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关系与权力 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分析模式是：把整体分割为部分。无论在社会事务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人们都已习惯了这种思维。这种思维越来越不奏效了，并将导致宏观上的思维混乱。这将带来大量的问题，严重妨碍我们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一种天真的想法是，所有这些被分割的部分都是独立存在的，实际上这只能导致无休止的冲突和混乱。 ——英国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 导读 我们分析问题、处理事情的程序总是惊人地相似，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却总是不能令人满意，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进展通常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在组织里，影响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我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会议正在进行。我来这里开会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我们开会的目的是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我们随便找一个分析工具，然后试图借助它想出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这些分析工具可能是某个人刚刚从书本上读到的，也可能是在最近的培训班上学到的。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员工士气低落、生产效率滑坡、生产进度失调，或者是重新设计某种功能。主题是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我们处理事情的程序总是惊人的相似，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又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会议室里到处都是挂图。写满待处理事务、存在的问题、时间进度、计划、责任区分的挂图，毫无章法地贴在墙上。最后，把这些挂图从墙上取下来，紧紧地卷起，送到某个秘书那里。这个秘书负责将这些内容输入电脑，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大家。几个小时或几天后，我们才能在电脑上看到秘书发来的资料，它们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这些信息将进入我们的日程表上，成为每个人的待处理事务。无论这些事情是否得以执行，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不喜欢我们做出的工作计划，对进度的拖延也很恼火，更不喜欢将问题分解后再组合在一起。因为，这样做根本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图也好，表也罢，都没有考虑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些东西的存在，只不过意味着我们试图通过它们控制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究竟如何，是难于认识清楚的。我们就像受迷惑的巫师，举行过去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它们显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智慧大师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更聪明地工作与生活。世界上有太多的外界干扰和稀奇古怪的东西，失败的预测与控制随处可见。可话说回来，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世界不是机器，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适用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它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渴望新思想的出现。按照17世纪的科学理论建立的组织无法再生存下去了。自牛顿和笛卡尔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不断探索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前因后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试图控制一切。300多年来，我们不停地制定计划，预测未来，并进行各式各样的分析。我们对因果关系有强烈的偏好。对于包含具体数据的计划，我们已赋予它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家只能遵照执行。我们用数字描述经济发展、生产效率，甚至身体健康状况。我们用大量的图表和计划描绘未来，这些东西就像老船员心目中的航线图。没有它们，我们将迷失方向。 牛顿所描述的世界是很迷人的。伴随着时钟的滴答声，我们开创了机器时代。钟摆的规律性摆动让人们有了新发现。地球绕着太阳日复一日地转动，就像时钟一样，让我们相信世界上的事物具有确定性，也是可以预知的。我们希望万事万物都呈规律性变化。对于工作和学习，我们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世界是可以预知的。 看一看牛顿组织是如何运转的，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机械的宇宙观应用到组织管理工作中，就是强调实体结构和众多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若干责任组合在一起形成功能；若干人员组合在一起形成角色。林林总总的组织管理图描述这个机器是怎样工作的：共有哪些部分，谁适合放在哪里，谁是最重要的零件。20世纪90年代，“再造”成为解决组织管理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时，人们才发现：我们一直像看待机器一样看待组织。组织管理遭受惨重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程，另一方面是多年来形成的观念——不重视组织管理中“人”（或者说生命）的因素。威廉·拜格雷夫（William Bygrave）是从物理学转行的组织理论家，他发现，大多数管理理论家要么是工程师，要么虽不是却向往后者。从过去到现在，从钱德勒到波特，情况依然如此。他认为，在组织管理领域，这些人总是试图建立一种理性的、结构化的方法，这与他们的工程学科背景不无关系。 