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天，我出版了一本写我父亲的书，写他给我的教益、他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这位勤奋、谦虚、性格坚毅的人所怀的挚爱与崇敬。《老爸拉斯和我》是这一年5月出版的，出版商派我去外地进行一次宣传，希望其他地方的人都能把这本书当作父亲节献给父亲的一份礼物，踊跃购买。 巡回宣传开始，我先到了芝加哥。令我宽慰的是，人们竟排着长队买书，而且不少人请我在书上签名。后来发生的事实在叫我吃惊。 “请写上两个字：给老爸麦克。”一个人对我说。接着一个又一个的购书人都提出相同请求： “书是送给老爸马里奥的。” “请写上：给爸爸曼纽尔。” “送给爸爸伊尔夫。” “老爸威利收。” “给爸爸斯坦。” 我一直认为我的书只有我家乡的人，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读者感兴趣。一个在爱尔兰天主教居民区长大的年轻人，父亲是卡车司机、环卫工人，他的故事能够扣动更广大读者的心弦吗？我没有把握。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在我家乡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拉斯老爸”。许许多多善良、勤恳、热爱祖国的人，同我自己的父亲有很多共同之处，虽然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和祖籍同我父亲并不相同。我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父亲的书，称誉的不只是我父亲一个人，也是对其他无数个父亲的赞扬。 “你写的简直就是我的爸爸。”人们对我说。或者说：“你父亲跟我父亲一模一样，不爱说话，就知道疼爱人。”要么就说：“谢谢你对自己父亲的这种正面描述，我深有同感。” 在不同的地方，总有人递给我一封短信，让我在空闲的时候读一下。接到这样一封信，读完以后，我就会知道另外一位父亲的某些事迹：他喜欢说的格言，他对子女的教导（有时用言语，更多的时候是以身作则），他如何辛苦工作，赡养全家人，供子女求学受教育。有时候电视台和无线电台访问我，讨论我写的这本书，在主持人向我提问前，他在开场白里总要先谈谈自己父亲的事，告诉听众父亲在他们心中享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就这样，我很早就意识到，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过我的预期。虽然并非出于本意，我却给了许多读者一个机会——实际上是向他们发出邀请——叫他们也谈论一下自己的父亲。读者已经听了我说的故事，现在该我听他们讲故事了。 我无法忘记在另外一家书店的经历。那次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巴诺书店里，我坐在一张桌子后边给购书的人签名。这家书店经常举办签名售书，职工熟谙这一程序，工作效率很高。一个职工打开书，翻到印有书名的一页，随着递过来一张纸条，叫我知道要求签名的人姓名如何拼写。后来我读到一个人的姓名——阿尔弗雷德•坦茨。不知为什么，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眼熟。我抬起头，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不高、有些年纪的先生。 “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他说，“是我把你的独生子卢克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我站起身，紧紧抱住他。“坦茨大夫！我真不知道见到你多么高兴。” “是啊，我非来一趟不可。你那宝贝儿子当时差不多有10镑重。” 这次他身上没有穿医生的白大褂，所以我没有认出他来。再说，当时他在我眼里好像是个巨人。从1985年8月22日那天起——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同他就再没有见过面。莫琳因为难产，一直在痛苦煎熬中等待临盆。我在医院陪着她，焦躁不安。这期间我踱到医院外边去，想透口气。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教堂门外，于是走进去祷告，祈求天主保佑母子平安。几个小时以后，我的祈求得到主的回应。 再次看到这位医生，我真是高兴极了。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间。我正在向人们宣传我如何爱自己的父亲，而我面前站着的这个人却是19年前把我带进父亲俱乐部里去的人。至今我忘不了当时他对我说的两句话：“恭喜你，你当爸爸了。你生了个宝贝儿子。”坦茨医生是第一个把爸爸这个封号加在我头里的人——这是一个最叫人欢欣鼓舞的称号！ 人们都说，有了孩子一个人的生活就与从前不同了，这话当然有道理。但是除非一个人自己有了孩子，他是很难体会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的。在我没当父亲以前，我的生活一直忙忙碌碌，一点没有闲暇。我是我们家庭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毕业后我攻读法律。我给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当过法律顾问，并因此在奥尔巴尼市政府办公室做过同样工作。此后我在国家广播电台担任行政职务。这时候我住在曼哈顿，整天忙于工作，无暇他顾，根本没想过生儿育女的事。有时候我看见别人抱着一个婴儿上飞机，把婴儿用品满满地塞进座位上面的储物柜里，我总认为这是自找麻烦。我不耐烦地看看手表，心里想：“快点吧，飞机快起飞吧！” 但是在卢克出生以后，我突然了解，“无条件的关爱”具有何等深邃含义。为什么我父亲30年来一直同时干两份全职工作，为什么我小时候生病，母亲日夜守在我身边，不时摸一下我脑门的温度，还把装满茶叶的袋子放在我额头上减轻我的痛苦。这些事一下子我都明白了。我对自己儿子卢克的爱，同我父母对我的爱一样，纯然出自天性。这种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是完美无缺的。 突然间，下班以后我不再有自娱自乐的活动了。我不再去看夜场电影，就是有人替我付钱，我也不去参加聚餐了。比起当父亲的幸福和乐趣，事业在我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我喜欢这样。不，我简直爱上了这种生活。我想待在家里给孩子喂饭。我要亲眼看到他在地上学爬，学会说第一个字。长大以后，我要教他打棒球，踢足球。有时候我觉得儿子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都历历在目。 