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理解，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世界上一定存在最为简单的思想，而不是方程式。我相信，这一思想最终被人们发现时，必将是广受关注的、众望所归的，我们将会相互谈论：“喔，太美了，世界只能是这个样子！” ——美国科学家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 不少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很多组织都不能健康地运转？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我们。为什么众多的组织都缺少生机？为什么项目周期太长，而且还愈加复杂化，最后往往得不到任何真正有意义的结果？为什么进展常常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者，进展本身就很令人称奇——我们制定计划时根本未曾考虑！为什么变革总是带给我们不利的东西，害得我们愈加力不从心，也更加困惑？而实际上，我们对变革本身正在进行“管理”！为什么我们对成功的期待已经降低到这种地步：我们的最大期望是拥有足够的忍耐力，能够从容应对组织和生活中的不利因素。 这些疑问在我心里存在了许多年，困扰着我的工作，让我对能力的内涵也感到很困惑。我的工作越忙，承担的项目越多，这个疑问就愈加强烈。但是，一次旅行改变了这一切。 像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我每周都要乘坐波音757往返于波士顿和盐湖城。这样，我在空中就有很长的一段阅读时间。我翻开关于新科学的第一本书：卡普拉（Capra）的《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这本书讲的是如何从量子物理的角度认识世界。是这本书让我初步了解认识世界的新方式，领会了世界的变化过程、丰富多彩的特性和密密麻麻的关系网。 在1万米的高空接受观察世界的新方法，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个高度也更加直观地告诉我们：只有以更宽广的视角，才能看清事物的全部或大部分面貌。从这第一本书开始，我接二连三地读了很多新科学的书——只要是我能找到的。这些书涉及生物学、进化论、混沌理论和量子物理等。新科学的发现和理论，让我暂时抛开管理科学的细枝末叶，从更高的角度观察宇宙的固有规律、创建过程以及为维持秩序而进行的动态、持续性改变。在这个世界，秩序与变化、自治与控制不是最主要的对立面，而我们一直认为它们就是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正是变化与持续不断的创造维持着秩序和能力。 如果是在地面上，我想我不会领会这些思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关于新科学发现的书非常多，其中有一些广受好评且更具科学性。在我读过的众多书籍中，有些挑战性太强，有些则太奇异，大多数都带有惊险的图片和信息。我意识到，我正游荡在自由和可能性的新王国，这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我的工作。在科学与我的困惑之间，我并不能总是一下子就建立两者的联系；但是，我注意到，在应对困扰我的那些问题时，我能够保持过去不曾有的镇静。我从阅读中受益匪浅：混沌中包含秩序；信息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巨大的要素；系统的分崩离析是为了重新进行组织；无形的力量可以穿透空间而影响远处的变化。这些观点是激动人心的，它们给了我希望，尽管它们还没有立即给出答案。对我来说，这些新知识肯定能应用于实践，尽管我知道这一探索过程可能需要很多年。但是，我不再认为在变化无常、万事难料的世界里，组织天生就是难于管理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现有的组织行为是不合时宜的，我们采用老方法的时间越久，离对组织——科学界称为“大象”——的突破性理解就越远。复杂的层级，以及对事物无法控制和失去控制的感受，只不过是一个信号，说明我们对组织生命和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未能理解透彻。 我们都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目前，无论是哪个学科或是哪个学术组织，都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专业性的答案。在世纪之交，物理学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经常提到的故事是关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和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他们是量子理论的两位奠基人。下面是《转折点》一书所做的论述：在20世纪，物理学家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他们能否彻底理解宇宙究竟是什么？每次做原子实验时，他们问大自然一个问题，大自然就给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答案，而且，他们越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矛盾就越突出。在努力弄清新事物本来面目的进程中，科学家们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所应用的基本概念、语言和整个思考方式，完全不适用于描述原子现象。他们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知识方面，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强烈的情感和存在主义哲学，正像沃纳·海森堡所生动描述的那样：“我记得与玻尔讨论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但几乎是以绝望而告终的。讨论结束后，我独自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步，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就原子实验展现给我们的结果来看，大自然怎么可能如此荒谬可笑呢？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物理学家才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所碰到的这种自相矛盾现象是原子物理的基本特征。