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上只角”的风貌。更远一些的时候，作为当时上海滩最上层的知识分子，作家靳以一家亦居住于“上只角”著名的茂名公寓。在靳以之女章小东的回忆中，这幢十八层的大楼甚是洋派，194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住着外国人，最高一层还是印度驻沪领事馆。不仅如此，49年之后，看门的依旧是“红头阿三”。
章小东的好婆（外婆）住在蒲石路，也就是现在的长乐路 34 弄13号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里，弄堂门口铺着“只有上海才有”的台硌路。上世纪初，章小东的母亲穿着高跟皮鞋刚踏进这个弄堂时，还因大惊小怪，被弟弟讥笑是“洋盘”（门外汉）。“所谓的台硌路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铺在烂泥地上修筑的，天长日久，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月，地上的石头被路人们的脚磨圆了，又加上风吹雨淋，烂泥缩了下去，光溜溜的石头就一块一块凸出在烂泥上面。这种路看上去别有一番情趣，而走在上面就不那么有趣了。”《火烧经》里，章小东这样描述。不过，章小东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就是在这台硌路上进进出出几十年，练就成了真正的上海小姐。
但是，90年代末，章小东和母亲再次到长乐路 34 弄13号故地重游时，却发现台硌路被一大片白色洋灰地深埋起来了。看到这些，母亲“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叹了一口长气，说：“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台硌路，再也没有真正的上海小姐了。”
现在的上海，已经不是张爱玲笔下几只涂着红丹蔻芊芊玉手搓碧玉麻将的上海了。现在的上海是郭敬明的上海，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光线。饭店酒楼，喜欢以“老上海”、“老克勒”为招牌，吸引观光客交出口袋中的金钱。新天地和田子坊，打着保护“石库门文化”、“弄堂文化”的大旗，披着“浓浓上海味”的外衣，打着“海派”这张不老的牌。有人却疑惑，“我家以前的石库门比新天地好不知多少，为什么就给拆了呢？”
如今，当年那个和家里来的非洲朋友“打成一片”的活泼女孩东东，已年过半百。身着白色上衣黑色下装，身材保持得当，肤色白皙，语速颇快，言谈间已不常听见的上海俗语与英语齐飞：眼泼泼（形容呆滞），定洋洋（形容眼神呆滞），交关（非常）Peaceful，Between生搭自（和）死当中......谈起旅居海外对故国的感情，章小东以一句“没办法隔断”为总结，“在《吃饭》里面也讲到，回想起自己的故国，毕竟是自己的一个家。”即使文革给予了家人，那样的十年。
“一开始以为自己不会要回去，但是后来觉得回去是因为我妈妈，后来我妈妈走了，但是我觉得我还要回来，毕竟生活了那么多年，33岁之前都在国内。”但是，章小东回国之后亦发现，“整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事情让她“看不惯”，脾气直爽的她直言：“我对中国很多事情看不惯，还是要说的，”但是她也说，“外国人不能骂我的祖国，如果外国人骂中国，我是要火大的。这毕竟是我自己家，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可以批评自己家有什么问题，但我不能让你们外国人来骂。”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感情。”
《吃饭》是为了寻找味道
章小东新著《吃饭》，讲的是33岁去到美国之后“吃饭”的故事。“上海人说吃饭是到外面找个饭碗，”章小东解释自己这本书的用心，“出去是为了吃饭，回来是寻找味道，但是整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不但是吃饭的味道，文化的味道，社会的味道，都是再也找不到的了，我很伤心。”
曾经幽僻的“小马路”已经被高楼大厦替代，不过在章小东眼里，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心。刚回国的她曾经去淮海路一家商场买枕头，原价388赠300券。第二天，当章小东用这300券去购买东西时，却被告知此券一定要当天使用，否则无效。她十分不解，得到的回复却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章小东说起这件事语速飞快，“人与人好像变成钞票关系。买个枕头就想从你口袋里把钞票拿过来。”因此，她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因为基础教育才出了那么多问题。”
她以在台湾的所见的一件小事举例。“一个小孩，问妈妈要纸巾，用完之后说了声'谢谢妈妈'。一点都不做作！”在章小东看来，这就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小小侧面，所以她说：“我以前做过小学教师，现在如果回中国还是要做。”
