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大量商机。杰夫·贝佐斯希望抓住这次机会，大干一番。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的生意居然是在网上卖书。人们都对他的这种选择感到奇怪。这不仅是因为他根本算不上一个爱书如命的人，而且甚至都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是他认为，网上售书是个好生意。原因有二：第一，图书相对来说，体积重量较小，方便邮寄，也就是说，不需要花费太多人工成本；第二，在互联网上做图书的广告非常方便。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因为贝佐斯发现，美国现在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会更重视知识的作用。在这个阶段，“人、知识、人际关系、知识产权、专利和市场预判等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有价值的东西不再仅仅局限于有形的物质和金钱，而是客户关系和组织管理技术，甚至新的想法都可以变成金钱。正因为如此，人们会花更多时间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这也为图书的销售提供了一个大的平台。 当时，在图书市场上，像巴诺书店这样的传统大型实体书店还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贝佐斯深知，要想在这样一个市场上打开一片天地，占有一席之地，面对的挑战一定不小。虽然在最后，贝佐斯的图书销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更重视的是树立消费者的信心，希望消费者认可通过互联网销售的图书。他知道，互联网在以后一定会迅猛发展起来。当时，拥有个人电脑的美国家庭，已经从1984 年的7% 上升到了1994 年的25% 。虽然说做互联网生意也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风险却是值得的。因为只要互联网发展起来，使用互联网的人一定会更多，那么生意自然也就会更好做。但是，即便是对互联网发展非常看好的贝佐斯，也低估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单单从1994 年至1998 年间，使用互联网的美国家庭数量就增长了五倍。到了1999 年，15% 的美国家庭都开始网上购物。 相对于产品销售来说，那时的贝佐斯更希望他的网络销售平台能在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不管是51% 还是99% 的份额，只要是绝对多数就行。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建设销售平台上，图书的销售就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出现亏损。但是，一旦这样的销售平台建成，包括光碟、音乐制品甚至玩具在内的产品销售就会变得很容易。对于他的这种商业模式来说，如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顾客忠诚度。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顾客忠诚在商业实践中并不容易建立。为了获得顾客忠诚，贝佐斯为每位顾客都建立一个客户专属档案。一旦老顾客登录到网站，针对特定消费者的新产品就会在消费者的首页闪烁出现。推荐的新书都是根据过去消费者的购买习惯而推出的。不仅如此，贝佐斯还花大力气去购买那些存量不多、不再印刷的图书。此时，邮递行业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邮寄速度也比以前大大提高。这要部分归功于二十年前出现的联邦快递。贝佐斯自然也充分利用了邮递业的变革，积极拓宽图书的销售市场。 贝佐斯建立的这家公司就是亚马逊公司。但是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公司才开始实现盈利。到了这个时候，亚马逊公司已经主宰了图书的网络销售市场。只是后来，巴诺书店的子公司也开始发展网络销售业务，并对亚马逊构成了一点威胁。但是除此之外，亚马逊公司几乎是一枝独秀。同时，亚马逊公司还大大扩展业务范围，不仅仅只是销售图书，而且销售其他多种产品。亚马逊公司成为网络销售的一个典范，它的服务非常之好，包括免费退货、手续简单等。这也为它在消费者中间赢得了极佳的口碑。事实上，在2000 年的时候，亚马逊公司的发展甚至威胁到欧洲电子商务的发展，因为它和另外一家从事网络服装零售的企业—兰斯恩德公司，给消费者提供无条件的产品质量担保。他们为此遭到德国方面的起诉，因为德国方面认为，这种担保会给其国内的企业带来过大的压力，以至于威胁到企业的生存。贝佐斯的成功经历，既说明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前景，也展示了互联网经济的缺点。对于网络销售来说，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销售模式至关重要。 新的生产率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通常被称为“计算机革命”。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全面影响美国的商业发展。商家纷纷使用电脑追踪码技术来管理仓储、下订单及跟踪销售行情。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开始引进智能机器人技术。这项技术的本身就依赖上文提到的信息革命。就整体而言，随着信息技术的引进，生产率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虽然说引入新技术十分重要，但因为新技术往往成本很高，导致许多公司无力购买，这也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技术完善同样重要。得到完善的新技术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价格还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大部分企业才能使用这些技术。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电脑和芯片的成本急剧下降，而电脑的处理能力却有了质的飞跃。数字存储能力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五万倍。这种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多地把一些计算机成品和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海外，但同时，美国却把那些利润及附加值很高的生产和研发留在美国本土。这些高附加值的技术能力包括微型芯片、软件设计、编程及新产品研发。计算机技术几乎可以应用到各行各业的管理和生产环节中，并能大大提高其生产效率。乔治·吉尔德把这种信息技术革命称之为“微观世界”的革命。正是这样的技术革命，把美国的信息产业和娱乐产业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计算机、光纤及传真机等组成的网络，个人的企业经营和国家的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这场新技术革命的原料就来自几乎无处不在的沙子。吉尔德敏锐地观察到这场新技术革命的特点，那就是，能力越大，体积越小，速度越快，越受欢迎。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出现。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会大规模地使用计算机，有的企业甚至根本就不使用。相反，这么说的意思是，正是因为计算机技术革命的出现，企业家们现在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进入以前不能进入的市场。 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美国逐步掀起了个人电脑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成熟，自然而然地，人们也需要另外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就是把不同地点的个人电脑连接起来，使它们之间能够实现信息交流和共享。这样一来，计算机的应用范围被极大地扩展。1977 年，第一封电子邮件出现了。1980 年，蒂姆·伯纳斯·李设计出了“万维网”通信协议，从而让网络交流更加便利。到了1982 年，任何服务器都可以访问其他的服务器。在90 年代早期的时候，马克·安德利森设计出了“马赛克”浏览器，后来变成“网景”浏览器，非常适合用户上网浏览资讯。 与此同时，在电信领域又有一项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早期的电脑上网装置“猫”是由贝尔实验室在20 世纪50 年代首先发明的。这种装置可以让用户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在用户之间可以实现资料共享。但是，这种装置最大的弊病就是慢，不仅反应速度异常慢，而且资料传输速度也非常慢。为了建成一种真正有效的互联网，计算机之间的传输速度必须要有一个质的提高，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计算机技术。科宁玻璃公司为这场技术革命也做了一定的贡献。当计算机通过“猫”来拨号上网时，科宁公司生产的光纤电话线使得数据传输速度更快。宽带连接速度从1997 年的延迟十二秒发展到2001 年的延迟三秒。同时，在1994 年至2001 年间，互联网的流量增长了五千倍。部分互联网通讯通过新的数字电话线来传输，其他的通讯则依赖以前主要提供电视信号的光纤来完成。 网络新经济 2001 年，美国铺设完成的光纤大约有三千九百万英里，这远远超过当时的实际所需，只有不到3% 的光纤被利用。像奎斯特通信公司这样的企业，曾经投入巨资铺设新型光缆。根据这些公司的最初计划，这些光缆是为电视提供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互联网而铺设。下面就是互联网借电视发展的东风而发展壮大的例子。在这些光缆铺设完成之后，人们发现电视通信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于是，在不久之后，电视服务商就开始研究是否可以把这些光缆用于数据传输。结果证明，这些光缆非常适合进行数据传输。于是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就使用上了互联网服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有如此之多的人使用上了这项技术，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个人电脑只花了十六年的时间就成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而电话则用了三十五年，汽车更是走过了五十五年。美国在线公司最早实现网络领域的技术突破，首先为网络通讯和网络游戏制作了一个程序。美国在线公司是最早的互联网服务商之一，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提供了他们第一个互联网账户。美国在线公司在1992 实现上市，很快就募集到了二千三百万美元。计算机领域的变化和发展都很快。许多老的公司很快就被后起之秀所代替，美国在线公司也不例外。