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模式频遭挫败的纷乱时代。从波兰、伊朗、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那样彻底的灾难，到爱尔兰、加拿大、意大利南部、南斯拉夫、古巴和印度那样令人失望的现状，分别反映了两种类型的失败案例。 苏联到20世纪80年代仍无法满足本国的食物需求，也难以为本国人民和生产商们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更谈不上体现其在计划体制和成绩方面的优越性。实际上，那时的苏联在经济上已开始扮演令人恐怖的“殖民地”国家的角色，因为它越来越依赖于向高度发达的国家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然后进口精密的工业制成品，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用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机械。成为经济上的殖民地当然不会是五年计划的目标，但是事态发展的结局就是如此。 英国一开始主要试图依靠所谓的需求政策来扭转败势，但毫无效果。之后它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然没有作用。于是英国在此后又转向了所谓的供给政策，也同样遭遇失败。无论如何尝试，就像在没有经济理论指导和统计研究的旧时代不断衰败的许多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依旧在无情地向下滑落。 而在美国，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它的制造业逐渐地、稳步地萎缩，残存的部分与蓬勃发展的日本和欧洲相比在技术上也显得落伍。美国的工业一度曾引领全球的繁荣，而此后生产效率却逐渐下降。只有军事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了国家保证技术工人的饭碗、防止经济崩溃的依靠。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经济上的失望和混乱形成的同时，同样存在着经济的发展——最显著的是日本，还有以前属于落后区域的一些小型的经济体，特别是被称为环太平洋经济圈（Pacific Rim）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不过，成功与失败一样让人困惑，因为任何根据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措施和政策，常常会在其他地方招致失败。鉴于这样的困境，经济学家们又回到了文化领域：日本人很聪明、工作勤奋，擅长团结作战；（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家族成员会互相帮助，提供资金融通；相反，英国人则抛弃了成就事业所需要的美德，等等。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有一定观察力的旅行者就能做到。 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体问题的经济理论——是研究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一门学科。它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它的深信不疑和大力推行被大家公认为是件好事。我们通常以为，粒子物理学和空间探索的试验异常昂贵，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银行、企业、政府和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投入到宏观经济理论试验的花销相比，这方面的费用根本不算什么。这么巨大的花销简直不可理喻，从来没有一门科学或一门假想的科学会被如此骄纵。也从来没有哪种试验会在事后留下如此多的残骸、不快、夸大的希望和疑惑，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的后果。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残骸是否还有希望补救？即便可以，它们也肯定难以恢复原状。 如果能正视现状，那么失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矫正。然而即便委婉地说，对于现实的认真观察也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强项。例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实际结果与发展专家们从中得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即能略知一二。 在斯密的著作发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其内容中有很大部分或被质疑，或被充实、详述，或被修改。但是有一点，斯密和他之后的学者都没有质疑老牌重商主义者关于国家是理解经济生活的明确实体的说法。自此，同样的说法便理所当然地继续下来。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现代社会肯定没有别的什么学者或科学家会像经济学家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轻易地相信他们这个学科的最格式化和最古老的假设的价值。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基于阶级构成而不是国家，并预计当阶级的演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就会消失。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却被这个流行的假说同化了。