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残忍的，甚至带有文化污点式的行为。之前我也并未怀疑过这样的观点，觉得裹脚布就是对女性身体最直接的束缚。但是，读罢高彦颐教授《缠足》一书中的章节，我发现二十世纪初「放足」运动的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其背后的动机也并非单纯。
高教授从《女学报》的主编薛绍徽的观点引出了「放足」运动中存在的几组矛盾。薛驳斥放天足是考虑了几方面的原因：不应忽视的「内在于女性身体的主观感受」（页47）；「文化在维系有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具有强大的力量」（页47）；以及不应使用「天足好/缠足恶」（页48）的道德评价语法。但随后而来汹涌的革命浪潮，冲淡了她的观点。整个「放足」运动里充斥着改革风潮与日常习俗之惯性的矛盾；新思潮与旧思想的冲突；官方与民意的角力；男性主导对女性自主意识的压制。
我们在考虑如何看待放足运动时，确实应当深究一些问题。首先，解放缠足是否真的「攸关国族生死续存」？（页49）激进的革命者认为「缠足」也应当像所有旧风俗一样顷刻间被推翻，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他们通过宣传，树立典范（蔡爱花），暴露女性小脚畸形的X光片，夸大放足后的优点等方式来鼓励女性放足。而并未考虑「年长妇女的放足，将是一段非常困难、痛苦，而且不会完全成功的过程。」（页61）事实上，革命者们只是被「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页51）挫伤了脆弱的自尊心。进而将放足提到了关乎国运的高度。
其次，政治力量介入放足运动，是否构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阎锡山在山西的反缠足运动在整个放足运动中颇具代表性。他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颁布法令，组织纠察队，禁止缠足。在「查脚」一事上人们表现出的抵制与不满，是因为「人民预设他们的身体理应属于国家权限之外」（页70），所以有人宁愿罚款也不愿被查脚。也使得类似裹脚布堆满办公厅、为完成任务用干净裹脚布换脏裹脚布上交这样的荒诞戏码上演。
再次，女性在被解放的过程中，自主意识是否受到了压制？薛绍徽曾呼吁「放过女人，让她们随其所好吧！」（页48）但革命者与官方力量并未放过女人，缠足女人们在放足运动中被简单粗暴地对待，自主意识从没机会得到张扬。甚至在宣传和表彰过程中也通过诉诸图示——插图版宣传册、「彩画」——来表达对女性无知的默认。
综上所述，放足运动究竟是成功与否，似乎难以绝对而论。一方面，它客观上破除了一项所谓封建陋习。另一方面，缠足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歧视与道德指责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这一活动背后的根本动机是一种民族自卑感——非缠足方认为「缠足标志着国族耻辱」（页65）让中国在世界上丢尽脸面（页71）。而放足运动本该有的纯洁动机——解放女性的身体，进而解放女性的精神，使其有更多机会接触知识，培养独立自主精神——却在放足运动中少有或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