曾经炙手可热的美国在线公司发现，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很快超过了自己。最后，美国在线公司被时代华纳公司收购。 有些公司找到了新的办法，来充分利用互联网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一家名为“全士波公司”，就发明了一种静电标识装置，从而可以远程监控输油管中保护膜的状况。在与代顿电力照明公司合作进行了一次试运行并获得成功之后，全士波公司便不需要再从管道附近获取土壤样本，就能对输油管进行检查。一旦与全士波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它就负责在对方公司的输油管内安装微型处理器，然后通过接收反馈信息来确定输油管道是否受损。 1998 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讲话中，首先指出美国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他说： 就此次演讲的主题，美国到底是否进入新经济时代这个问题而言，答案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当然，美国经济每天都在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经济总是“新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到底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且影响深远的变化呢？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所经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是否与过去截然不同，并且将来是否会发展得更快呢？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很多方面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传统观点和经济模型都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一定很大；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种新经济在通货膨胀保持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还很迅速。这是新经济的最大特点。 在过去，如果经济增长超过七年，我们往往就会看到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平衡。但是现在，这种不平衡几乎还没有出现。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同寻常的紧张。我们也要注意，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也有可能引起生产成本和物价的上涨。但是，截至目前，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 格林斯潘认为，下面几个因素让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第一个因素就是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因为国际贸易的扩大，世界资源才能够进行更高效地配置和利用，从而能更好地进行生产。第二个因素是金融市场的贡献。新技术出现之后，就会有新的设备，而金融市场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购买新式设备的资金。这自然也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最后一点是技术革新。重要的技术进步几乎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贸易方式和价值产生模式。 在1999 年的政策报告中，这种新经济被进一步阐述为具有如下特点：“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岗位增多，企业活力和竞争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设计到生产的间隔变得更短，产品上市的时间也更短，产品和服务更加多元化，技术进步持续深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全球化的发展，原来的等级式组织结构被网络化学习组织所代替，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都不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它们是维持整个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创业领域，最流行的趋势是互联网经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每个商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网页。从50 年代到90 年代，商家的习惯做法就是在电话簿上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公之于众。这和创建企业网页如出一辙。只不过这一次，商家不仅把自己公司的地址、电话等基本信息放在公司网页上，而且还进行美化，从而让页面看起来更加生动和有吸引力。专门为企业制作网页的公司也开始应运而生。不用花太多的钱，企业就可以请这些公司为自己的公司制作网页。这些网页制作公司的任务就是“管理网页”，把制作好的网页放到互联网上，供消费者浏览。 更为复杂的网页是那种互动网页。这样的网页可以让消费者使用他们自己的电脑就可以下订单。这样一来，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创业。只不过，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企业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里，没有实体建筑或门店之类。这就是亚马逊公司的经营模式。亚马逊公司唯一的实体建筑，就是位于西雅图、被贝佐斯租来用于储存货物的仓库。 通常而言，20 世纪90 年代的网络经济经历过四个阶段：创建、市场推广、扩大和成熟。在创业阶段，企业家如果产生有创意的新想法，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创业、开公司。当然，如果这个行当还无人涉足，那自然是最理想不过的。这些企业的启动资金都来自亲戚朋友，经常还不得不动用信用卡里的钱。有时候，如果某位投资人看好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广阔发展前景，他也会为这些企业提供启动资金。获得投资的企业自然是幸运儿，他们也把投资当作“天使”一般供奉。当创业企业越来越多的时候，投资人也会对这些公司进行筛选。投资人都想找到最具有创意、发展前景最好的公司进行投资。为了吸引投资，想创业的企业家们都会精心制作两分钟长的“产品和服务简介”。他们希望这些介绍会得到投资人的关注。一旦有投资人对某个项目产生兴趣，那么这些企业家就不得不向投资人提交一份详尽的商业报告，来详细解释公司将如何运作，如何采取“避险”措施。万一出现经营不利的情况，也会让投资人能够安全地收回投资。 一旦资金到位，公司就必须建设自己的网页，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这样做十分重要，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否别人也有类似的想法。然后，为了尽快发展壮大，公司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吸引消费者进行浏览，从而增加页面访问量，也就是所谓的“眼球经济”。每家网站都会在显眼的位置设置计数器，记录页面访问量。这种东西有点像以前那种宣布“已售出三亿份汉堡”的麦当劳门店广告牌。对于使用网络平台的新型企业来说，发展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客户访问量不大的话，公司很快就会被别的竞争者所取代。为了更好的发展，许多创业企业都要和类型互补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它们相互之间都帮对方在自己的网页上做广告。有时候，还设置了“关联链接”，用户一旦点击该网站的广告，就可以直接转到另外公司的网站，这样就不需要辛苦输入那家公司的网址了。一旦公司在同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它就有可能获得风险投资资金。这些资金只会提供给那些新建立的处于上升期的企业。有一点必须要说清楚。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公司，在早期阶段都不是太在意利润回报。在这些企业获得市场份额的同时，它们一定会付出很多艰苦的努力，这和贝佐斯的亚马逊公司的发展轨迹一模一样。 在发展成熟阶段，这些公司可以首次公开募股。换句话说，公众可以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虎。雅虎公司最早是由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杨致远和大卫·费罗于1994 年在加州的桑尼维尔市创建的。雅虎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莱科斯公司和埃克塞特公司一样，都提供了一个网页搜索引擎。这种搜索软件可以快速扫描相关网页，找到所有搜索的短语或图片。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雅虎的点击率就超过了一百万。当雅虎公司在1996 年4月公开上市的时候，其股票价格在第一个交易日就上涨了三倍。这时，杨致远和大卫·费罗都意识到，他们是枕着金山睡觉呢。因为他们通过股票首次公开募股，在市场上募集到了三千三百八十万美元的资金。 终结看得见的手？ 人们在20 世纪90 年代的种种不安，都来自市场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最早起源于80 年代。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大型公司都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提供的工作岗位也非常之多，但是，这些大型企业也成为21 世纪新经济形势下的恐龙，随时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这些企业就像史前那种身躯很大、十分笨拙的巨型怪兽一样，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在和经营灵活的小型企业的竞争中只会一败涂地。如果这些大型企业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向自己的管理组织开刀，虽然后者曾让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很长时间内兴旺发达。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提出的“看得见的手”理论正逐步被广泛接受的时候，计算机的出现却开始让钱德勒描述的那种管理方式失效，有时甚至是完全过时。在19 世纪，当通讯方式还不发达的时候，专业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经理们，就会有选择地向现场作业的员工传达一些信息。