当然了，生活中免不了也有令人痛苦的时刻。不久以前，我带卢克去波士顿——他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当他宿舍的房门关上以后，我知道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篇章——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篇章——从此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不再完全依靠我了。（几年来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他在假期中回家居住的日子里，我仍然可以自欺地认为他还像小时候那样承欢膝下。）在我开车离开大学宿舍以前，我给了他三句简单的忠告：“努力学习。笑口常开。保持荣誉。”我希望我已经教会他如何做出正确决策，并已传授他做正事的道德基础。我知道，在我走到生命尽头以后，人们评价我时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本来希望用我写的这本书影响一群读者，没有料到，它竟感动了我自家的人，包括书名中那位老爸。卢克、莫琳和我每年感恩节总去布法罗父亲家过节。2004年，我的书出版后几个月我们又去了布法罗。节后，我们把带去的行李装上车，准备驶往机场。这时老爸拉斯走到我身边同我告别。在我的记忆里，爸爸跟我告别的时候都是同我握握手，轻轻搂我一下。但是这次他却紧紧抱着我不放，而且在我耳边说“我爱你”。过去我一直没有听过他说这句话。这一年我已经54岁了，当时我就想：天哪，我要是早30年写出这本书该多好啊！ 父亲一直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明确表示爱我，现在我的书叫他心安，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了。我已经公开宣布，向世上所有的人宣布，我爱他至深。这样一来我们两人的表现和过去就不太一样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莫琳、卢克和我又到布法罗去同他一起过圣诞夜。之后我们去了纽约，一起参加午夜弥撒。在我们一起回到住所以后，卢克一个人去洗淋浴。几分钟后，我听见莫琳大声喊叫起来。“老天哪，你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她惊慌失措地闯进我的屋子，“快看看。他纹身了。”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卢克，到我这儿来！”我真的要发疯了。几个月以前，卢克倒是跟我提过打算文身的事，我当时劝阻过他。我告诉他，文身伤害皮肤，可能于健康有损。另外我还指出，年轻时决定做的事，以后可能后悔，但那时候就无法挽回了。我认为我已经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了。 可是现在他却站在我面前，腰上围着一条浴巾，双臂紧紧贴着身子。 “让我看看。” “别看。” “让我看看。” “不让你看。” “卢克，快让我看看！” 他很不情愿地抬起左臂，露出臂上三个大写字母TJR。这是我姓名的三个开首字母，也是我父亲的。卢克的眼睛变得泪水模糊。“我看了你的书以后，”他说，“就想叫你和爷爷永远留在我身上。” 我瘫软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就呜咽起来，卢克走过来，搂住我。我又是哭又是笑，发誓以后决不再抱怨卢克文身的事了。我的姓名刻在他身上，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永远如此。 11月，我父亲受我的书感染，明白告诉我他爱我。如今一个月以后，我儿子也宣布了他对我的深情，只不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我在职务和事业上做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件能同我写这本书相比，得到这么丰厚的回报。 我本来没打算再写一本，但是在我收到读者这么多来信以后，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了。 一些读者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读后有什么反应。一封信说：“看了你的书，我知道说什么我也得给我父亲打个电话了。”另一封信说：“你写你父亲的书让我用新的眼光看待我自己的父亲了。” 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讲述了父辈的自我牺牲和坚忍不拔精神，介绍父亲对他们的劝告和教导，也有人列举老一代的慈善心肠、豁达气度和对子女的关爱，以及——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父辈人的聪明智慧。很多封信读后就无法忘记。这些信都值得好好读，值得铭记心中。 2005年初，在我决定把别人写自己父亲的信编辑成书的时候（不是我那本书的续集，而是受那本书影响，直接产生的另一本书），我联系上我的编辑和写作伙伴比尔•诺瓦克，请他再次同我合作。这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本新书将以什么面貌出现，但有一点已经确定——这些信并不限于儿子写的。 在我长大以后，我发现我的三个姐妹跟爸爸拉斯的关系同我和他的关系并不相同。我希望在我编辑的书信集里也包括一部分出自女儿之手的信札，这不仅会扩大我的新书内容，而且也将增加它的深度。为什么这么说呢？读者看了这本书就会知道，女儿们写来的信，一般地说，更为直接、坦率，也更有表现力，而男人的信（自然也有一些例外）下笔却比较谨慎。虽然如此，两类信并无差别，写信的人都说，父亲对他们的深厚恩情，叫他们感觉有如背负着重债，他们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这种心情。 与此同时，许多给我写信的人并不须要别人知道他们的感受。正像有一个人在信中写的那样。“不论我写的这封信会不会编入你的新书里，我同样感激你。因为是你的书触动了我，才叫我写出关于我父亲的这个故事来。”另外还有一封信说：“即使我父亲的这个故事没有被选中，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叫我最后下定决心把它写出来。至少我们家的后代人能够读到它，能够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我收到的信和电子邮件将近6万封，我都一一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