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波伏娃，就在写下上述标题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近二十年前初读其回忆录时的情形：那是一册名为《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的平装本，比后来我在图书馆见到的煌煌八大卷的精装本，显然要简陋得多。事实上，当我在离家仅几步之遥的小书店见到它时，并不知道作者究竟何许人也。我记得自己站着翻看了一会儿，被其中的异国情调和青春叛逆氛围吸引，很快就决定将其收入囊中，尽管对于刚上初中的我而言，这册书并不算便宜。我就这样将它带回了家，在秋日午后的阳光下静静地开始了阅读。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我阅读生涯中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是我接触波伏娃作品的开端，足可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当时的感受。读过此书之后，我真的感到自己的整个生命似乎都得到了更新。之后，我便地一发不可收地阅读了作者和萨特的许多作品：《第二性》、《名士风流》、《女宾》、《人都是要死的》……以及萨特的自传、随笔，直至有一天，我对自己发誓，要将《存在与虚无》这样晦涩的哲学著作啃下来——幸好后来没有实行。说来好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真地以“存在主义者”自居。但我相信，彼时的阅读体验是真实的，它带给我的某些东西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我的灵魂，也许一辈子都“根除”不了。
例如这册近日重版的《名士风流》。当年首度读它时，我大概还是第一次接触许钧的译笔——真是地道得很，有法国味而又不失母语的尊严。全书开篇便将我们带入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精英圈那种追求与幻灭、希望与失望、沉沦与奋起并存不悖的氛围中，每一个角色，从“男一号”、身为法国知识界左翼领袖人物的亨利（原型乃萨特无疑），到“女一号”、知名精神分析学家、同属左翼阵营的安娜，从亨利的前情人、有“最美的女人”之称的波尔、“新女性”纳迪娜，再到投向右翼的朗贝尔，每一个形象都无不是丰满而令人信服的，至少在我这域外人、“局外人”看来是这样。亨利和罗贝尔这两位老友，因 “苏联劳改营事件”出现分歧。亨利因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而被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最终被左翼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罗贝尔虽然支持苏联，但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那种严整、刻板的生活，导致他所领导的左派运动最终解体。罗贝尔由此感叹道，“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两位老友言归于好，但保持了各自的信念。稍知战后法国知识界状况的读者读到此处便都能心领神会：小说在这里影射的是萨特与加缪这对老友，只不过小说虚构了一个比现实更为“光明的结尾”。《名士风流》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1954年度龚古尔奖，波伏娃终于得以“作家”而非“萨特情人”的身份在战后的法国乃至欧洲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说，这部小说是对作者身处的知识精英圈的“高保真”临摹，那么在《人都是要死的》一书中，波伏娃则发挥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学想象力，纵横千里，跨越四海，主角由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谋士而逐渐远离政治，去到了加拿大勘探广袤的疆域，其后又奇幻般地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重要历史时刻，在此一过程中，不仅见识了世界的繁复，更悟得了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在这部小说中，波伏娃这位法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通过者——这项考试素以严格著称，伟大者如萨特当年都曾在此项考试中受挫，而波伏娃通过考试时年仅21岁——充分展现了其严密的理性思考能力和丰盈的艺术表达力，令读者不得不感叹这位女性作家的天分之高，远在一些同时代著名男作家之上。
波伏娃的小说，总体上遵循了传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无意玩弄技巧，但这绝不意味着她的小说没有技巧可言。固然，在一些当代读者看来，波伏娃的小说有点“过气”，其中所描写的意识形态纷争于今看来都已烟消云散，似乎不值一提，但其实不然。原因恰恰在于，波伏娃的小说以及像《第二性》这样的作品，在当年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令80年代初识“自由”滋味的中国年轻人为之着迷，除了“潮流”这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外，作品中提出的诸如“人的存在与自由选择的关系”这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以及当年曾经弥漫法国知识界、欧洲知识界乃至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于今看来仍然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其作品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位堪称“经典”的作家与普通作家的主要区别所在。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等观点，借由波伏娃的著作（也包括萨特本人的文学作品）而为全世界所熟知。于是早就有人质疑波伏娃的成就，称她为“女版萨特”，惋惜她终其一生都活在萨特的阴影里，缺乏自身独立的价值。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对于波伏娃本身而言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既然认同“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那就必须准备为坚持这种价值观付出代价——说到底，无代价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小说《女宾》里那种“三人之恋”的生活（它甚至称不上典型意义上的“三角恋”），也许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连作者本人也时时为此而纠结乃至痛苦不已，但若换一个角度看，波伏娃的痛苦恰恰是其拥有自由的最好象征：开始，是她自己决定选择这样的生活；后来，尽管痛苦，但仍然是她自己而非任何其他人为自己作出了留下来与萨特相伴终身的抉择。由此看来，波伏娃无疑仍是自由的，这不仅是因为她还有一份同样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越洋爱情，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她终身坚守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并选择了为此而勇敢地承担、承受自身的命运。也许，如此命运，用让·雅克·卢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更为贴切：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话说起来令人有些伤感，可是波伏娃而外，我们哪一个又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