员工对这些信息要么往往不太了解，要么因为受教育水平所限，无法领会，需要帮助。经理们因为掌握这些信息，对总体的生产经营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到20 世纪80 年代，计算机传递信息的速度远远超过人力所及。在工作单位，经理们都可以使用电子邮件，能够及时和员工进行信息交流。虽然此时经理们在做重要生产决定方面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因为信息太多，他们自己也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当然也无法处理所有这些信息。这样一来，经理们就变成了阻碍信息传播的瓶颈，而不是发出信息的源头。于是，疲于应付的经理们只好把大量“未加处理”的信息像暴风雪一样发到每个员工的电脑上。更糟糕的是，公司还会把信息打印出来，变成一堆堆纸质备忘录，这更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同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当钱德勒的理论开始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美国各行各业，从汽车制造到钢铁行业，从飞机制造到电子产品，都面对国外同行更加激烈的竞争。相比之下，这些国外的企业生产效率更高。这时，美国商界发现，美国的企业已经变得极为臃肿庞大，这种企业模式正是钱德勒所推崇的，但其已经不能迅速适应新的市场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美国商界先是犹豫不决，然后迅速调整战略，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机构精简，希望依靠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来提高效率。经过精简之后的美国企业开始实现盈利。与此同时，商界完全放弃了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开始寻找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新型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得到了一些公众人物的赞扬，比如十分受公众景仰的顾问专家汤姆·彼得斯和非常流行的经济作家彼得·德鲁克等人。 在公司内部，计算机的使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计算机仍然被用于处理会计事务、计算和设计，但是到20 世纪90 年代，计算机已经取代了打字机。计算机的速度，以及复制文件和编辑存储信息的功能，都让传统的电子打印机过时了。苹果公司最早推出的文字处理软件，以及后来博兰德公司和微软公司推出的文字处理软件，都可以让用户进行缩进、居中、页码标注、划线、改变字体、添加脚注或尾注，只需要按F功能键就能进行相应的编辑。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那些为成千上万个大学生提供文字输入服务的打字员们就失业了。由于这些文字软件不仅使用起来方便，而且更加准确，大学生们都开始自己打自己的论文，包括博士论文。甚至企业管理人员都开始自己打他们的企业备忘录。很快，为了交税、电影剧本写作、电子文档分析以及会计结算等工作，所开发的专业软件也开始流行起来。这样一来，人们越来越不需要那些专业的打字人员，而更愿意自己动手来完成日常工作。 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其经济发展速度逐步超过欧洲，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相当。另外一个结果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由计算机消费引领的投资热。斯泰西·特夫林和卡尔·惠兰都发现，在当时这种投资热潮都被许多人大大低估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还不了解计算机的更新速度和成本。的确有很多公司大量购买计算机，但是这些计算机在使用后就迅速贬值，因此公司需要不断购买新的电脑。 在1999 年的一则广告中，一群身着正装的公司管理人员正坐在石头上，与一个穿着休闲外套抽着烟斗的人津津有味地进行讨论。一艘小型黑色装备火箭的舰船就停在他们中间。这则广告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在现代商业领域，工作地点变得无足轻重了。这则广告推出的就是一种手持装备，被称为“黑莓”。这种设备不仅可以收发信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发传真，浏览网页，当然也能打电话。同时，这种设备还可以作为一个“个人信息资料管理助手”，因为它不仅能够存储联系人方式，还有日历，并可以进行日程安排。这种黑莓手机主要为商业人士所设计，它有一种内置的键盘，可以用“拇指”打字，或者可以让用户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打字。到了2007 年，大约有八百万台黑莓设备被销售出去。 与此同时，手机也把黑莓的很多特色引进过来，然后不仅增加手机存储容量和提高处理能力，还开始提供视频服务。更新型的手机，还提供耳机，这样人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双手就可以同时做其他的事情。在过去，如果有人带着耳机自言自言（打电话），可能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是现在，这样做的人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人们一般认为，这些人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要么至少有很多朋友。2007 年，全世界的手机用户达到了二十亿。这也意味着，在有些地方手机比使用者还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会有多部手机。另外，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手机用户使用手机的理由，往往和手机最初设计出来的目的毫不相干。许多人都把手机里内置的时钟当作手表。这样，很多人也不再戴手表了。 硅谷的巨大成功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之所以在手机、通讯卫星和其他领域享有如此之大的优势，这主要得益于其在计算机、芯片及软件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在这个时期，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投资回报率最高，但是，它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通常而言，如果其他公司有非常好的创业想法，微软就会出资收购这些公司。这个战略和一个世纪以前的约翰·洛克菲勒以及安德鲁·卡内基如出一辙。原来的商业法则是“如果你不能打败它们，就加入它们”，而现在则变成了“如果你不能打败它们，就把它们买下来”。硅谷有成千上万家软件和计算机公司。这里特别适合那些希望快速致富的企业家创业。只要你有个好的创意，就有机会把它卖出去，至少发一笔小财。例如，1992 年，四十七家创业公司的收入达到了一亿美元。个别的州也尝试发展这种模式。以马萨诸塞州的128 号公路地区为例。早先这里也曾是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地，虽然政府大力扶持，但是在128 号公路地区的收入达到一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还不及硅谷的一半。 从1965 年以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高科技公司在硅谷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思科公司。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桑迪·勒纳和她的丈夫莱恩·博萨克都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管理员。他们发现各自的系不能相互发送电子邮件，也不能交换软件使用，因为两个系的网络系统不兼容。博萨克设计出了一种网络，可以联接不同计算机网络，从而让它们可以相互共享数据库和软件。但是，当他和妻子勒纳发现没有公司对这项技术感兴趣，于是他们就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在他们的车库里开始生产思科系统。 他们的思科系统很受欢迎，但是他们企业的经营却经常受困于资金短缺，不得不依靠刷信用卡付账，还不得不把自己的房产做二次抵押。二次抵押的借款利息更高，但这也是无奈之举。每笔订单的背后，都有厚厚的一堆账单。1990 年，他们不得不出售公司股份用来筹集资金。他们转让了价值达两亿美元的股份，并失去了对思科公司的控制。这家公司市值后来被华尔街估价为五十亿美元。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家都非常杰出，但是，最杰出的要算那个看起来笨笨的比尔·盖茨了。他的微软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垄断程度，可以和鼎盛时期的通用汽车相媲美。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不再把微软公司当作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公司，而是业界一个欺凌弱小的暴徒。尽管比尔·盖茨和约翰·洛克菲勒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但是评论家们还是喜欢把比尔·盖茨和约翰·洛克菲勒相提并论。不仅其他的公司对微软的经营策略一直意见很大，而且其他供应商也抱怨微软公司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这些供应商对沃尔玛这样的大主顾也有类似的意见。微软公司通常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对两党都不支持，这也让微软公司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 因此，微软公司也成为克林顿当政时期司法部的眼中钉，美国司法部认为微软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1998 年，因为“把页面浏览器IE 和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微软公司被正式起诉。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微软公司的IE 浏览器的性能并不好。在检测和删除“垃圾邮件”和阻止“弹出广告窗口”方面有明显的不足。一旦打开新的网页，这种“广告窗口”就会自动弹出。由于微软公司采取了捆绑式销售策略，网景公司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与其竞争，只好把它的浏览器的代码公之于众，任由公众使用。虽然有些人认为此举放开了浏览器市场，可以进行公平自由的竞争，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视为是对微软公司垄断地位的一种让步。火狐公司使用了网景公司的代码，开发出火狐浏览器，这种新型浏览器在2002 年问世。人们普遍认为，火狐浏览器的性能要优于IE 浏览器。 硅谷的企业家们都很自以为是，把自己当作喜欢冒险、四处寻找机会的雇佣军。