300年来，将整体简化为部分以及分割的进一步细化，不仅仅体现在组织管理上，而且渗入到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将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和课程，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学校和办公场所，提出基于离散因素的分析技术。甚至，我们把自己的行为也分解为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部分”。 按照机械宇宙观，我们的世界充满界限。在一台机器内，每个零件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同样，在牛顿组织中，我们也是到处划分界限。我们定义角色和责任，指明上下级关系和责任范围。我们对整个流程进行界限划分，将相互关联的完整网络分割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我们将变量看做是相对独立的，而且界限清晰。即便在采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来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信息是以二维图表的形式展现的，而且信息量呈爆炸式发展。这些图表让我们知道市场份额、员工意见、客户级别等信息。我们将权力看做有界限的资源，即“属于我的那块饼”。 这些无所不在的界限，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受：这些界限既保护我们，也明确了我们该做什么。界限让我们认识事物间的差别。达纳·佐哈(Danah Zohar)在《量子自我》(The Quantum Self)一书中写到：“古典物理学的精髓就在于事物的分割，以及分割开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又怎样互相影响。”古典物理学就是研究事物的，研究分割开的事物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由事物所构成的世界里，界限是清楚了，所以能够准确地说哪个地方是一个事物的结束又是另一个事物的开始。我们可以站在某一事情之外，不用干预就可对其进行观察。因此，从“事物”的观点看，我们能够科学、客观地认识世界。几百年来，在界限明确（你—我、里—外、这里—那里）的世界，我们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就交给我们了。我们要对它做一些假设。它非常有条理，它的工作是完全可以预知的，揭示万事万物运转规律的仅仅是几个简单的法则。分割、简化的思想让我们相信：我们终将弄清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完全控制它，甚至于它的生死。科学取代了上帝。科学作家布里格斯(Briggs)和皮特(Peat)认为：“混沌仅仅意味着过于复杂了；科学家无法跟上它的步伐，但他们确信，从原则上讲，早晚有一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混沌将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说，存在的仅仅是牛顿法则。 在物理学领域，对根本规律的探求已促使人们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工作，人们现在称之为“万有理论”。有些科学家仍然相信，他们将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并能控制一切。管理领域的一些专家也梦想能实现类似的控制，他们期望预测将来，但收效甚微。在如何确保组织运转良好这一问题上，真正的简单化思想与毫无实质内容的说教完全是两回事，但却经常混为一谈。 机械世界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与我们人类好像总是格格不入。佐哈说：“古典物理学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生命改变为无生命的、僵化的机器。在有生命的世界里，意志与才智是最宝贵的，世界的运转全靠上帝对人的热爱……”机器世界里的事物都是按确定的规律运动的。在这一世界里，冷漠取代了丰富多彩。人类和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思想体系，甚至生命本身，都与庞大的机器世界毫不相干。 在所谓的科学世界观里，如果不考虑人的经验，将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正像普里戈金和斯唐热所说的那样，尽管科学家与自然界已进行了成功的对话，其意外结果却是“发现了寂静的世界，这正是古典科学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古典科学展示给我们一个无生命的、被动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一旦编好程序，它就会根据程序所确定的规则连续运转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自然界的对话是将人从自然界中隔离出来的，而不是让人与自然界更密切地接触……科学对它所触及的事物，好像都不够尊重。” 不仅仅科学界笼罩在孤单的气氛里，整个西方文化也都是如此。美国人主张个人主义至上，每一个人都在保护自己的界限，宣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社会学家贝拉（Bellah）认为：“个人主义既表示令人愉快的不受干涉，也是一种可怕的隔离”。 在科学领域，20世纪的到来动摇了牛顿思想的霸主地位。人们发现，亚原子世界里的一些现象无法用牛顿定律解释，因此迫切需要寻找认识世界的新方法。牛顿力学对于科学进步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为了解释大量的自然现象，人们需要发展全新的科学理论。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世界不是确定的、僵化的世界。量子力学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在认识自然界的进程中，很多重大突破都是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改进——或者对事实进行重新组织，或者对这些事实建立新的关联，或者根据不同背景灵活地看待事实。但是，量子理论完全摆脱这些基础的影响，通俗地说，是“另起炉灶”。过去认识世界的方法对量子现象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很多方法都不再适用了。但是，最终结果不是对现实情况一筹莫展。相反，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量子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尽管量子世界是具体、清晰的，但它也是很神秘的，即便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两位著名的理论家对此做了评论。玻尔警告说：“如果谁没有被量子理论所震撼，那就说明他还不懂量子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edinger）在谈到量子理论的深奥难懂时说：“我不喜欢量子理论，但没办法，我总得跟它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