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10"事件前，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曾公开评论深圳市场的发展要比沪市好，这是很公允的，因为当时上海市场正在接受南方投资"军团"的"启蒙教育"，还处于死寂阶段，朱镕基副总理的评论登在了《上海证券交易专刊》（《上海证券报》的前身）的头版上，这让上交所的管理层很难堪。相比之下，1992年深圳A股成交额为419.2亿，上海却只有232.7亿，仅为深市的55％，那时的深圳人敢为天下先，无论在启用电脑自动化撮合系统、无纸化交易，还是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接受异地上市公司，不说全部占上海之先，却也从来没有落后于上海。 然而时过境迁，从1993年开始，上海知耻而后勇，一下子把深圳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无论是股民人数、市场规模，还是市场活跃度和知名度，均遥遥领先于深圳。1993年沪市的成交金额是深市的1.75倍，1994年达到了2.39倍。差距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怀疑深圳交易所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1995年9月，深圳学术界掀起了"要不要坚持特区"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深圳人开始意识到特区的生命力来自于它对全国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以特区应该打"中华"牌，对外地的上市公司应当采取扶持的态度，有人提出可以采取交易税返还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股份公司到深圳上市。 "贤的是他，愚的是咱，争什么？"深圳管理层对各方呼声保持沉默，他们有自己的长远计划，在熊市中，他们更侧重于内部的深化改革，如1995年下半年，着手理顺市场运作体系，合并深圳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深证所、登记公司和证管办三方让利，减轻上市公司及券商的负担，引进集合竞价方式，改善卫星传输系统，推出零时零股交易和"T＋0"转托管，统一股东卡，降低收费，设立交易所服务热线等。这些"欲善其事，先利其器"的做法体现了深证所管理层志在长远。但市场人士要求管理层"敢闯、敢干、敢试"的呼声也的确是一种压力。 迫于这种压力，1995年10月15日，深证所行情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两张完全陌生的面庞："银道受益"和"广发受益"。不过这种"不宣而战"的做法又招致了"太不规范"的批评。 或许是穷极思变，在1995年即将结束时，深市发动了一波行情，不过不是股票，而是深市的一个特殊品种：6只A二权证。 所谓权证是指配股权证，这是符号化的证券交易品种，买进权证代表拥有了相对数量的配股权，1992年上海曾经上市过个人股的配股权证，时间虽然短暂，却也火暴了一回。A二权证是上海股市没有过而深圳股市独具的品种，它产生于1994年10月，深圳部分上市公司推出了配股权证上市交易，开始时是将个人股与国家股、法人股转配部分的权证合并为一进行交易的，但到1994年12月，海发、闽东、中意、轻工、柳工和凤凰6只股票经深证所批准，其配股权证一分为二，个人股的配股权证叫A一权证，而国家股、法人股转配部分的配股权证叫A二权证。这样深证所创造了中国股市上一个独特的品种：A二权证。 权证交易是有时间限制的，必须在实施配股前结束交易。深交所海发等6只股票的A一权证在规定的时间内被摘牌等待配股了，但允许6只A二权证交易到1995年年底，当时有些市场人士对A二权证的延期摘牌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如果为了承销商一己之利而延期权证，有违市场规范，造成新的不公平。但在市场低迷时，权证和上海股市里一路走高的基金一样，是比较活跃的品种，特别是A二权证，因为国家股、法人股及其转配股是不允许上市流通的，何时能上市给股民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当然也给A二权证留下了想象空间，有想象空间就有炒作空间。 1995年12月，A二权证临近摘牌前，深市的庄家们悍然发动了一轮对A二权证的炒作。以12月11日~15日一周为例，凤凰A二权证证以0.58开盘，报收于1.32元，海发A二权从0.82元涨到2.23元，柳工A二权证开于0.65，收于1.35元，闽东A二权证从0.67到1.34元，轻工A二权证从0.64蹿到1.33元报收。除了中意A二权证以0.90元开盘，报收于1.36元，涨幅没有超过100%外，其余5种A二权证一周涨幅均在100~200%，可谓疯狂之至。A二权证在摘牌前的疯狂表现，令市场人士惊得气都喘不过来。 与其说这是深市重振雄风的表现，不如说是狗急跳墙的表演。1995年年终A二权证的狂炒，给1995年的交易画上的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它让人们去沉思：到底如何才能处理好发展与规范这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