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科创业，老股民都清楚其前身叫"康达尔A"，总股本约为3.9亿股，流通股本为1.1亿股。这是由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深圳宝安县养鸡公司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畜禽饲料及养殖业，似乎"农林牧副渔"均沾点边，属于正宗的"农家子弟"。 康达尔于1994年11月1日在深圳上市，上市后表现一般，股价长期在9元附近折腾。1999年5月，康达尔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国有股分别转让给了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沃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民乐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成为康达尔第二、三、五大股东。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康达尔更名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对此次股权转让，当时有权威媒体评价：康达尔正式挥师高科技，并透露这些新股东是在战略伙伴北京中科的全力支持下入主康达尔的，而北京中科的大股东包括了国家科技部高技术发展研究中心（863计划）和国家科技部火炬开发中心等5个中心下属的高科技公司。中科创业总经理欧锡钊当时也表示：更名主要体现了公司股东的变更。新股东是具有国家科技部背景的下属几大科技发展中心投资兴办的科技发展公司。 虽然"农家子弟"不仅洗脚上田，而且脱胎换骨成"知识分子"似乎快了点，可在1999年和2000年，股民们见识过不少"麻雀变凤凰"的奇迹，所以对于康达尔成为中科创业的资产重组并没产生什么怀疑，而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其股价从1998年4月起就开始走牛，显然有消息者已在狂炒，消息出来后，原本已经高企的股价再度一路飙升，到2000年2月21日，创下84元的天价。 在新股东的支持下，北京中科入主康达尔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转让涪陵建陶等4家公司法人股，增持亨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启动电子商务计划，主业也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资本运作成效显著。据2000年公司中报显示，主营收入净利润比1999年同期增长370.6%。也就是说，这些资本动作在外人看来绝不会怀疑其真实可靠性。但作为中小散户，有几人真正了解庄家们是如何操盘坐庄的呢？这次"中科系"股票雪崩事件更为严重的后果绝不仅是市场经历一次灾难性的动荡，而是让中小股民们看到了庄家们的违规甚至违法操盘，这使得股民们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产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说起"中科系"，得从吕梁这个人说起。此人据说早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有中篇小说《国运》在《收获》杂志发表。看上去像个追求艺术的"文学青年"。90年代初他在深圳，时值深圳股市雄起。"文学青年"顿时对风花雪月的事儿没了兴致，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炒股行列。1996年又开始涉足证券咨询业，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里渐渐有了点名气。 事情起源于深圳有个颇为有名的个体庄家朱焕良，此人与康达尔公司的管理层很熟，经常到公司串门子，公司的员工们亲切地称之为"朱大户"。1998年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吕梁，希望吕梁能帮助他把手上套得很深的康达尔股票解套。原来朱焕良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吃进了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股，坐庄做到如此高度的控盘，是很难出手的。可他经营的深圳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英特泰公司欠下了巨额债务，需要钱。朱焕良无力再拉升出货，得找人接盘，找来找去找到了吕梁。吕梁同意帮助朱焕良解套，但要求"朱大户"进行3～5年的长期投资，同时把康达尔从"养鸡大王"改造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企业。 有人愿意接盘，朱焕良自然啥条件都答应。两人签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策划由吕梁组织资金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股票，而朱焕良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是5年。天晓得，这种黑道上的活计还正儿八经地签协议，雇个凶手杀人是不是也得签个合同呢？诚如庄子所言："何适而无有道邪？" 吕梁与朱焕良达成对康达尔股票操作协议后，搞了一份"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吕梁拿着这份项目建议书，首先游说的北京机构有：中煤信托、南方、海通、中信、中兴、北京证券等证券公司。这些机构的证券营业部将一些对计划感兴趣的客户，即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介绍进来，于是这些机构又作为吕梁的"客户"，与吕梁签了约，确定了炒作康达尔的时间、赢利预期等。这样由某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组成的一艘"炒作航母"制造完成了。吕梁将自己组织的这艘航母比喻为类似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事后他也承认这是违法的，那些机构与基金彼此签订的协议"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梁完全清楚这点。可炒作成功后的巨大利润令这些炒家们视法律为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