没有人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更确信国家是分析经济生活和财富的最合适的实体，政府是塑造经济的最突出的工具。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尽管他们否认了政府的作用，但就经济分析来说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经济生活应该如何运行有着先入为主的想法（就像纯粹或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他们并不考虑实际的状况，事实上也拒绝接受实际的状况。 国家是政治和军事实体，是为特殊利益而结合的集团。但这并不必然代表它同样的是经济生活的基础，是明确的实体，也不代表随后就可以认为它对于探究神奇的经济结构特别有用，是揭示财富的增长或衰退的根源。其实，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无法迫使经济的运转顺从自己的意愿，这已经证明它们与经济的本质无关。同时，国家经济的概念也挑战着人们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说，把那些大相径庭的国家，如新加坡和美国、厄瓜多尔和苏联，荷兰与加拿大，都当做经济上的公分母等量齐观实在令人疑惑。所有这些国家真正的共同点其实只有一个，即都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实体而已。 一旦扔掉重商主义的赘言和眼镜去看真正的经济世界，而不是把它当做政治的附庸，我们就会承认，大多数国家是由非常不同的经济实体组成的混合体。在同一个国家境内，我们会同时看到富裕的地区和贫困的地区。 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在所有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中，城市是独特的。它能塑造和改变其他地区的经济，包括那些地理位置离它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考察：一个小村庄的经济变化。那是在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中南部的塞文山区的一些石头房屋，一个名叫巴度（Bardou）的小山村。这座村庄频繁出现在我在多伦多看到的晨报上，因为它是许多作家、作曲家、艺术家和手工艺者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富有独特的魅力。人们都想逃离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到一个美丽、便宜而又安静的地方去进行创作。 巴度有着为许多人熟悉的悠久的历史。大概两千年前，当高卢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时，这个地方就成为附近铁矿运输的终点站，并与帝国经济建立了紧密联系。那里发现的铁矿并不是用来在当地制作铁器产品，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的矿石运到哪里去了。一种猜测是位于尼姆（Nimes）的锻铁场，那是座非常古老的城市，早在罗马以前的时代已成为高卢地区的首府；另一种猜测是被运到了鲁格丹姆（Lugdunum），今天的里昂，传统的冶炼中心和高卢地区罗马道路系统的枢纽。无论这个市场在哪里，对铁矿的需求都一定很大，运矿的公路设计得很好，修建得也很结实，在长达15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缺乏照顾和维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实在令人惊异。大概在公元4世纪时，高尔地区经济衰败，铁矿和道路都被废弃了。 所有高速发展的环太平洋地带的城市近来都迅速形成了显著的稠密而多样化的城市腹地：最有名的是新加坡、首尔、台北和香港。不过菲律宾的马尼拉没有。香港的城市腹地现在扩展到了邻近的中国广东。而以前广东省的中心广州市却没有形成自己的城市地带。上海有自己的腹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的城市汉口、汉阳和武昌（现在统称武汉）也有。我们可以一个又一个地历数，却奇怪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统一的情况。 显然，擅长出口，能够吸引游客，或者能成为文化、政治或宗教中心的城市未必都能形成自己的腹地。腹地的产生需要出口和行政管理之外的一些东西，这是一种能够充满活力地迅速替代广泛的进口产品的能力。那些形成了或大或小的腹地的城市都具有或者过去曾经拥有这种能力。城市替代进口的技艺自动决定了腹地的形成。 正如前面所说，城市替代进口进程容易在某个时点快速发生，并且产生五种巨大的经济扩张力量：不同类型的新的进口产品的城市市场，迅速增加的城市工作机会，迅速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技术，城市的企业和工作机会向外转移，城市产生的巨额资金。所有这些巨大的力量同时在一个进口替代型城市中汹涌，也只有在这座城市的腹地之内，它们才能同时发挥作用，并且力量的大小基本相当，可以维持平衡。之后我们将看到，当这些力量的发展超过城市自己的腹地之后，它们的作用经常会彼此分离。 要了解所有这些力量对城市本身及其腹地共同施加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以前是在东京的城市范围之外，但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城市扩展到了这里，将村子并入了城市的腹地经济。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东京的经济是如此强劲有力，而村子在冲击到来之后的变化却显得自然而然，就像所有其他遭遇剧烈冲击的地区一样。 有关这个村子的经历参见罗纳德R26;多尔（Ronald P. Dore）的描述，他是英国研究当代日本的权威，也是农业用地政策和农业经济领域的专家。我采用的信息都来源于他的精彩著述《蓧原：日本乡村的素描》（Shinohata: A Portrait of a Japanese Village），但我会把这些信息用经济扩张的五种巨大力量来重新进行分析。