他们对任何企业都没有忠诚度可言，谁出价高就和谁合作。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在一家公司内长期工作，也不利于积累经验。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想法，带来的创意和活力很好地弥补了上述的劣势。一个人的创业企业很快就会被另一个人收购，一家公司的弱点可能正是另一家公司的机遇。硅谷的位置极佳，紧邻斯坦福大学，后者也让硅谷受益不少。计算机行业看起来不会像传统的商业那样由盛转衰，而会一直繁荣下去。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些人的幻想。 收购和兼并 新经济的另一个特点也改变了美国的商业模式。最初，互联网只是消费者的一个玩具，后来却变成了一种商业工具。条形码和扫描仪可以对存货进行追踪，计算机模型可以计算出何时应该订货，网络订货取代了传统的纸质订单，迅捷的邮递服务让所购商品在一两天之内就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换句话来说，劳动力逐渐被计算机所取代。新技术不仅取代了工厂的工人，而且取代了经理的作用。 20 世纪80 年代，兴起了一股收购兼并浪潮，这种浪潮在1985 年的时候达到顶峰。当时，最大的五十宗收购和兼并的总价值达到惊人的九千四百六十亿美元。就在1985 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以五十七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通用食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以四十七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休斯飞机公司。在此前一年，雪佛龙石油公司以一百三十二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海湾石油公司。1986 年，通用电气公司兼并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收购了德士古石油天然气公司，伯勒斯公司和斯佩里公司合并了。过去，在监管宽松的情况下，像这样的兼并并不鲜见。像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收购和兼并，代表的是公司希望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从而增强公司抵御市场变化的抗风险能力。通过控股从而实现对另外一个公司的控制，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市场手段。公司新的董事会要求公司管理层要对股东更加负责，而在以前，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只有间接的影响。通常而言，这些控股公司会对那些臃肿的、缺乏效率的公司进行结构精简。这些结构正是以前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管理革命遗留下来的产物。这种精简措施并不是要减少实体工厂的数量或者削减生产能力。有一份研究显示，在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包括福特汽车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杜邦公司和古德伊尔公司在内，与过去相比，有四分之一的公司都对实体工厂和研发投入了更多的资金。相反，为了实现计划中的利润水平和预算平衡而建立的公司内部体制，往往让公司不愿意花很多钱来改造企业的组织体制以增加公司活力。不断进行公司内部结构调整和改革，正是公司想长盛不衰的关键。换句话来说，19 世纪管理革命产生的那种金融和预算模式，在21 世纪并不能很好地代替管理天分，因为那种管理能力在资金流动的金融制度下并不容易量化。 对于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席卷美国的兼并浪潮，最严重的批评是，每次收购和兼并都导致公司负债更多。但是，由此担心美国公司已经债台筑高，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到了1990 年，美国公司的净资产比美国公司的债务要多一万亿美元。自1980 年以来，在这所谓的“债务时代”，美国公司的净资产水平仍然上升了一千六百亿美元。 20 世纪90 年代，公司过剩的不是债务，而是经理。公司新的首席执行官会对收购过来的公司进行大规模裁员。媒体开始同情那些收到“粉红色辞退单”的白领们，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1996 年，《新闻周刊》曾就公司裁减管理人员进行了专题报道。当时，杂志的封面就是一些裁员数字和与之对应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计算机设备公司的罗伯特·帕默、舒洁纸业公司的阿尔伯特·邓拉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罗伯特·艾伦和IBM 的郭士纳。该专题报道的标题就叫作“公司杀手”。好像是不谋而合，在一周之后，《纽约时报》也接连刊登了七篇文章，系列报道了美国公司裁员的消息。《纽约时报》把这场裁员称为“商业战场，死伤无数”。《时代》的作者更是夸张，他们借用其他报纸的一个标题，叫“西尔斯杀死了目录部门”。这让人不禁想到一名疯狂的首席执行官手持AK-47，肩背子弹带，冲进西尔斯公司的目录部大开杀戒。但是《时代》和《新闻周刊》都未能指出，公司岗位的增减往往伴随着那些生产能力低下的部门逐渐消亡和新的工作岗位的出现，这不仅是各个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常见的事情，而且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比如在1900 年，美国总共有超过十万名马车和马具工人，大约有七万四千名锅炉制造工人。这两种工作都在2007 年完全消失了。同时，在1900 年，还没有职业运动员、验光师、电视或无线电播音员，也没有医疗技师和航空工人；但是到了1993 年，这样的工作岗位几乎达到了二百万个，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还在不断地增加。1999 年，美国劳动统计局估计，美国大约有一亿三千三百万工人。但是，就美国劳动统计局的计算方法而言，这个数字严重低估了美国工人的人数，因为这种方法没有把自己创业的人视为工人。 事实上，到了此时，计算机开始扮演19 世纪经理的关键职能之一，这就是信息传递。在一个世纪以前，公司的发展战略要通过会议由经理口头向工人们传达。即使在大部分工人都识字的情况下，经理仍然是信息传递的一个主要渠道。他们负责把公司的生产任务和目标向工人们传达，然后把生产或者销售情况再上报给最高层的管理人员。然而突然之间，计算机开始代替经理完成很多这样的工作。员工可以从公司的网页上知道公司的发展战略，或者直接发电子邮件向自己的主管询问。销售和存货情况都会自动被记录下来。管理革命正在走向终结，至少是在快速失去原来的那种特点。 那些短小精干、经营更加灵活的企业，导致了20 世纪90 年的另一个热潮。到了此时，那些弱小的、负债累累的公司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要么倒闭，要么被国外企业收购。同时，通过股权和市场竞争，公司变得更有效率。美国各大公司的董事会要求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要对公司的经营负责，而不再把这样的任务交由中层经理们，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通用汽车公司、康柏公司、柯达公司、西屋电气公司，还是在美国运通公司和IBM 公司，董事会都会严格监督首席执行官的管理，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走过场。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董事会决定辞退罗伯特·斯坦普尔的时候，甚至禁止以后的首席执行官担任董事会主席。不过，像这样做的公司也并不多见。 尽管公司的一些丑闻和高科技公司的破产，让一些消极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新经济只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但是像这样的管理改革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增加对新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的信心。在正常的情况下，新经济很快就会摆脱高科技公司破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由于首席执行官的错误引起了人们对公司的信心不足，让经济复苏更加困难。但是，如果和2001 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这些困难都显得微不足道。 储蓄率下降 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20 世纪90 年代，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传统的储蓄率计算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美国的新情况。威廉·盖尔和约翰·塞贝尔豪斯认为，如果按照美国传统计算储蓄率的方式，现在的个人储蓄率仅为0.5%，这是严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的储蓄率没有把公司储备资金、外国流入资金和最重要的资本收益计算在内。他们发现，毛储蓄率下降得最为严重，但是这种下降却被收购来的金融资产弥补了，而金融资产恰恰还升值了。如果再把资本收益算在内的话，现在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则处在最近四十年的最高位。这样算来，企业家的储蓄率比其他人更高，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只不过他们大部分的储蓄都用来经商了。 即使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计算，美国的储蓄率也很可能被低估。《美国经济评论》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如果上市企业经营良好，就会被更多的投资人看好，公司的股票也就会升值。传统的计算方法并没有考虑股票市场上的这种“无形”资产积累。没有人可以否认，股市，无论熊市还是牛市，都已经成为美国人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式。1997 年，美联储的一项调查发现，年收入在两万五千美元至四万九千美元之间的“中产家庭”购买股票的比率，在1989 年至1995 年间增加了50% 。中产家庭的最下层购买股票比率增长最快。另外一个看待储蓄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就是看人们的娱乐开支。但是，事实再一次显示，按照这种方法，美国的储蓄率还是比传统方式计算出来的要高得多。经济学教授朵拉·科斯塔就发现，从1972 年到1991 年，美国的娱乐开支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大约增长了1.8% 。这部分开支本来可以被人们储蓄的，所以它当然也应被纳入到储蓄率的统计中来。 