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天下大明 《明会要》载：“永乐十四年，（朱棣）命文武群臣集议建都之宜。（大臣）乃上疏曰：‘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宜敕所司营建。’（朱棣）从之。” 由此看来，明王朝的“迁都”并不是朱棣一个人决定的，而是大臣们“和议”的结果。但朱棣的心里非常清楚，大臣们赞同迁都是慑于他的杀伐果断而随声附和，“迁都”完全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 这位皇帝在南京登基的第一天起，民间关于他的流言就一直没断过。这时，“迁都”的消息一传出来，朝野上下的流言更是满天飞舞。 朱棣本人听到的最生动的流言是，他的江山是从侄子手里抢过来的。他住在由父亲朱元璋一手修建的皇宫里，害怕父亲和侄子的魂灵找他的麻烦，因此决定把都城迁到自己曾经镇守过的北京去。 “真的是这样吗？”看着车外在残雪的覆盖下显得有些陌生的景色，朱棣这样想。 他在南京已经做了18年的皇帝，老百姓怎么评价这18年，他或许不很清楚，朝廷中的官员因为他的刚烈脾气而学会了“顺毛摸毛驴”，认为只要哄着他高兴就完事大吉，所以民间的许多事情他都不很了解，但他清楚，自己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那就是要做一个好皇帝——他甚至希望，在千百年之后人们提起他，会忘记父亲洪武皇帝朱元璋，当然，更主要的是忘记自己的侄子——建文皇帝。 回想在南京执政的18年，朱棣自认为自己干得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此时一路行来，民间那有条不紊、人丁兴旺的景象，更让他相信这一点。 对于出生在元代末期的动荡社会中并亲历过战争的朱棣来说，沿途各地官员粉饰出来的太平是糊弄不了他的。他之所以对这些官员们不加治罪，固然是因为迁都之喜不宜刑罚，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一路上他所感受到的那蕴涵在苍茫大地之中的勃勃生机使他坚信，自己的帝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 朱棣想起洪武十三年（1380年），自己刚满17岁的时候，按照明王朝的礼制，作为被分封到外地的藩王的他，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他离开南京，就是顺着这条官道前往北京的。那时，虽然是春天，但民间的景象比起眼前的严冬似乎还显凄凉。尽管大明朝已经开国13年了，南方已有所恢复，但长江以北仍然荒无人烟，就连一些传统的大城市，也是毫无生机。 而到永乐十八年的时候，在他大力扶植农耕和手工业的政策下，江南地区的经济几乎恢复到其最鼎盛时期，北方地区也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势头。 想到这里，朱棣心中忽然掠过一丝惆怅。 对他来说，这种情绪是非常少有的，或许正因为如此，这惆怅才格外强烈。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老了。尤其当孙子那满含童真的声音把他从疲倦中唤起，再看到近在眼前的“故乡”，他才惊觉，自己离开这城市已经整整20年了，刹那间，千桩往事尽浮现于眼前。 公元1390年，在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命令下，时年21岁的朱棣和另外两个藩王分别节制三路大军，对远处沙漠的蒙古残余势力发起大规模的围剿。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朱棣的表现非常出彩。在他的两个哥哥“徘徊不进”的时候，他督师挺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漠北，在迤都山一带大败蒙古军队并生擒其主帅乃尔不花。 年轻的朱棣由此自诸藩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洪武皇帝朱元璋充分的喜爱和信任，在他仅21岁的时候，朱元璋就把节制边境沿线全部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 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王朝的“法定”继承人皇太子懿文病重不治而死。对其非常喜爱的朱元璋于悲痛之余，把他的儿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作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但据《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皇太孙……仁柔少断……太祖常有意易储（于朱棣）。”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本人不喜欢自己册立的皇太孙。许多人都开始认定，权力的天平倾向于以“武功”获得显赫声名的朱棣一边。 可做事一向果断的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得优柔寡断。他曾经就此咨询过大臣刘三吾，刘三吾对他说：“您如果废皇太孙而另外册立燕王的话，怎么和其他藩王交代呢？” 因此，朱元璋就放弃了废皇太孙而改立朱棣的想法。 朱棣显然无法接受父亲给自己安排的角色。 《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盖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 这和尚简直是说了一句大白话，什么白帽子给王戴，白在王上可不就是一个“皇”字吗？在当时皇位已经明确有了继承人的情况下，这和尚说这话可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朱棣听了，非但没有问这和尚一个忤逆的罪名，反而向朱元璋请求以道衍为自己的老师。可见，他对皇位的向往是何等的明显而且强烈。 公元1398年春天，71岁的朱元璋在南京驾崩，“仁柔少断”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建文皇帝”。 