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wood,M.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随研究昆虫学的父母成长于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的丛林地带。幼时像个野生动物般游乐山林间，长大后却走的是正声雅音的学院路线，一路从剑桥读到哈佛。1965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撰写学位论文，直情径行率性敢为的性格此时初露端倪：已完成四分之三突然辍笔回国，原因是有其它的东西要写。此时她已认定自己志在创作而非学术，做完论文又有何用。
虽然最终并没获得博士学位，但并不影响她的学术地位。1972一部文学批评作品《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对加拿大的文学传统进行了剖析，观点新锐，一夜间震动全国，尽管当时毁誉各半，数十年后却被公认为加拿大文学入门之津梁。
自二十七岁发表成名作《圆圈游戏》起，Atwood的创作力之持久与旺盛令人咋舌，14部诗集、12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外加散见于各大主流媒体的影视、戏剧及儿童文学作品，其题材之多元，体式之博杂，足以将阿特伍德个文学领域全面发展的风貌勾画得令人生畏。除了本国诸多奖誉之外，她还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获选人。2000年以长篇小说《盲刺客》获得了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授奖词是:“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搬开压在文字与心灵上的顽石，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既广阔无垠又纤毫毕现的世界，一个突破了时空、性别和文体的世界。”
Atwood自称并非女权主义作者，但和大多数女作家一样，审美感知力在两性话题上格外活跃。她喜欢从自身性别视角出发，用戏拟、影射等不同方式对传统体裁进行挑战和颠覆。1993年她将格林童话中的《强盗新郎》重新演绎，把主人公置换成女性，让男性成为猎物，使女人摆脱固有的“受害者”形象。次年她在苏黎世为该书的德文版做宣传的时候这样解释，写作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就是阐释权力问题：“一味把女性塑造成本性善良、温柔、顺从的人物，这本身就是在剥夺女性的权力”。
小说笔法细腻而流畅，纸面上犹如光影驰骋。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物质，被作者强有力的领悟与感知力攫取，再转化为一种新的诗性。叙事结构像奏鸣曲曲套，呈示部在1990年的某个秋日，三个女主人公教授托尼、杂志经理洛兹和工艺品商店售货员查丽丝在一家叫托克斯克的饭馆碰面。“安大略湖面上吹来一阵微风，泽尼亚从死里复活了。”泽尼亚是她们的大学同学，是毁坏三个女人家庭的元凶魁首。“单单泽尼亚的名字本身就足以激起以前愤怒、羞辱、痛苦的感觉，或者至少是这些感觉的回声。”五年前那场人所共期的葬礼原来是个骗局，她并没有死，带着整过容的脸庞和胸部光鲜亮丽毫无愧色地回来了。
展开部是并列而前后勾连的三章，托尼洛兹和查丽丝分别叙述，揭开自己横跨三十年的成长经历和创痛往事。三人都是战争时期潦草婚姻的产物，不是孤儿却有孤儿的污点，从小没有获得完整的亲情。她们的生命从细节擢升到整体，都受那段公众历史的深刻影响。战争的后遗症，使得她们每个人都发展出一个分裂主体甚至多重主体。歪曲的力量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达到它嘲弄的终点，当时她们并不自知。 托尼的母亲在她未及学龄前就突然不告而别，与人私奔到西岸，遗弃她与酒鬼父亲郎当度日。不久后父亲也去世，留下一笔存款让她自己独自过活。她从小是个左撇子，喜欢倒着写自己的名字，幻想的镜中的“尼托”映射着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自己，一个隐秘的理想人格。查丽丝则是遗腹子，母亲有时神经质地虐打她之后又哭着请求原谅。她从小就意识到周围的人将她的存在视为一种累赘与尴尬，终日活在紧张恐惧中患了梦游症。母亲死后她遭到姨丈接二连三的性侵犯，最终发展出逃避现实的分裂人格。她把旧物收在皮带里丢入湖底，自行改掉幼时的名字卡伦，希望藉此能与创伤的童年永别。查丽丝倒是双亲俱全，幼年父亲身陷欧洲战场，由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曾目睹犹太族裔的小孩屡遭人歧视排挤。忽一日犹太籍的父亲带着大宗来历不明的财产回来，一夜间她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连同身份认知都被改变，她发现自己既是难民又是暴发户，“一个奇怪的半人”。
至于灵魂人物“强盗新娘”泽尼亚的身份一直是不明确的, 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三个主人公在各自的记忆河道里一通埋头回溯，都是苦重滞涩的意识流，只是影灯漏月地勾描了一下魔女的侧面。她叙述自己的身世每次不同，在重重的谎言中，她成为一束把握不住的折光，“在这个水的国度你的影子不是你的影子，而是你的反射（Atwood诗）”。多重族裔身份集中在泽尼娅一人身上，是谎言也是象征。有学者就曾提出作者刻意对泽尼亚族裔身份进行叙事上的不断的解构与建构，是为了表现加拿大多元文化体制下潜藏着的族裔歧视。
泽尼亚对她们各自爱人的致命吸引力，对一切正常生活秩序的潜在威胁，虽在一开始都已经被她们感知，却被下了蛊似的将她视为密友，一径受她支配，直到爱人的背叛离弃作为暗处棍杀的那一记收稍，全盘皆输。泽尼亚有着魔女般的人性洞察力，通过观察和诱导了解她们的幼年经历后，便洞悉三人的心理缺失。如托尼所说：“她这样的人不会闯进你的生活，除非你自己为她打开通行之门；如果你让某人走进你的生活，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
在托尼面前，泽尼亚是白俄没落贵族的后裔，被母亲威逼去做童妓。泽尼亚的存在让托尼自己的悲剧成了次一级的东西，泽尼亚身上那像“生肉”一样野蛮强悍的生命力又让她羡慕；面对相信占卜的生态主义者查丽丝时，她是吉普赛人的孤儿，是无家可归的又相信自然疗法的癌症患者；到洛兹，她干脆声称自己也是犹太后裔，还暗示说，要不是洛兹的父亲给她一本来加拿大的假护照，自己无法移民多伦多，以此消解洛兹因自己父亲曾在欧战时，作过非法伪造文书买卖所曾引以为耻的心态。她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同一面镜子，让托尼等人透过她，清楚地看到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又希望能在她身上找寻克服心理障碍的力量。因而，在她们所经历的痛苦里有一部分是自己纵容甚至怂恿出来的，是她们合力把她塑造成了传奇，成就了她的贪欲和无法无天。
再现部又回到90年，悬念重提，泽尼亚究竟的死而复生究竟意欲何为。托尼是三人中唯一失去尚未爱人的，立志保护家庭；查丽丝要向泽尼亚追问女儿父亲的下落，同时震惊地发现魔女似乎在引诱洛兹的儿子……
Atwood承认《强盗新娘》是一出道德剧。“这世界上的泽尼亚们已经上岸，孜孜地从事她们的买卖，清空男人的口袋，迎合男人的幻想”，只为了满足某种拜占庭式的乐趣。表面上看，故事描绘的是在传统道德式微、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弥漫下，女性性自主意识走极端后的某种图景。最终故事里的三个女主人公都找回了各自的生活乐趣，毁灭程度最大的是侧影里的那些男人们。作者似乎在就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两性战争总会有炮灰和瓦砾，携手狂欢注定不可能，那么如何避免伤亡？Atwood用不太确定的语气说：“我想一定还有理想的第三条路，既没有受害者也没有施暴者，而是达成某种和谐，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