就算是吃饭的味道，也有了很大改变。“最最简单的，大饼油条也找不到。”章小东不禁皱起了眉，“那个永和豆浆，油条是冷的。以前呢，是一个大锅（炸油条），也不会想到有'地沟油'。现在一般不敢去吃了，但在台湾却找到了。排队排了很长时间买了油条，觉得很香，吃了一根又一根。”
“我觉得食材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你要是浪费了，扔掉了就是浪费了生命。我觉得这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也是浪费了别人的生命。我对吃饭是很讲究的，不管在哪里。”
章小东回到上海后还去威海卫路寻找过一个春卷店，苦寻无果。回到家，姐姐对她说：“威海卫路都没了，都变高速公路了，你到马路中央去吃春卷吗？”
《吃饭》和她的首部作品《火烧经》一样，写的都是一个人要“活下去”的信念。《火烧经》写文革中一家人的际遇，章小东觉得“我也没写得很吓人”，因为“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我没夸张，也不去反对这个国家，只不过历史的一个记录，让后代人知道，在我的生和死之间，有过这样的事。”
文革是味觉记忆特别匮乏的时期，章小东回忆那时候“没东西吃，什么都好吃”。“好婆（外婆）没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一条鱼鱼骨头放在煤球炉那里烤一烤，味道就好得不得了。”
在采访中，章小东反复提到，“再恨，也是要活下去”。“不可能一直恨得咬牙切齿。我看电影也是，不喜欢看苦情电影。因为生活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要增加痛苦呢。所以我会去寻找一点愉快的事情。寻点开心。”她还说，“母亲是很苦的，丈夫死了，一个要担当那么多，但她还是会笑。”她以胡兰成《今生今世》为例，“胡兰成的第二个老婆在监狱呆过，事后回忆在马桶里洗被子，好像也有点生活的小情趣呢。”
不过，这场“触及每人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留下的伤痕依旧不该被忘却。“我小嬢嬢的自杀，对我刺激很大，”现在的章小东说起这些，语气已平静，“她那么乐观的（一个人），被人打被人批斗还是很乐观。”
“批斗结束，有时候还会买根牛舌头来烧烧。有一次，买了一个鸭胗干，放在砧板上，和我母亲两个人，比赛谁切得细。这也算乐趣的。”这样一位小嬢嬢，最终也以跳黄埔江，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王德威说我写得更多的是生活，”章小东如是说，“文革是很苦，但也是那么一点点过来。因为生和死之间那么长时间，不可能一直'哭册乌拉'（形容哭丧着脸），苦巴巴，咬牙切齿。”
上海已经失去了“味道”
作为上海的女儿，章小东谈起记忆里的上海味道时，稍显激动，那可是“交关Peaceful”，“我以前去好婆（外婆）家的弄堂：一座石库门的房子，一个留声机，外公穿了一件汗衫，下下棋，有只猫咪在旁边睡觉。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平静。在自己家的时候，有时候天热，睡在席子上，听到外面有叫'修棕绑'，'磨剪刀'的叫卖。叮铃咣啷是卖炒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还有爆炒米花。”在上海的童年记忆，在章小东生命中不可磨灭，可以说影响了她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人气'，很有一种生活气息，现在呢，已经全部没有了。”
从美国回到上海的章小东，发现自己的弄堂大门一直紧锁，只在早上六点到九点开门，为的是大家“安全”。但她却觉得“很冰冷”，“安全是安全，但人心没有了。”
不止如此，从前上海的标志性“小马路”的消失，也让她不习惯。“谈恋爱的时候，沿着衡山路一直走。以前的衡山路有墙篱笆，走着走着，听到哪个墙篱笆里有人在偷偷放音乐，放的是《天鹅湖》。就（和现在的丈夫）靠在墙篱笆旁边听一会，觉得很幸福。”章小东话锋一转，“现在呢，'夯子夯子'（形容吵闹）的摇滚乐，都是乱七八糟的。男的赤着上身在那里走来走去。也太自由点了吧，这不是上海人。”
在她眼中，“上海人味道是很精细的”。“不是说小家八气。一块布买来，可以做件方领衫就要想办法做两个短袖子，做了短袖子，又动脑筋能不能做成长袖子。精打细算。不是小气，不是境界小。我觉得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浮躁的。说一大堆没用的话。脚踏实地地吃饭，这个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
“上海人以前，在弄堂里穿件方领衫，还要比比谁的方领衫好看。哪怕最简单的衣服，也是（整整洁洁的）。现在呢，一塌糊涂！走来走去的人力气大得不得了，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撞一下几乎要把你撞飞出去。以前上海人精细劲少了许许多多。”章小东说起“遭遇”来，蹙起了眉头，“再想想，他们大多数好像也不是上海人......”