认识到这一点，物理学家们就开始学着问正确的问题，避免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最后，他们建立了量子理论中准确、一致的数学公式…… 我相信，我们才刚刚开始发现和发明新组织形式的进程，而这种新组织形式是适用于21世纪的。我们都是负责任的发明者和发现者，我们需要鼓足勇气向旧世界说声“再见”，放弃我们曾经珍爱的一切；关于什么依然有效和什么已不再起作用，我们也不能再沿用旧的说法了。我们必须学着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说过：“不改变制造问题的意识，就无法解决问题。” 在思维转型的时代，寻找新答案的途径有很多。对我来说，到自然科学中去寻找就很合适，这样就把现在的我和少年时期的我联系起来了。14岁时，我渴望成为一名太空生物学家，每周提着沉重的天文学课本，乘坐纽约的地铁去海德天文馆上课。课本太深奥，我读不懂，但我还是带着它们，因为它们是那么引人注目！我的生物学功底十分扎实，到了大学，我选择的专业也是生物学。但是，碰上高等化学之后，生物学的学习经历也就结束了。随后，我转向更具不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像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一样，从内心上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科学家，我仍希望世界展示给我更多的奥秘。 不过，我的兴趣在科学上，而并非人。我们现在生活、工作中的组织都是依照牛顿时代的宇宙观设计的。在管理上，我们首先把事物分解为若干部分。我们认为，影响是人与人之间直接推动的结果。我们制定复杂的计划，指望世界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我们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方法，期望能客观地感知世界。这些假设条件，来源于17世纪的物理学——牛顿力学，我们将在第2章进行讨论。它们是我们设计和管理组织的根基，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都是基于这些假设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总是根据自然科学建立我们的世界观。 但是科学的发展已是今非昔比。如果我们想继续基于科学理论建立和管理组织，为组织设计、计划制定、经济学、人的动机和观点、变革流程（还可以列出很多）等建立一套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我们起码要以当代科学为根基。我们不能再坚持17世纪的宇宙观，而应该着手分析21世纪已有哪些现成的科学理论。对组织原则的探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现有的科学理论是怎样解释“宇宙是如何运转的”。 对新科学成果的探索还在进行当中，实际上处于起步阶段。但我深感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思考组织的第一朵火花。这火花也许暗淡了点，但必将燃起熊熊火焰。有的科学家以诗人的情怀论述自然现象，描绘我们在组织中发现的自相矛盾现象。在思考我们自身在组织中的体验时，人们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是一个充满奇妙与未知的世界，很多科学家为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惊叹，这种感觉跟早期的探险者发现新大陆差不多。在这个王国里，人们感受到一种新的自由：探索过程比得出结论更有价值；怀疑比知晓答案更让人心满意足；探索比止步不前更让人兴奋不已。与确定无疑的事情相比，好奇心更有价值。 这本书并没有罗列各式各样的结论、案例或者可仿效的做法。我不想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认为把在别处建立的模型硬搬过来，就可以对组织进行改造；也很少有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改造组织的案例。在每一个组织里，我们都需要内省，互相把对方看做发现之旅的关键资源。我们要发挥遍布于组织的创造力的作用。第二，新的物理学直率地告诉我们，客观事实不会自己站出来向人们透露它的秘密。关于“现实”的真谛，不存在处方或规则，也没有核对清单或专家建议。如果处于科学家所说的紧要关头，实际上就不需要参照任何外界经验，对我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新的、不同的，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必须相互合作，通过实验找出究竟什么是适合我们的，并以发明者的身份互相支持。 本书试图阐述新的现实观，这一思想认为，观念和信息仅仅是生成新事物的一部分条件，而不是全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创造力，取决于你与它们的结合。我的任务是提供素材，激发你参与进来。我知道，你在看过这些素材之后，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希望和不同的实验。我们是否同意专家的说法，我们是否认可一种最佳实践，都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不是当代的宇宙特征。只要我们与现实世界发生作用，结果就是“共同进化”。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会不断地发展，它的多姿多彩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尽管每个人从本书所得到的收获千差万别，但是我在本书中论述的主题是在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最为关心的：到哪里去找秩序？复杂系统如何改进？怎样建立组织才能让其既灵活又有良好的适应性，能力更强而不是被束缚住手脚？如何简化事物而又不丢失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既满足个人自治和成长的需要，又满足组织对预测和责任的需要？本书提到的新科学研究领域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以及覆盖若干学科的进化论和混沌理论。每一章都将探索某些科学观点与组织现象的关联，但对新科学的发展方向略微做些介绍也是非常必要的。 