非同寻常的企业家成功之路 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名字读起来十分拗口，听起来也有点怪异，但这只是他在美国发展所面对的一个困难，他还要克服其他种种困难。到底是什么让这位曾经骨瘦如柴、带着让人十分难懂的英国口音的澳大利亚小男孩，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健美者、美国最顶级的电影巨星、非常受人尊敬的商人和加州州长的呢？虽然大多数人还把施瓦辛格看作一名演员，关于他的演技天分也有很多笑话广为流传，但是他却具有一名优秀企业家的眼光和理念。最初，他只是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健美者，当他实现这个目标之后，他就开始学习表演，并开始想办法去掉那种令人难懂的口音。施瓦辛格，通常被人简称为阿诺德，会很认真仔细地选择角色，选择那些对话不多的角色。同时，他还会选择那些能够展示他当时唯一的优点—他的身体—的电影角色。当有导演让他出演《终结者》男主角的时候，施瓦辛格就知道这个机器人的角色将会成为电影的亮点。果然不出所料，这部电影十分卖座。后来，他会改变一下台词，从而让他的口音更加真实。他在电影《红场特警》中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扮演的是一名前苏联警察。在后来关于未来的科幻电影及《独闯龙潭》和《宇宙威龙》中，他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他把从拍电影所获得的数百万的资金，连本带利地全部投入到回报很高的房地产投资中。当时，商界没有人怀疑施瓦辛格的商业天分。随后在2003 年，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再次摇身一变成为非常受人民欢迎的加州州长。但是，人们不禁要问，阿诺德·施瓦辛格算是一名企业家吗？ 那么迈克尔·乔丹算吗？虽然人们一提到乔丹的名字，立刻就会想起他辉煌的篮球生涯，但是乔丹不仅仅只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事实上，耐克推出的“飞人乔丹”运动鞋广告就证明了，乔丹更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想想成千上万的棒球、橄榄球、冰球运动明星，他们都曾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拿到高达六到七位数的高薪，但是都几乎被挥霍一空，退休之后只有可怜的一点余钱度日。然而，乔丹不是这样。迈克尔·乔丹从耐克公司获得的佣金超过一千八百万美元。他还为麦当劳的汉堡、古龙香水和他自己的乔丹领带代言。乔丹和施瓦辛格一样，知道他自己的形象就是一种商品。那么我们能把乔丹当作企业家吗？ 现在企业家的定义已经被大大扩展了，包括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职位。成为企业家最简单的过程就是以员工身份辞职，然后自己创业，再逐步成为企业家。这一点对于大学和政府的雇员特别适用。大学和政府雇员工资之外的收入比较丰厚，也有很多空闲时间。有些公司几乎根本没有员工，只有“独立的合同工”。一旦公司需要，这些工人便可专门负责处理某项事务。比如说，一家广告公司可能只有老板自己，他向艺术家和作家支付一定的费用来制作广告，并和广告商签订合同来确定在何处刊登广告。 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企业家成功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不仅影响到个人，也影响到公司。在前面一章，我们讨论了盒式磁带录像机和电影出租商店的兴起。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到了2007 年，这两个行业都被别的行业取代了。家用录像系统已经过时，并被数字光盘技术和数字录像机所代替。同样，随着卫星接收器的出现和有线电视电影点播的兴起，像好莱坞碟片和百视达这样的光碟出租商店也渐渐失去了市场。那些游戏厅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他们受到家庭游戏系统的冲击，比如Xbox 游戏。像《光环3》游戏，就是专门为Xbox 游戏机所设计的。在这款游戏推出的当周，Xbox 的游戏生产商微软公司的股价就上涨好几个点。便携式的视频游戏机和任天堂的“Wii”游戏平台，继承并发展了游戏业的革命。 在1989 年排名前二十五位的公司，到十年之后，只有十一家还在原来的榜单中。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最富有的五百人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变动。每十年，《福布斯》排行榜上四百位富人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落榜。这也许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事实的确如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财富转移的速度是如此之快。美国一直对“白手起家，一举成名”的故事情有独钟。美国也为普通人实现梦想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在美国，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正是这一点，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移民来到美国。2007 年，在美国实现发家致富、成名成家的途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现在，企业家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展了，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家、制造商、发明家和经理，还包括职业运动员、学术精英、公司顾问、作家、电影明星、音乐明星和非营利性机构的领导人。老板和员工、企业家和经理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清晰。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企业家就是指那些自己雇用自己的人。但是，现在这个定义还适合吗？特别是当人们经常转换职业和角色，有时甚至一天之内都要换几个身份。比如迈克尔·乔丹，当他为公牛队打一场时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篮球比赛的时候，他可以算作一个员工，但是，当他在赛后的脱口秀节目中，推销他的领带和古龙香水的时候，他又是一位企业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奥普拉·温弗瑞可以算作是一名雇员，因为她的工作室花钱制作并广播了她的节目。但是，她的事业发展是如此之广，甚至利用自己的形象创办了一份以“O”为标志的杂志。她还把“O”作为许多产品的商标。最后，温弗瑞成为娱乐业最富有的女性。 即使是这样，有些评论家对现状还是颇有微词。他们说，有些少数族裔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新经济的发展之中。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具有自己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族裔，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去，参与比例应该与其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相当，这样才符合平等原则。但是，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事情呢？这些评论家最关心的就是非洲裔美国人。多项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老板的黑人只有白人的四分之一，也只有亚洲裔美国人的二分之一。但是，对于这些创业率较低的族群来说，转换身份的现象更加难以分辨，因为他们往往用其长期从事的工作来界定他们的身份。但事实上，他们还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实际上，如果把牙买加裔、海地裔、多米尼加裔和最近移民过来的非洲裔美国人分别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事实。其中牙买加裔美国人经商的比率超过21%，海地裔美国人经商比例超过15%，这都远远超过白人的经商比例。在非洲出生的美国黑人和美国出生的美国黑人之间有显著的差别。移民过来的黑人，其收入增长水平、参加工作和经商的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后者。 对于少数族裔来说，其经商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市场。约翰·约翰逊采取的策略就是针对黑人群体市场。在20 世纪80 年代，约翰逊入选了由《黑人企业家》杂志所评出的“当代企业家”。他本人创办了两本杂志。在1987 年，约翰逊出版公司是美国黑人拥有的规模最大的企业，销售额达到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就在当年，约翰逊被《今日美国》杂志评选“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美国人”之一。虽然约翰逊商业发展战略针对的只是黑人群体，但是在美国，黑人拥有的排名前一百位的公司有很多是从事汽车销售的企业，它们不专门针对任何一个种族。例如，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黑人所拥有的五家大型企业中就有两家从事汽车销售。雷金纳德·刘易斯经过《福布斯》杂志认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购进被严重低估的企业，然后把这些企业发展成为市场上抢手的企业。在1987 年，当他以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食品加工公司碧翠斯国际公司的时候，许多投资人知道公司很快就会升值。他早期购买麦考缝纫模型公司的资金回报率高达九十倍。 即便如此，和白人相比，从商的黑人还是太少，差距也非常明显。1993 年的一份研究表明，11.6% 的白人男性都经商。相比之下，只有3.8% 的黑人男性经商。在过去的八十年里，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过。这也逐渐引发了政治家们的担心。根据1999 年罗伯特·费尔利的一项研究，有两个主要的因素限制了黑人从商。第一个就是黑人缺乏启动资金，特别是以财产形式存在的资金；第二个是黑人父辈经商的比率偏低。但是，即使黑人的资产增长了四倍之多，其经商的比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相反，父辈经商的比例则显得很重要。很显然，要想让更多的黑人从商，最快的方式就是从现在起要把那些为人父的黑人培养成企业家，而这个问题又让我们回到了对政府福利政策的批评上来。 关于由奴隶制引起的“依赖性”的争论，在20 世纪60 年代达到顶峰。在这些争论中的相关证据表明，“新政”及建设伟大社会的理想造就了一种新的“依赖症”，这种新的依赖就是对联邦政府的依赖。到了60 年代，尽管还有一些社会、文化和居住意义上的种族分离，但人权运动所推动的立法正式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剩下的隔离要么是出于刻意的安排，要么是个人的选择。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就是被联邦政府统称为“反歧视立法”和“平等权利立法”项目。