一登上皇帝宝座，建文就显示出一种与其往日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对待朱棣以及一干叔父及藩王的态度上，他显得异常刻薄。 初掌大权，建文皇帝就下了一道满怀敌意的诏书，在诏书中，他明确命令，在朱元璋大丧期间，在外的藩王一律不得进京奔丧，这就明显表现出对所谓的“骨肉至亲”的猜忌。 接下来的事，愈见建文对诸侯的步步紧逼。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洪武三十一年）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讯周王肃，逮至京，废为庶人。” 此时，朱元璋才刚死两个月，建文皇帝在连自己的年号还没建立的情况下就搞起了清除异己的活动，其中固有周王罪无可赦的原因，但究其原委，还在于建文皇帝的用事不当。 朱棣本人在建文初即位时，还有对皇位缓缓图之的意思，但此时面对建文的步步紧逼，性格强悍的他只好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手段了。 让对方承认自己当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实际上是斯托姆斯的一个非常天才的手段。或许一位勇敢的经理人会把那次会议看成是一次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应对变革之前，你必须面对一件事情：欺骗心理。而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不诚实—无论是智力上的做假、决策过程中的隐瞒，还是任何不愿直面现实的行为—都是最大的敌人。人们会想出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自欺心理，比如说“要搜集更多的信息”或“要征求更多人的意见” 等。事实是：我们根本不愿意直接面对现实，更不愿意去作出任何决定—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定。所以大多数公司，包括个人，都不愿承认自己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等待。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作出决定—即便是自己已经在大脑里作出了决定，他们也不会说出来，而另一方面，这种拖延又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资金浪费，会让公司犯错误，结果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补救。 我时常在想，如果斯托姆斯遇到的是前任交通部长尼尔·戈德施米特(Neil Goldschmidt)，而不是一群胆小的中层经理，她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听说有一次，在访问奥尔良大学的时候，戈德施米特曾经跟随行人员说自己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兄弟会(Fraternity)。当时正是兄弟会最为疯狂的时期，兄弟会成员经常会把那些有意向加入的人带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团团围住他，逼着他马上加入。 结果戈德施米特也被拉到了一个房间里。一位兄弟会成员戏剧性地点燃一根火柴，把它举到戈德施米特面前，说：“在火柴烧完之前，你必须作出决定—加入还是不加入？” 戈德施米特一口吹灭了火柴，离开了房间。 实际上，如果当时戈德施米特表示同意，他或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不过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都需要决策者具有相当的勇气和判断力—可悲的是，如今大多数公司都变得越来越缺少这种品质。 真正伟大的经理人是那些在危机发生之前就会主动制造变革的人。还记得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好莱坞电影大亨，曾任20 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总裁，被认为是美国最精明的商人之一。—译者注) 吗？他发明了专门为电视频道量身定做的电影。还有鲍勃·皮特曼(Bob Pittman，美国AOL 时代华纳CEO，被认为是MTV 的创始人。—译者注), 他说服自己的上司接受了当时被看成是“疯狂”的MTV。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 很早就开设了网上业务，而美林公司却一直等到最后一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廊桥遗梦》最终出版之前，曾经有好几家出版商拒绝了作者的手稿，因为没有编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IBM 曾经出现过一项伟大的发明，却没有在公司内部得到任何支持，后来人们根据这项发明成立了今天的施乐公司。那些总是刻意回避风险的经理们相信，“明哲保身” 是最好的处世哲学，只要不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们就永远不会遇到麻烦。事实上，这可能是一条最快的升迁之道，至少它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可如今，真正的麻烦恰恰来自于“不做决定”。任何决定都会给你和你的公司带来好处—至少比不做决定带来的好处大。新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讲求速度，而要想参与到新经济当中，最快的方法就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现在的想法所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