比起上海味道消失，更让章小东忧心的是“上海人不讲上海话”。“小孩子满口普通话。学校里都提倡普通话，好像讲上海话不太对似的。我觉得还是要提倡这些有地域文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国外的人心中所想，”她还举了自家亲戚的例子说明，“（这是一件）我一直想的事情，做梦也会想到。”
在异乡的慢食体验
章小东说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她觉得最不会吃饭的一对夫妇，妻子是耶鲁大学研究生，丈夫哈佛毕业。他们夫妻俩“水斗里面放很多半成品，不烧饭。两个小孩很瘦，到了吃饭的时候拿着速食品到同学家热一热，就算吃饭了。”一家人，最开心的事是在一起做数学题，还开Party，来的人学历都是博士以上，聚会的内容--做数学题。两个孩子，长大以后一个上了耶鲁，一个在布朗大学。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德文教授Hans，“为了吃饭哪里都去”。还想来中国，吃“最有代表意义最地道的上海菜”。他全世界走，因为爱吃，厨艺变得相当精湛。别人买个烤箱，三四百元已满足，但他，一出手便要两千多的。“他这个人对于吃饭，全心全意，津津有味，”章小东笑言，“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想吃什么，吃着了，就很开心。”这位教授的孩子，考上了美国第一的商学院。
在章小东看来，“会吃饭的人和不会吃饭的人，孩子都挺有出息，”但总觉得，“不会吃饭的人生活缺了一块东西。会吃饭的人生活更加有滋味。到什么地方都要看哪里有吃的。”
“我做饭很精细，上海人嘛。”讲究“吃饭”的章小东，在美国依旧继续着上海人的“精细”本色。不仅自己吃饭做饭，还与丈夫参与了当地的“慢餐俱乐部”，觉得“慢慢吃分析分析，很有意思”，前文提到的德国教授Hans，就是慢餐俱乐部的主力成员。慢餐俱乐部每次聚餐都有不同主题，并且实行AA制，一起吃饭的人，每次可能都是不同的面孔。章小东觉得，“有时候吃饭不要和认识的人吃，和不认识的人吃饭蛮好。”
“慢餐运动是从欧洲来的，到美国在知识分子很受推崇，在律师医生当中很提倡，”章小东说，“他们觉得现在人生活节奏很快，食品的意义没有了，就组织了慢餐俱乐部，他们推广各个国家的饮食，”她亦不忘问一句，“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俱乐部？”
慢食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八〇年代的意大利，由Carlo Petrini倡导开来，特别强调食材的“好，清洁，公平。”说到对于食材的尊重，觉得“食材都是有生命的东西”的章小东，又回忆起圣地亚哥一位叫OTA的日本寿司大厨，对食材的“精细”让人叹服。他告诉章小东和她的儿子，“鱼肉横切竖切都有关系，切得不对味道就不一样，”告诉他们，“鱼杀掉多久就一定要吃掉，哪个部位有哪个部位的风味。”原来，《寿司之神》里那位小野二郎，并不只有一位。
不过，这位OTA大厨现在也已八十多岁。
“在圣地亚哥，有很多人认真地对待自己国家的食材。不过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看到有中国人有这种精神。在国外，多数中国人开餐馆还是为了生计。很少有为了中国的食材食品感到骄傲。说到底，还是为了钞票，没有真心想把饭烧得好吃。”章小东说，“我年纪大了，否则我自己来开。”
“《火烧经》是我的《飘》”
“这是一片骑士与棉花园之地，名叫古老的南部。曾有一群雅士在此世外桃源享受最后的升平。这就是最后可见到的，只可在书本中追溯的情景，却不能再重温此梦。一种文化随风而去...... ”电影《飘》开头便这样告诉观众。《火烧经》亦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当谈及“《火烧经》和《飘》都讲的是一种贵族文化的灰飞烟灭”时，章小东微微颔首，“你看出来了。”并且补充道，“《火烧经》就是我的《飘》。”