这些立法的本意就是，专门禁止任何人以肤色种族为理由拒绝给别人提供工作和享受公共项目的机会。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唯一能够保证公平分配的方式就是采用配额制。于是，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开始使用配额制，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要被雇用。就在这样的立法通过的时候，这一点遭到不少人的猛烈抨击。如果商家不愿遵守政府规定的配额制来雇用少数族裔，那么它就会遭到政府的起诉。接着，到了80 年代，制止歧视的措施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歧视政策。 与此同时，本来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福利项目，很快就成为一种桎梏。在福利项目的刺激下，婚姻解体和未婚生子的情况变得更多。改革者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到解决就业问题上。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是消除贫困、不再需要福利的最佳方式。但是，有关婚姻的问题却没有得到他们的重视。到了90 年代，相关研究清楚地表明，接受福利与未婚生子密切相关，而未婚生子又与较低的就业率以及不好的工作习惯联系在一起。政府出台的那些本来想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政策，在某些时候特别会伤害到少数族裔，最低工资法案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工会的要求下，政府出台的其他一些规定就限制少数族裔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比如美容美发、出租车和运输服务。在其他一些时候，比如说参军和入学，政府在保证少数族裔能享有同等权利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私有经济领域，很多时候出现的重大变化和政府基本无关。杰基·罗宾逊之所以能够在职业大联盟里打球，是因为布鲁克林道奇队十分渴望打败圣路易斯红雀队，也需要罗宾逊来对付神奇的斯坦·穆夏尔。很明显，道奇队的管理层和其他俱乐部一样，并没有对族裔关系加以特别的关注，只是根据市场规律自然而然地挑选队员，并没有政府部门硬性规定这些球队或者俱乐部必须雇用少数族裔。相反，在私营经济领域，正因为每个公司都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这才让杰基·罗宾逊有了在职业大联盟中打球的机会。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只要有利可图，甚至在内战后的南方，种族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比如，詹妮弗·罗巴克就发现，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南方的有轨电车公司在经营中并没有采取种族隔离措施。只是后来，当地的政府采取隔离措施，把白人和黑人分开了。 因为小企业的启动资金往往不是来自银行，而是从亲朋好友那里筹集来的，因此，对于少数族裔来说，经商创业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获取更多经济回报的方式。这样的创业，更多的是依靠一个孩子从家庭继承而来的价值观念，而不是金融资产。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特别是当最基本的生存得到保障之后，家庭收入的多少对于孩子获得成功机遇的影响并不大。美国的大多数贫困家庭都是这种情况。这一点和苏珊·迈耶的发现正好吻合。迈耶发现，“家长的一些优秀品质，也是深受雇主赞赏，并且愿意为之支付工资的优秀品质，包括技术、勤劳、诚实、健康良好及可靠等，不论这些品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家长的收入，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孩子后，同样会增加孩子以后获得成功的机会。拥有这样家长的孩子往往会成功，即使他们的父母收入不高。”如果一个完整的家庭能够齐心协力，创业就变得更加容易，而一个破裂的家庭往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除了在美国出生的黑人之外，少数族裔保持其家庭完整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亚洲裔美国人和牙买加裔美国人，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充分使用家庭劳动力，往往都能在市中心开杂货店、洗衣店，或者经营其他小生意。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新的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开始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根据《黑人企业家》杂志的报道，全美黑人最大的企业销售额在1995 年几乎增长了12% 。这比《财富》杂志上的五百强企业和《福布斯》杂志上的四百强企业表现得都要好，其收入增长也几乎达到了10% 。黑人拥有的企业更加重视创意。小阿尔弗雷德·埃德蒙多是《黑人企业家》的执行主编，他就提到，“现在的黑人企业家力求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创业的目标。这些方式在过去根本不会被他们所考虑，更不用说去尝试。”黑人从事最多的行业就是汽车销售，在这个领域，以前在底特律雄狮队的跑卫梅尔·法尔就曾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出生的黑人相比较而言，在创业方面还是落后于其他族群。原因之一就在于，黑人在获利并不丰厚的行业中就业率很高。就职于私有企业，而不是为政府部门或非营利性公司工作，已经被认为是培养少数族裔企业家的一个重要一环。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想让美国黑人获得私有企业的培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50% 的美国中产阶级的黑人都就职于州、地方及联邦政府部门。即使黑人在私人企业中工作，这些企业的主要客户仍然是政府。比如，在1987 年，位于芝加哥的劳森国家运输公司迅速发展起来。这家公司主要为芝加哥市生产公交车，公司的规模每一年都要翻一番。把政府当作主要的顾客，并对其产生某种依赖，从长远来看，对黑人企业是有害的，特别是当州和地方政府都开始压缩政府开支的时候。总而言之，自从废除奴隶制以来，在公共部门就职很可能是阻碍黑人创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事实证明，20 世纪80 年代的减税政策特别有利于黑人。美国公民权利委员会发现，从1978 年到1987 年间，黑人创办的企业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在最高资本所得税率从49% 下调到20% 的时期，黑人企业的增长速度几乎翻倍。但是，公共政策只能为创业提供一个大的框架。在美国，创办并发展壮大企业仍然需要那些老的传统，那就是，坚定的信念、家人的支持、努力工作和提供优质的服务。幸运的是，在90 年代，当美国经济仍在继续蓬勃发展的时候，有研究表明，现在的就业市场提供的低工资就业岗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一点一定让很多学术界和主张实施更多福利政策的人士吃惊不小。 当然，黑人也有很多杰出的企业家。比如赫尔曼·凯恩在创业时，都秉承着一种坚定的宗教理念。凯恩是教父披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回忆说：“我的父亲从来不想依靠政府，寻求政府的救济。”相反，赫尔曼·凯恩看到的是父亲在努力地工作，母亲则教他虔诚敬拜上帝。他在回忆的时候说：“成功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来自信仰。”凯恩在一幢两家合住的很小的公寓里长大。他晚上就和弟弟睡在厨房里的一张折叠式小床上。他很小的时候，就干过很多工作。他给人擦过皮鞋，给汽车打蜡，后来在可口可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的父亲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名汽车司机。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考上了莫尔豪斯学院，并完成学业。然后，他在美国海军找了一份工作，成为一名非军籍的统计员。凯恩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过上舒适的生活，他还有更大的抱负。在拿到普渡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之后，凯恩在皮尔斯伯里公司找到一份分析师的工作。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公司里，计算机部门的人不可能做到最高层。于是，他找到他以前的老板温·沃林，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建议。温·沃林当时是皮尔斯伯里公司的总裁。凯恩当时非常直接地告诉沃林，他想成为公司的总裁。他问沃林：“从我现在的这个职位，我不可能获得你那份工作，但我很想做你那份工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对于许多非常推崇“黑帮”文化的现代年轻黑人来说，凯恩接下来听到的回答和所做的事情，一定会令他们感到不可想象。事实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白人的一种“表演”。沃林告诉凯恩，你必须辞去你现在的职位，到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从最底层开始做起，在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汉堡王那里学习最基本的运作模式。这就意味着，凯恩必须放弃他现在的职位，放弃公司给他配的车和其他一些特权，放弃操作股票，而去翻汉堡和炸薯条。我们可以想象，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向上帝祷告之后，马上信心满满，认为只要自己用心，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就这样，凯恩来到汉堡王餐厅。他和十六岁的工人一起在装配线上和前台工作，拖地板和打扫厕所。而且，他坚持了下来，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为期两年的项目。这给公司的管理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立刻被提升为费城地区的公司副总。也许不是巧合，这个地区的分店是公司连锁店中经营业绩最差的一个。这也许是公司对他的刻意考验。凯恩对公司进行了重组。此举大大鼓舞了公司员工的士气，在四年之后，这个地区的汉堡王在规模扩张、销售额和利润率方面都是连锁店中最好的。 皮尔斯伯里公司领导层看到这一切，非常满意。于是在1986 年凯恩四十岁的时候，他被提名成为拥有九百一十一家分店的教父披萨公司的总裁。与费城地区的汉堡王一样，教父披萨公司也出现了亏损。凯恩果断关闭了三百家分店，制作出了标准化的菜单，并积极听取基层经理的意见。