多尔在二十几年的一系列参观后获得了关于这个村庄的大量知识，起点是在1955年，那时这个村庄的传统的农村经济还保持得很完整，人们还是如此磊落，毫不隐瞒地向多尔讲述他们的收入、失败、成功，以及许多个人和社区的故事。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多尔给这个地方另外起了一个虚拟的名字。但是，蓧原村是真实存在的，被真实的城市腹地包围。这里有49户居民，位于东京西北一百多英里处的起伏的大山里。多年以前，正是这道山岭阻止了东京城市腹地的继续扩展。村子处在一个山谷的入口处。 乌拉圭人欣喜地把自己的祖国称为“南美的瑞士”，国家小，美丽的群山，政局稳定，以及对民主的承诺，等等。当然，所有国家的自我吹嘘都不应过分当真，但这个例子尤其有趣，因为在经济上乌拉圭和瑞士实在是相差得太远，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瑞士也只是简单地饲养和出售动物制品，在国民中分配从养殖业得到的收入，而忽视自身经济的发展，它的经济会是一幅怎样狭窄的景象？ 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乌拉圭的经济表面上非常繁荣。进口量依然很大，绝大多数属于消费品，因为这个国家对工业投入品和原材料的需要非常有限。当然，进口的产品中也包括像肉类分拣工厂需要的制冷设备、用起重机装载和卸载的货船、羊毛剪子、刀具、涡轮、塑型钢材、文件柜、电梯、X射线仪器、饭店炉子、纸张、电话交换机，以及别的为了保持先进的通讯和运输系统的运行所需的无数物品，此外还需要其他物资，服务于医院、学校、政府办公室、影院、歌剧院、牧场、农场和包装工厂的运转。 然后，大约从1953年开始，乌拉圭的情形出现恶化。肉类和羊毛的生产在那些曾经被战争破坏的国家复兴，以至于法国等国家开始保护本国的肉类和羊毛。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场主们也开始寻找扩大市场的机会，并在当时获得了成功。同时，欧洲和美国发明并改进了羊毛和皮革的工业替代产品的生产工艺。他们的产量和销售额也开始了扩张。 远方市场对乌拉圭的肉类、羊毛和皮革的需求量上迅速减少，价格也在下降。这当然意味着乌拉圭的收入不能支付像以前那样多的进口物资了。于是该国面临如下选择：要么摆脱对这些东西的依赖，要么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得到这些东西。后者又有两种可能的办法：开发其他的出口产品，或者自己生产国内需要的产品，用本地的生产来替换各种进口物品。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极其有限，几乎没有可能在短期之内有效地为远方市场提供其他出口物资，因此政府决定实施所谓的“进口替代”计划。 这项计划包括一个大型的快速工业化项目，政府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一整套生产钢铁、纺织品、鞋和电子设备的工厂。结果却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当工厂能够最后投入生产时，产品的成本比同样的进口产品要贵很多，以致于本国的人们和企业无力购买。同时，这些工厂的设备以及运转它们所需的材料都需要很多进口物资，而且非常昂贵，导致政府的外汇储备被消耗殆尽。政府不得不以贷款方式继续进口必要的物资，然后无力偿付利息，整个国家破产了。 我曾经介绍过，要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无论好坏，都需要五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市场，工作，技术，产业移植和资金。它们也是催生进口替代型城市的基本力量。当其中一种力量不恰当地进入某个遥远的、缺乏自身的进口替代型城市的地区时，它对当地的影响将是怪诞的、不平衡的。在那些被人们遗弃的地区，这种发挥影响的不恰当的力量当然是来自远方城市的工作机会的吸引。这种力量能使当地的人口减少，却无力改变该地区的经济状况。 当然，这些地区出来的移民会经常把工作中挣来的钱寄回家，而临时性的移民则会在回家时带回自己的积蓄。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千百万工人离开发展滞后的故乡：埃及、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西班牙、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到欧洲北部的城市和城市腹地去工作。大多数人在故乡都有家属，他们汇寄回家的钱总计十分可观。如在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多年里，据说来自移民的汇款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一项外汇收入，超过了物资出口和旅游的收入。但是，这些人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他们的家乡并不比自己离开时更强。在1974年，欧洲北部自二战以后第一次遭遇了失业突然大量增加的困境，迫使大量的外来工失去工作、返回故乡，仅仅在西德就有50万人离开。他们回到的故乡就像当初离开时一样，依旧充满了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状况。6年之后，同样的事再度发生，欧洲北部的失业再次增加，许多移民又被迫返回故里。 人们或许可以大胆地猜想，从移民那里获得的额外收入总是能帮助被遗弃地区改变它们的经济面貌，甚至可以使它们步入发展之路，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当汇款能持续汇来时，它的确能帮助缓解当地的贫困，就像其他任何从富裕地区输入贫困地区的款项一样。这些钱用于购买当地的人们和机构所需的进口物品，但作用也仅限于此。南斯拉夫曾由于汇款减少而被迫压缩进口，偿还贷款也因此遇到了困难。但即便汇款的数额很大，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它们仍然不能使落后地区摆脱停滞，走上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