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选编工作是从二〇一四年的春节开始的，确切地说，是在窗外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在马年春晚的酣歌醉舞中启动的。不知为何，每当置身于酒足饭饱一派歌舞升平的氛围中，总有一种莫名的心慌，非要做点什么心里才感到踏实。这一点，恰与书中某些女主人公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在阅读这些小说时，我惊讶地发现，虽然它们分别创作于不同的年代，时间跨度长达三个世纪，却还是应了那句话：“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就是说，今天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十九世纪的女作家早就探讨过了。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甚至能够找到问题答案，找到与之对应的文学蓝本。这些作品内容惊人地丰富，涵盖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小到家务琐事；记录了女性每一个生命阶段的瞬间呼吸，她如何从少女蜕变成女人，她的幸福、忧伤和疼痛，她的柔美与坚强，以及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微妙之处，感情的中间色彩……
我还发现，那时的西方女人，包括女作家，智慧并不亚于今天的女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更知性、更优雅，也更从容。因为她们早就知道：女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第一辑出现的那几个熠熠发光的名字就知道了。弗吉尼亚•吴尔夫、伊迪丝•华顿、威拉•凯瑟、凯特•肖班……这些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文学史上堪称重量级的英美女作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气质、极高的教养和惊人的才华，她们看待世界的眼神，看待同时代的女性，尤其是自己社交圈中女性的眼神，是犀利而不动声色的，雅致的文笔带着微妙的嘲讽。同时她们的个人生活也像小说一样丰富多彩，并与作品互为补充、血脉相连，如《忧伤小姐》的作者伍尔森与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在生命中有过交集，似乎我们从作品中能发现些许蛛丝马迹。
她们笔下的她们，大都是些不愁吃、不愁穿的上流社会（或者说，好不容易才挤进这个圈子来）的女性，那么，对于她们（也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物质和精神这两大生命要素孰轻孰重，具体地讲，就是百无聊赖的日子该如何打发，日益空虚的灵魂用什么来填补。对此，美国女作家威拉•凯瑟在其《花园小屋》中有形象而精彩的描述。
卡罗琳出身贫寒，父亲是位好高骛远的音乐教师，“蔑视能给他带来面包的劳动”，生活可想而知。“从童年起，她就憎恶那种屈辱而没有着落的生活”，因此以务实的态度一举改变命运。二十四岁那年，她嫁给了四十岁的鳏夫、华尔街金融巨头霍华德•诺布尔。有了这样可靠的实质性的东西，她才确信自己安全了，“第一次停下来歇了口气”。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那么称心如意。直到有一年，在繁花开放的五月天，她邀请大都会剧院的歌剧演员戴斯盖莱到自家的海湾别墅来。在其漂亮花园尽头的小木屋里，这个让“取得学位、形容枯槁的女博士也通过棱柱望远镜偷偷地在崇拜”的魅力男人，在她心中唤醒了“十八岁时的感情”。当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弹唱瓦格纳歌剧选段时，她竟然在那一刻“神奇地成了自己的主人”。尽管卡罗琳最终梦醒，接受了丈夫将花园小屋拆除，改建避暑别墅的建议，但毕竟她意识到：“仅仅有它（财富）是不够的，这种幸运、实惠、井然有序的生活是不够的。”
“使她战栗的东西并不来自外界，而在于她自己的内心。”威拉•凯瑟似通过她的作品在提醒我们：女人一定要有精神追求，要有自己的梦想，哪怕它只是“阵发性的啜泣”。因为虽然“梦过去了，可是它带来的热烈兴奋的情绪还活生生地存在，弥漫全身，她保持着它，就像颤动的琴弦保持着一缕乐音”。正因为如此，《改变》中的音乐教师朱莉娅，因生子几个月没碰音乐，精神便濒临崩溃；后因婆婆帮忙办了小型家庭幼儿园，她恢复了音乐教学，精神面貌即为之“改变”，同时促进了夫妻感情家庭和睦。《忧伤小姐》中的克里夫，更是为追求自己梦想的文学事业而献出了生命，尽管在世人看来，她的举动显得有些疯疯癫癫、荒唐可笑。
事实上，无论对于哪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内在的精神财富无疑都甚于外在的物质财富。否则，她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就像吴尔夫作品《新装》里的梅布尔那样毫无底气，自惭形秽，甚至惴惴不安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没有灵魂的女人是邪恶的，就像《克洛丽丝》里的女主人克洛丽丝，虚情假意，妒火中烧，能毁灭美好的事物。没有灵魂的女人可怜又可悲，会为了金钱丧失自我，甚至出卖自己，就像《长途电话》中的安格莉卡。
那么，是什么滋养了我们的灵魂？难道不正是女作家笔下那种对生命的感觉、对爱的感觉、对美的感觉吗？