1988 年，他和教父披萨公司的一群管理人员一起出资五千万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成败与否对他的一生影响将会很大。但是，事实证明凯恩的眼光不错。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公司的市值就翻了一番。但是，凯恩知道公司的成功之道，那就是服务。“服务是任何餐饮企业的发展动力。我们的第一条规定就是顾客总是对的。第二规定就是，如果顾客错了，那就要参考第一条执行。”凯恩向城市中心的一些年轻人推出了社区服务项目，试图向他们展示如何创业。他说：“今天许多美国的黑人都对食品服务行业不屑一顾。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从事这个行业是一次学习经营、获得一些经验的大好机会。黑人应该抛弃那种认为为别人服务是可耻的偏见。现在有一半以上的餐馆老板都是从洗碗工和当服务生这样的小时工职位做起的。我不会用种族隔离制度、种族主义和肤色作为自己不努力的借口。”2000 年，他曾竞选美国参议员，但是不幸失败了。其后，他主持了一档无线电脱口秀节目，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全国各地都请他讲述他的创业经历。 在这个时期，和黑人一样，女性企业家的数量增长也很快。根据一项研究表明，到了1997 年，女性拥有的企业所雇用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九年期间，女性企业家的公司销售额增长了235%，同时提供的就业岗位增加了三倍。朱莉·威克斯是美国女性企业家基金会研究总监，她的研究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入商学院，“女性希望成为企业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报告发现，女性所拥有的企业在服务经济领域占据半壁江山。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自1987 年以来，在建筑领域，女性拥有的企业数量也增长了171% 。 20 世纪90 年代，女性企业家的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1997 年至2002 年间，女性拥有的企业数量增长了14%，达到了六百二十万家。在私有经济体中，女性拥有的企业数量占到总量的28%，为超过九百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女性也从计算机技术扩展进入家庭中获益不少，开始采用计算机桌面排版系统，并建起了互联网商店和网站。但是，与黑人企业一样，女性所拥有的企业也更倾向于从事服务行业。像“小女仆”及其他各种从事家庭和办公室保洁的公司，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同样，像家庭护理器材公司，都不需要太多的启动资金，同时消费市场又很大，而且很稳定，也较容易获得长足的发展。 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许多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百万富翁。这些企业家发现，他们不用建立层层叠叠的管理结构，就可以借助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把产品和服务直接推向市场。在20 世纪90 年代早期，苏珊·帕沃特就成为“信息广告业”的权威；而塔米莉·韦伯则依靠她制作的一系列在有线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仅仅从节目的名字“铁臀”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90 年代晚期，比利·布兰克斯作为一名空手道选手兼自由搏击运动员，推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健身项目，叫“跆搏”。正是这个项目，让他成为电视导购节目的新宠。 出卖我们的未来？ 在每个美国商业发展的革命阶段，产品和生产流程都会迅速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总有一些悲观主义者不甘寂寞，跳出来宣布美国经济繁荣随时都会终结。在19 世纪，当英国企业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方式击败美国企业的时候，杰斐逊主义者们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八十年之后，平民党成员也警告说美国的农业将会崩溃。在20 世纪80 年代，很多人都认为日本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日本的成功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企业的背后都有政府的扶持，支持日本通产省的做法的书出来好几十本。这些书的主要观点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将会毁灭，自由经济在“计划”经济面前相形见绌。很多公司都争先恐后地采取“逐步改进”的商业策略，“质量小组”要求各个阶层的员工都参加会议，提出如何改进商业发展方式的建议。这些公司都采用了“准时化”生产方式，上货码头的零件数量和装配线所需要的完全一致。这些公司还喜欢引入智能机器人。上述的种种措施都是试图在美国企业被日本企业击败之前，把日本的成功经验引入到美国公司的实践中。事实上，也有一些评论家曾预言，因为日本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行业，一些像微软和太阳微系统这样的大企业都在日本落地生根，美国的计算机行业迟早会走上末路。 但是，事实上，日本的计算机行业根本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日本经济就陷入低迷期，直到2006 年才有复苏的迹象。日本的企业取得成功与政府的参与关系不大，更不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成功才使得日本企业获得成功。在过去，很多人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日本政府在背后的支持，但是，最近对日本通产省所做的研究与这种观点截然不同。斯科特·卡隆在《破裂的太阳》一书中写道：“姑且不论日本的合作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至少这种方法到了今天都是严重过时的。”卡隆并不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能够代替市场规律，从而让日本企业获得成功。他指出：“实施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还有很多严重的缺陷。随着日本逐渐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些成本和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大多数分析家不得不承认，正是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才导致了日本经济在20 世纪90 年代的萎靡不振。到了1998 年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政策制定者会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当作一个可行的模式。正如卡隆所指出的那样，也许正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才导致日本不能和美国在计算机领域进行长期的竞争。日本的产业政策不仅没有促进日本计算机公司的出口，政府的补贴反而起了反作用，反而鼓励了进口。人们购买进口的电脑，就是因为日本过度保护本国计算机行业，才使得本国计算机的价格过高。 在消费电器和汽车领域，日本的公司的确要领先于美国公司，但这不是因为日本市场同行竞争者少，而是因为多。在日本占据优势的领域里，日本的造船厂是美国的三倍，钢铁公司是美国的四倍，摩托车公司是美国的五倍，汽车公司是美国的四倍，消费电器公司是美国的三倍，智能机器人公司是美国的六倍。通常而言，日本在20 世纪50 年代、60 年代和70 年代与美国的19 世纪50 年代、60 年代和70 年代非常相似。在那个时期，日本的综合性钢铁公司有五十三家，摩托车公司有五十家，汽车公司有十二家（而美国的汽车市场主要由“汽车三巨头”主宰），手持计算器制造公司有四十二家。当日本在智能机器人领域胜过美国时，日本共有二百八十家智能机器人公司。同时，日本的录像带公司有八家，传真机公司有十三家，复印机公司有二十家。经济学家理查德·比森和大卫·温斯坦的研究可以作为比较，他们的研究显示，受到政府资助最多的公司并不是最成功的。 迈克尔·波特在其所著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国家贸易优势进行了彻底全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竞争在促进生产率发展方面起到绝对重要的作用。波特的研究涵盖了十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他和他的研究小组从每个国家中都挑出1985 年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但是很显然，有时候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某个行业都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的重要地位。就像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都在国际造船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当然，还有新加坡。新加坡是这十个国家中最小的一个，拥有的竞争性行业也较少，而日本的竞争性行业最多。波特的分析方式和传统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他也承认，国家的竞争性行业往往相互关联，这些行业之间往往有纵向和横向的关系，而不只是单独的一个行业。 波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如果国内市场上竞争对手不多，竞争力不强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包括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不会有很大的竞争力。恰恰相反，那些受到政府大量资助和过度保护的行业，往往在国际市场上都不具有竞争力。”美国唯一的例外就是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是美国国内最大的飞机公司，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但在国际市场却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美国所有的客机生产商中，波音公司只有很少一部分订单来自政府。这部分订单就是政府向波音公司订购的战机。当面对那些得到政府大量资助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强有力竞争时，波音公司开发出了性能优越的波音777 客机和波音梦想787 客机，从而重新在国际飞机市场取得了领先地位。其中，波音梦想787 客机在2008 年正式投入运营。