“在我一生当中，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就是《飘》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里面的那句独白：'只要再过几天，就能把这副重担卸掉......只要再走几步，就能把这副重担卸掉。 '”章小东在《火烧经》中这样写道。在采访中，她反复说：“有人说《飘》不是一部文艺作品，但我真是喜欢。”在那样一个时代，将心寄托于文学作品构建起的虚拟城堡，本无可厚非，但《飘》却真正给了章小东活下去的鼓励。“当时偷看《飘》，给我生活的力量，我一直记得的。我这时候将姐姐从复旦大学推回来，手都破掉，回到家里瘫在地上。心里好恨！我想，自己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只有十几岁的人，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让我经受这些），心里多少恨！《飘》里面的情节正好和我当时的（经历）心境贴合。”
她甚至像书中的女主角一样起誓：“郝思嘉说我对土地发誓，我就对自己说，我对上天发誓，随便怎么样，我的后代不能再吃这个苦了。”
“老毛有句话讲得挺对的，'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这是真实的。每个人从各个角度都受到了变化。”文革时期的各种乱象，不需赘述。这些社会关系，道德理念的分崩离析，如冰雪女王的碎镜般扎进每个人的眼睛里，似乎在一瞬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全都变了。“《飘》里面有一段，（郝思嘉）在棉花地里想，我的妹妹那么娇媚，现在怎么会去劳动了。而妹妹也想，一场梦醒来，我的姐姐怎么会变成一个泼妇了。”章小东回忆道，“我的姐姐也说，我的妹妹本来是很娇小的（一个人），现在怎么会在弄堂口和人'寻相骂'（吵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最大的转变。刺激太大了，一个人整个就变化了。”
“一个人，从生到死，这段时间里一定有一段生的过程，这段时间，命运让我们碰到了文革。我没办法，逃也逃不脱。现在很多人都要把它忘记，我觉得这是一段历史，我就写书把它记录下来。”正如她在《火烧经》里所写：“一切都是不巧发生的，只是正巧让我给撞上了。”
章小东还说：“来也想在序言里提到（《飘》）的，写中国的郝思嘉是怎么产生的。我就是喜欢这个郝思嘉，不屈不饶打不倒。”
尾声：老侠客和老克勒
《吃饭》里提到一个上海俗语“老侠客”，十分不解，遂向章小东请教。章小东说，这个词读音似“老叶客”，指的是那种天生贵族的人。人们可能更为熟悉的是老侠客的“近义词”--老克勒。老克勒在上海话中指生活海派，极有“腔调”的“老派”人物。章小东却说：“老克勒是学老侠客的。老侠客是本身就出身于那样的家庭的（一群人）。老克勒是学以前的风范，老侠客不是学的。”随后她又说起《吃饭》书封上的简介来：“这不是我写的。”简介里写，“巴金、夏志清、李泽厚、莫言，皆是她家座上宾。”她一个一个说起来，“巴金，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夏志清写错了，我和他关系很好。但他身体不好，不出纽约，连长途汽车也不坐，怎么能说到我家里来过了呢？李泽厚，莫言......不只李泽厚莫言，余华冯骥才贾平凹这批人，都来过，评论家更不提。现在莫言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就写上去，别人不要气死？我反对的。”
来源：IBTimes中文网
作者：凌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