很多学科的科学家都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们能否用机构图来说明白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机构图方法是牛顿、笛卡尔等天才科学家在17世纪所推崇的，这种方法认为，对构成总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是认识总体的关键。先将事物分解为若干部分——这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切割，也可能是象征意义的“切割”（比如业务功能、学科分支、细分区域、人体构成等），再将各组成部分拼装成一个整体——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不能有重大的缺失。 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新科学对系统的认识不仅着眼于系统整体，而且十分关注这些网络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学家、作家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为了形象地解释这种思维转型，引用了一段远古苏菲（Sufi）派的教义：“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我们从这样的视角来看系统时，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的各种联系和现象都不能简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能通过孤立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再来解释总体。在这一全新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认识这些连续运转的动态过程，然后观察这些过程是怎样物化为可见的行为和形态的。 在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亚原子世界的奥秘了，并出现了海森堡的“不谐之音”。因此，在物理领域，全新模型的探求已有漫长而又奇特的历史。奇特之处在于量子力学中很多重大发现的发现模式：“基于不可靠的依据和荒谬的假设提出的幸运猜想，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开始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很愿意看到人们这样来描述科研过程。这样，我们就都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科学探索活动，科研和计划制定活动也将更多姿多彩，不同的意见也有助于工作的开展。 量子力学的现实观让我们感到惊奇：“什么是真实的？”这一普通概念在量子力学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只有与别的东西建立关系时，亚原子粒子才能生成和被观察。它们不以独立的“事物”形式存在。不存在最基本的“积木块”。量子物理描绘了一种奇特而迷人的的世界观，正如海森堡所说：“看起来像是一块复杂的布，其中不同的连线交替、重叠或结合在一起，最终决定整块布的质地。”这些看不见的联系是万物的基本构成要素，而我们过去认为这些联系是发生在相互独立的实体之间的。 在其他专业领域，特别是生物学领域，才刚刚开始用整体的、动态的模型来代替非机械模型。传统的机械思维方式在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领域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很多科学家目前都努力把生命视为一个生命体去认识，而不再采用机械思维方式。例如，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一书中，卡普拉提出了一种将科学与生命系统综合在一起的新方法，吸收很多科学分支的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卡普拉提出的过程完全不同于过去用于解释生命现象的机械过程。 类似的思维转型还发生在医疗保健领域。以前的治疗是把人体看做一个集成的系统，而不是相对独立部分的集合。有些生物学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将人体看做离散系统（如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等）比仅看做一个大系统更好；在功能上，这些小的系统又是完全相互依存的。 如果把地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用来认识地球的模型就是“盖亚理论”（Gaia theory），这是由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首次提出的。“盖亚理论”假设地球是一个自我调整的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的小系统构成的行星团体，这些小系统共同创造了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这一假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生物学领域，对主流理论的各种改进一直在进行（包括进化论、动物行为学、生态学和生理学等方面），以至于著名的生物学编年史专家恩斯特·马尔（Ernst Mahr）认为，应该建立全新的生物哲学体系。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认为，人们正在努力使生物学更关注总体和集成性，生物学将成为“不惧怕复杂的成熟科学”。 在化学领域，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论证了当环境变化时，某些化学系统是如何重新进行组织并建立更高秩序的。他因此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奖。在古老的机械系统模型里，变化和干扰意味着麻烦。这些破坏因素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导致系统的衰亡，这是所有系统的下场。但是，伊利亚·普里戈金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大有希望的未来。他证明了，任何开放系统都有能力对变化和无序状态做出反应，在更高的组织水平上重新组织自我。无序状态是一个关键角色，它对系统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它可以推动系统进行自组织，并建立新的形态。