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波音公司下订单的时候，空中客车公司在欧洲国家中的经营都不甚理想。 除了客机生产领域之外的其他任何领域中，都是竞争者越多，竞争性越强，就越容易获得成功。日本的音响设备生产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很高，它在这个领域中有二十五家公司。在机器工具行业里，日本有一百一十二家企业。在美国，软饮料都是在食用快餐的时候才喝的。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有两家大型公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展开了殊死的竞争，尽管它们都是国际市场的重量级竞争者。另外，这两家巨型企业的存在都没能阻止别的公司开发出新的饮品，比如斯纳普饮料。斯纳普饮料在1972 年被几位企业家创造出来，后来被国际食品巨头桂格麦片公司于1994 年收购。2006 年，这个饮品又被吉百利公司收购。 但是，仅仅只有竞争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成功。商业大环境，比如税收、管理、教育和公众对这些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都必须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近来一些证据表明，尽管计算机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甚至能够代替人来完成一些工作；但是，最基本的受教育水平却是计算机所取代不了的，包括阅读和数学在内的基础教育水平在决定收入高低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一名高中毕业生来说，最多只能挣到三万美元。事实上，《讲授新的基本技术》这本书的作者们认为，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别，在他们还没完成高中学业之前就能被发现。因此，与其让每个教室都实现联网，还不如学习基本的加减乘除、阅读写作以及在公共场合演讲来得重要。对于少数族裔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在一本叫做《谁没有工作，为什么没有》的书中，作者认为，学习实用性的基础知识非常重要，掌握之后，几乎看不出不同种族之间有收入上的差别。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就业率一直在下降。这一点也并不奇怪。事实上，对于这样的男性来说，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实际上是增多了，但是因为此类的求职者更多，结果就降低了工资水平。尽管高学历的工人越来越多，但对于大学学历的工人来说，其工资水平实际上还是上升了。这主要是因为，处于最顶层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非常高，拉高了平均工资水平。另外，更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具有高学历的人逐步上涨的津贴才是高学历收入高的最主要原因。 经济繁荣背后的不足 尽管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但是事实上，当90 年代结束的时候，这种发展势头也随之结束。最早在1996 年的时候，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警告说，股市上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过度乐观倾向。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确实让人感到很震撼，但是，这种新经济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安德鲁·奥德里克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属实验室的一位研究人员。他也表达了与格林斯潘类似的担心。在1998 年10 月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那种认为互联网的流量每三个月就翻一番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实际的增速是每一年才能翻一番。许多公司都向投资者们描绘了一幅大好的宏伟蓝图，希望他们能够投资铺设光纤。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都忽视了所谓“最后一英里”的联网问题。特别是在城区，当地的小型电话公司垄断这部分的入户连接。因此，要想让光纤入户，不仅成本非常之高，而且还牵扯到各方复杂的利益关系。一种转换器，又称路由器，可以让上网速度变得很快，成为上网不可或缺的设备，但是，其价格往往比光纤还要贵，这也阻碍了互联网的发展。不少公司的收入都消耗在路由器上面，那些行业内的明星企业，有的在一夜之间就衰败了。奎斯特通信公司在一年之内就亏损了八千一百万美元。1999 年，由詹姆斯·克洛领导的三级通信公司，曾以每天铺设十九英里的速度进行大规模的网络建设。在其鼎盛时期的2000 年，其股票价格达到每股一百三十美元；但是在短短一年之后，其股票价格就跌到每股七美元，公司也随之倒闭。克洛对此评论说：“当大大小小的公司都迅猛发展的时候，美国是世界的中心。但是现在，我们被世界抛弃了，独自待在阴暗的角落暗自落泪。”英特尔公司的高级顾问安德鲁·格鲁夫也抱怨说，计算机行业正走在“死亡之谷”中，面临着重重困难。 导致计算机行业崩溃的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的建设过多。首先，大部分企业家和以前的杰夫·贝佐斯不同，他们都没有自己独有的经营模式，更谈不上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式了。最初，这些企业都认为在公司网站上做宣传就足够了，但是从广告和弹出窗口中所获得的收益远比期望中的要低。由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像轻烟一样迅速消散了。2000 年11 月，宠物网成为美国第一家破产的互联网公司。这家公司的标志木偶狗却没有随着公司的破产而消失，一直流传了下来，但几个月之后，电子玩具公司也倒闭了。其次，很少有人准确地估计到“千年虫”恐慌给计算机行业带来的影响。当日历的数字从“99”变成“00”的时候，在2000 年的新年前夜，软件和操作系统都会大崩溃。人们对此十分恐慌。事实上，“千年虫”的影响根本就没有出现。这完全是因为，大部分公司都在1998 年和1999 年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个好消息。但作为坏消息的是，公司不再需要预防“千年虫”的软件了，但是相关的软件却已经购买了。最后，20 世纪90 年的经济繁荣在“千年虫”到来之际，在它的抱怨声中，和“千年虫”一起迅速消失了。第三，和其他经济泡沫一样，互联网在过去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当时，许多投资者都希望搭上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大赚一笔。20 世纪70 年代，迈克尔·米尔肯就知道华尔街的投资家都低估了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发展前景，而不愿意进行投资。但是，米尔肯知道，这些公司会在将来发展起来，于是就向这些公司提供“垃圾债券”来解决这些公司的融资问题。但是，到了90 年代后期，风向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大部分高科技公司都被投资人过度地高估。投资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估计，往往就是因为这些公司的销售业绩报告看起来非常光鲜，而且互联网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一位咨询顾问就提到，这些看起来光鲜的品牌和业绩宣传吸引了许多风险投资人的关注。这些投资人都想进行投资，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对高科技一无所知。 事实上，随机存储器、只读存储器、无线网络、十亿字节和兆兆赫等技术术语，让投资者听起来会感到很神奇，但也让他们感到不解。计算机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更让人们对实际情况摸不着头脑。有谁敢说某个想法不可能实现呢？微软也不会做出类似的判断。直到想法变成现实之后，人们才会为之叫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比如说，南加州一家公司的技术天才迈克尔·芬内，在2000 年的时候就开发出了一种逼真的可连续播放的视频技术。公司为芬内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设备以及一套宽敞的办公室，足够他的妻子和孩子很舒服地住在那里。这样，他在工作的时候，就有了家人的陪伴。后来，公司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了首发庆典，花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但是，这项技术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好。这个所谓的天才，只不过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诈骗犯。那些越来越长的赞助人名单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很少有风险投资家真正地理解计算机技术。其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位高科技方面的权威作家，乔治·吉尔德完全没有料到高科技的没落，这也让他名誉严重受损。就在他的书《大有前途的宽带世界》在2000 年出版之后，吉尔德就推出了一份时事通讯，宣传说他可以为高科技股票进行估价。（《大有前途的宽带世界》在此前的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在网上进行过连载。）但是，他看好的许多公司在数年之后都走向了衰落。当然，他的有些观点在将来也可能会变成现实。比如他说，计算机业务很快就要过时，以后很多电脑软件都会被放在网上，如果客户需要，就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2007 年，个人电脑业务并没有消失。尽管销售额出现了下降，但是在计算机领域对硬件和个人电脑的需求，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 与此同时，对那些直接受到互联网崩盘影响的公司来说，这简直让它们感到震惊。在2001 年9月，道琼斯指数从1月份的最高点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二点跌到八千二百三十五点。与此同时，纳斯达克指数也从五千点跌到了一千四百点。《金融时报》股票指数从最高六千九百三十点下跌到一千零六十四点。仅在2000 年4月的一周之内，美国股市就有二万亿美元蒸发掉了。如果把个人损失累加起来，那么损失更加明显。亚马逊的贝佐斯，其个人的财富在1999 年超过了一百亿美元，但是到了2000 年，其资产只有十五亿美元，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下降到了第二百九十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