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凯恩斯的追随者应时成为总统和总理们的顾问，还有很多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他们忠实地执行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确信它能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他们希望保持低失业率，同时避免需求的过度膨胀——资金充足而货物短缺——这将导致通货膨胀。总之，他们的目标就是保持跷跷板运行的平衡。 在凯恩斯的信徒们看来，凯恩斯理论战略清晰、思路正确而又富有建设性，问题只是如何确定具体的战术，即税收操作、利率调节、公共支出项目的内容和规模、国家预算的构成、提供预算经费的方式，以及确定进行干预的合适的时间。于是凯恩斯的信徒们特别集中精力创建了财政干预学——他们说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就像化学或物理一样，干预可以精确计算并量化，结果也可以准确预测。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真的掌握了有效的工具，能够同时满足指导干预和预测结果的需要。这就是菲利普斯曲线，以其发明者已故的菲利普斯（A. W. H. Phillips）的名字命名。他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电子工程师，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并成为该校的教授。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经济专业的学生，菲利普斯和那时所有的经济学学生一样学习了经济模型的建构，现在的学生也同样如此。这些模型当时是在纸上进行练习——今天则是用计算机来辅助。他们使用数学公式，推断在各种因素发生变化或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状况的演变。学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菲利普斯构建了一种适用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并且由此触发了设计精妙的液压机系统的灵感。于是他开始利用管子、泵和阀门等工具，来建造一个实在的机械系统。当这边的压力增加到一定的程度，那边的整个阀门就会美妙地打开。菲利普斯的设计模型成功地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成为教学范例（福特公司也购买了这种机械），但菲利普斯最终还是把制造机器的事情委托给了英国的一家塑料公司，自己再回到了数学分析领域。 当时的英国就如同一个富饶的数据矿。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研究者们挖掘和汇集一个数据宝库，包含英国自1858~1914年期间的价格与同期的生产水平的变化。1954年，在比较这二者的变化的时候，菲利普斯发现了我们后来熟悉的跷跷板现象：价格上涨的同时产量上升，而价格下降的同时产量减少。他对这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研究，对这种波动变化做了精确的定量分析，即价格升降与产量升降的比例，确定了每年波动的起止时间，并且对比了百分比的变化率。他反复地研究，跷跷板一端出现某个变化率，另一端将会出现与之相对应大小的调整。几年后他又做了类似的比较。这次是研究20世纪前半叶英国的工会员工失业情况与同期的工资水平的变化情况。1958年，他将自己的发现精炼为一张图表（实际上图形看起来更像一条斜线，而不是曲线）。这个图表（或曲线）显示出，工资的增长情况与失业率有着精确的对应关系。 尽管这些都是俯首皆是的事实，却很少被人们重视，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表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购买的产品”。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因为对于一座城市的经济运转而言，其进口的物品中有多少物品来自本国，有多少来自外国，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这座城市的产品销售的目的地是本国还是外国也同样。无论进口品来自哪里，替代进口的过程都将增添本地生产的多样性，并把上述的五种经济扩张力量释放出来。事实上我们后面将看到，后进的城市需要彼此协助，在有的情况下对国内的进口产品的替代是唯一的建立多样化的生产能力的渠道，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能对外国的进口品开展替代生产。 先入为主的国家经济的概念的另一个不幸的后果是，就像当年的格拉迪一样，许多发展专家们并没有把进口替代理解为城市的发展过程，而是当成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他们经常提议，把一些很发达的生产线建立在很随意的地方（当然是为了替代生产来自外国的进口品），例如小城镇或者乡村，以便提供当地急需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项目虽然名为进口替代，却与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成功的进口替代过程迥然不同。它们非但未能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繁荣，反而有可能甚至已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破产。好心而博学的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那个古老却未经检验的假设，接受了重商主义者的同义反复，把民族国家当成最主要的实体来分析经济生活的结构，这个小小的原罪于是受到了实践的惩罚——并直接落到我们每个人头上。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将描述以上的五种力量——市场、工作机会、企业移植、技术和资本——如何被进口替代城市释放，从而改变城市的内部及其周围的腹地。然后，我将描绘同样的五种力量在自身缺乏城市的地区发挥的完全不同的作用。接下来，我将讨论进口替代型城市是怎样涌现出来的，为什么众多以前具有活力的城市会陷入停滞，并对它们的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反之，那些关于无形的、模糊的国家经济的抽象的供需理论，则不可能带给我们这样清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