本书第二辑是一组以少女和年轻女孩为主角的短篇小说，其递进式的成长和蜕变意味深长。松村荣子的《高级的人》，多丽丝•莱辛的《献给伊萨克•巴别尔的敬意》，极为传神地刻画了少女扑面而来的青春之美和情窦初开的懵懂。前者中的日本小姑娘居然不知结婚只能和一个人约定，只要有人“求婚”就立马答应，还以为自己是和大家“订婚”。所以，有个男孩就说她不是“高级的人”。就为这句话她一直苦恼着，快到三十岁了还是单身。这是多么可爱的天真，又是何等清新的无辜啊！后者中的凯瑟琳是位十三岁的英国小姑娘，她想读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的书（这对她来说实在太难），就因为菲利普也读。可见一颗洁白无瑕之心，是少女的专属品。因为再大一点儿，她们就会透过“钥匙孔”，看到另外一些东西，“世界，正是那个你熟悉并时常接触的世界，变成了另一番模样”。有鲜花，有阳光，也有风雨和雷击，甚至有邪恶得像《离别的礼物》里那样令人发指的来自成人世界的伤害。
但无论如何，女孩子只要有梦想、有精神追求，人生就能得以升华，就像《松节油》中的罗马尼亚女大学生，在“蒂娜妈妈的地下室”里，在她所爱慕的艺术家卢迪及其朋友的“调理”下，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一样。还有吉本芭娜娜《夕阳》中的那个日本女孩，总是跟随恋人奔往世界各地。她多么希望能够安定下来，为此甚至想过要和他分手。可实际上，正是这种不顾一切“朝着理想的状态迈进”的冒险精神，吸引着她一直留在他的身边。“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每一天，跟一心扑在某件事上的人一起生活的喜悦。”这种生活已成为她人生的一部分，而这又正是她懊恼的事。
我们的女作家，精确捕捉到了两性关系的细微之处。她们深谙爱的艺术，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曾作如是说：“必须好好爱男人。好好地，好好地。为了爱他们而好好地爱他们。不这样是不可能的，是无法忍受他们的。”这貌似不那么正儿八经的调侃，其实蕴含着某种大智慧，既有少女般的娇嗔，又有母性的包容，还有一种收放自如的掌控。本书中某些作品，无疑展示了女人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惊人的直觉。读着俄罗斯女作家托尔斯泰娅的作品《猎猛犸》，美丽姑娘卓娅那“嗡嗡叫”似的甜蜜抱怨，是多么令人愉快呀！“哎呀，他是多么让人讨厌呀，嫁给他，赶紧嫁给他！”只是不能直接说出，应该引诱。她突然拒绝出去做客，说自己不是妻子，可惜粗心的弗拉基米尔不解其意，说：笑话，那里好多人都不是妻子。而之前卓娅一直都是去的，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叹气声，跺脚声，嗡嗡嗡，还有两片胡子间的嘟嚷。这里有爱，也有两性思维方式的错位。
很多时候，男人们并不知道，女人所承受的，常常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在二〇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由于篇幅关系，本书未能收入其作品）短篇小说《沉寂》中，我们就看到，女主人公朱丽叶因丈夫和自己的好友，也是他的前女友“在干草堆里打了几个滚”（其丈夫的描述），感到“周围的一切全都坍塌了”。但丈夫却认为此事早已过去，何况他们夫妻之间“做爱十分完美”。他因此对妻子还在此事上纠缠不休，感到很不理解。然而，在本书中，同样是遭遇背叛，我们真的不难分辨，《电话》中那个打国际长途给丈夫情人，报复性地诳称丈夫已车祸身亡的妻子，和《失眠的人》中那位身为芭蕾舞演员，对丈夫情人说“你拨错号了”，平静而威严地给丈夫留下最后挺拔背影的妻子，哪一位更为得体、更有尊严。
在后两辑中，女作家们洞悉一切，深入探讨复杂的人性。我们看到，《瞪眼》中的玛丽，听闺蜜海伦介绍经验：只要一个劲儿地瞪眼，不说话，然后他就屈服了。她如法炮制，结果毁掉了自己的爱情（究竟是闺蜜不怀好意，还是玛丽智商太低？）。在《当男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中，有工作、有丈夫、有四个孩子的女主人公“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且在同男人打交道方面“运气极佳”，每当她需要时，“他们总是打来电话”。《肥硕的埃乌尼丝》中的盲人，眼睛复明后见到减肥成功变苗条了，昔日体重一百一十四公斤的胖姑娘，反而大失所望。《美女之身》中的塔尼娅由于美貌所带来的麻烦，希望人们更注重她的心灵，所以，她的两次婚姻找的都是残疾人。这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认识女性自身。所以，她们笔下的她们，是美学的，也是分裂和异化的。而揭示异化，正是为了防止女性自身的异化。
除了文字部分，我还想提一下本书中与文字相得益彰的十六页外国经典名画及作家肖像画，作为非美术工作者的编者，选出它们所费的工夫一点儿也不亚于文字，是浏览了几百幅甚至上千幅作品的“成果”。另外，篇章页所选的那些装饰性插图皆为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其效果如何，读者自有评判。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人非专业外国文学工作者，充其量只能算作“票友”，之所以“客串”接受任务，其原因之一，是本书责编张海香小姐对这本书所表示出的极大热情，让我深受感染。因为看到她的努力，就像看到了以往的自己。本书的创意也源自于她。在此还对支持本书及我本人工作的译者朋友，尤其是女翻译家表示深切的谢意。
周晓苹
写于二〇一四年双十一嘈杂的购物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