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之前，尽管中国证券行业还没有大力发展，但走在历史发展前沿的沪深两地已各自形成鲜明的市场特色。 事实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还是以买卖国库券为主。而深圳在发行股票后没两年，就以股票为证券发展的主要方向。直到1992年“8·10”事件“①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远在上海之上。当时深圳发行了30多亿元的股票，上海才发行几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天的成交量往往是上海一周的成交量。 从沪深上市公司的成立背景看，也迥然不同。上海的第一家上市公司-飞乐音响成立初衷只是想员工内部持股。而深圳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深圳发展银行，从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的股本结构就可以看出其相对商业化的程度，其市场化程度也远远高于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国营资金占比较重的股份制公司。 尽管当时上海一直处在证券化改革的风口浪尖，但很多事物的向前发展都是受到管理层意识推动的。上海股份制公司的老总，可能自己还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就一举定乾坤般地成为一个行业的先行者。而深圳则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走上了“野蛮生长”的道路。 而林乐耕当时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深圳，就是因为看好了这个可以施展才华的流动性平台。一方面，从深圳上市公司企业性质与发行结构上看，市场流通性更强；另一方面，深圳作为当时第一批沿海开放的城市，整个市场环境也比较宽松。当然，林老先生介入的另外一大原因是，当时深圳本地人整体对股票缺乏了解，而少数人的做法与大多数人“倒行逆施”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取真正的暴利。事后看来，他在1988年入市，正好抄了深发展的大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少在打新股方面，1984年的上海人比1987年的深圳人精明。林老先生利用深圳人认知过程的“时间”换了“空间”。 更可贵的是，林乐耕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一批本土私募，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钟麟特意从湖南赶来拜师，此后他成为上海滩生命力最强的私募之一，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中国证券周期。林乐耕的股票运作方式，在钟麟等嫡传弟子的血脉中流传极深。 而在飞乐音响时期就介入股市的迈克·吴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道路。他当时还不到20岁，之所以会选择认购最原始的股票-飞乐音响，完全是因为受家中海外投资背景耳濡目染的影响。他对外界只字不提自己家里的情况，反而让人们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想象。他在上海资本市场最为蒙昧的时期摸索了5年后，终于在1989年，也就是迈克·吴20岁那年，带着中国法定每人只允许携带的20美元从上海去了美国，同时还带着一个梦，一个关于中国强大的梦。之后，他开始了他的华尔街寻梦之旅。后来，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归派私募。 还有一批私募，也就是通过”国家队“培养出来的首批操盘手，其实从阚治东留学日本的时期就逐渐形成了。只是那个时候，他们大部分还在为国家相关金融部门效力。 如此看来，早期上海的私募群体，多少有些”皇亲国戚“的意味，不是生于“权贵”就是与“权贵”沾边的人。 而起步于深圳，后来成为资本市场大腕级的人物，不少都是从五湖四海过来闯荡的年轻人，创造了贫民小子摇身变亿万富翁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