人呢？如今是否安好，他们的脚上又穿上什么样的鞋，穿鞋的那双苦脚是否还走在坎坷的道路上，路上的心情是否充满期待却又无依无靠。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是卡尔.马克思1851-1852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话。与外迁移民在一起时，我时常想起这句话。在我查阅的所有资料中，都有人在替他们说话，唯独鲜见这些移民自己的声音。事实上，这里讲的是话语权的问题”。
是的。我知道他们没有说话，因为说话太轻，张开嘴巴就消散在空气，甚至因为我们走得太快，来不及听见他们的声音，眼角刚滑过他们似乎落后了一个世纪的装扮，对那双草鞋只来得及好奇，还来不及猎奇，就急急前行。股市的暴涨，通货的热胀，申遗的又批，哪里来得及注意。甚至，当我们锃亮的高跟鞋，高科技的登山鞋，神气地踩着草鞋面前同样的路时，他们是不是还曾卑微往里缩了又缩。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前进，谁也未曾留意，那双草鞋和鞋里的脚的故事。
我远远地站在长江之尾，以为自己正用一颗悲悯的心，在体谅三峡原住民的感受.在这城中最热的日子，却分明感到丝丝凉意。
因为，即便阅读了，倾听了，感怀了,流泪了，依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无力，甚至些许虚伪，当明天的太阳依然升起，当一天、一周、一月，当这本书依然静静回到浦东图书馆那个角落，提起这本书，我大概只会说：“一本好书，值得一看。”如此而已。
但是，书中那个流着泪拉着儿子手送别的老母亲（p84）；那出了娘胎就带着病的陈小梅（p147），（我老觉得（p69）的就是她和她的父亲，尽管我知道年龄不对，但怎么会有一样的愁苦，一样的茫然？）；还有那低着头，抱着小猫的的孩子（p76），你的眼睛看着哪里，有没有找到前行的路，路上有没有人欺负你?甚至，涂在门板上的粉笔小女生（p238）；陪着一家人上坟祭祖的小黄狗(p144)，他们都还好吗?
像江面上的雾一样，不知飘散在哪里。
可能，他们今天的生活还算平静和努力，可能还有些艰难和不如意，可能只是在梦中才回到曾经的家园，可能梦中只有深深的江水。
小时候，总是跟着母亲，乘着江轮逆流而上，去看望在异地工作的父亲。江水浑黄而平静，同样站在船尾，看着螺旋桨犁出的水纹，一道道，慢慢扩散开去，错觉中，那是一片坚实的待耕的黄土地。就那样，记住了长江。
去年十月，曾经去过重庆，原计划看看三峡，在山城待了两天，决定放弃，改去富庶的成都平原，吃火锅，看风景。回来告诉父母：那里至今还有人穿蓝咔叽的中山装，有人挑着扁担，担里装着活鸡，我猜是正宗土鸡，那里的瓷器口，似乎五十年不变，只觉得做陪都的时候大概也只是这样吧：逼仄的石路，层层的小屋。总之，是不会再去了。
是的，那里恐怕没有我想听的故事“ 我和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道厚厚的墙。”
2007,他们曾经的家园，已经全部彻底被淹没了，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已经永远失去孕育的土壤，只能消散在远山的雾气里。如果还有思古之幽情，恐怕只能在梦想的天地里。因为即便“古人眼中森森的林木，搬迁到新建的张飞庙后也死得差不多了。”
曾经，理想做一个记者，用心倾听别人的故事，用笔写下世人的喜怒；后来，庆幸自己不是，因为揭开虚假繁荣下的真相，直面世间的惨淡悲苦，我缺乏这样的勇气；按旨涂抹，粉饰太平，强颜欢笑，我缺乏这样的胆气。所以，没有实现，反倒少了很多心灵的摇摆，灵魂的拷问。
但是，幸运的是还有晋永权这样的记者，即便他知道“在当下的社会主流话语权里，一些移民已经如流星划过般，在浩瀚的星河里了无踪迹。”没有人记下全部，没有知道完整、准确，没有人惦记背井离乡后的他们是否如我们所愿的、在新的家园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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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会有人读到这本书，可能有人同情，有人淡漠，但是如果有人可以遇到作者，请代为致敬。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只要江水依然流淌，没有人会忘记，曾经临水而居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