当我们不再用机械模型认识生命，并深入了解了生命系统的动态过程，我们就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波动、无序和变化等。 对变化和无序的新认识也源于混沌理论。通过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人们对秩序和混沌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现在人们认为这是成镜像关系的两股力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状态。系统可以进入混沌状态并且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混沌状态内部，系统被维持在秩序井然并可预测的界限内。没有这两股主要力量的参与，变化或进展就不会发生。混沌是建立新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这是很常见的，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科学帮助我们记住它。 新科学还使我们懂得了：自主和简单化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最爱。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都认为秩序和形态的生成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控制，而是仅仅应用少数几个指导原则就可以了，这些原则可通过个体的自主训练而实现自我复制。不论是大型的生态系统，还是小型的微生物群体，所有系统的存在与发展都是基于几个主要原则进行的。这几个主要原则规定了系统的总体特性，与此同时，系统内的个体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 新科学所描述的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在很多领域的信仰和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方面。新科学的观点几乎已渗透到每一个学科，包括我的专业领域——组织理论。每当我面对深受困扰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我们怎样进行组织再造时，都能看到科学的影响。从组织管理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一种无形的却又让人十分感兴趣的力量——领导力。领导力如何，从关系的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几乎没有一个理论家会忽视组织中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直接决定着领导者的领导能力。相反，人们对合作关系、追随者、授权、团队、网络、衔接关系的作用等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 关系无处不在。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与同事、利益相关者和小团体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伦理与道义问题不再是模糊的宗教概念，而是关键要素。在个人层面上，目前很多作家都用精神、心灵和人生目标描述内部关系。生态学作家认为，关系不仅存在于我们与当前环境中的人之间，还存在于与我们与下一代之间。当代物理学已经把关系的重要性讲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用更多的关系术语来重新思考我们的问题，就不足为怪了吧？ 在动机理论中，人们已经从关注奖金等外部激励转向关注内部激励，比如，获得赏识将带给我们巨大的动力。人们更加看重组织生活中的团体、意图、尊严、目的和情怀。人们开始关注人的情感，而不是简单地把人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过去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工作中也有爱，不相信组织中也存在感情。在20世纪，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只要给每个员工分派一些具体任务，只要他们把这些分派的工作做好，这个组织就可以有效地运转。当我们抛弃了机械组织模型，不再把员工视为机器上可替代的零件，我们实际上就已开始从多个角度审视自己，从总体角度评估我们的工作成效，这样，我们设计的组织才能把人看做最大的财富。 愿景、价值和文化在组织管理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对组织活力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是如此有效的力量。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建立组织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最好方式，不是采用控制手段，而是通过一些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力量。很多科学家现在都借用“场”的概念——这是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它们充满空间并影响人们的行为。我也借用过“场”的概念：组织的愿景和价值的作用就像“场”一样，是一种不可见但真实存在的力量，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与很多传统的概念是大不一样的。在传统意义上，愿景是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提出的、并期望能成为现实的未来状态。 我们对组织的观念正在向“机械模式”告别，这种模式在官僚主义时代得以盛行。现在，我们更欣赏灵活多变的有机结构，欣赏无边界、无缝连接的组织。我们已经开始把组织看做完整系统，可以称之为“学习型组织”或“有机组织”，组织中的人都具有自组织能力。这标志我们已踏上新的征程，强烈感受到需要对今天的组织进行变革。我的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们承认组织是生命系统，具有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那么，变化、混沌、信息过载、不良习惯等普通组织事件就不会给组织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