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将不得不放逐你们……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比你们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创始人更加伟大，或者事实上成为他最引以为傲的子孙，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将会使你们变得高贵，因为我们将从你们的家族产生第一位选举出来的王子。 ——西奥多•黑泽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讲话》，1895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还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弗兰凯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瑟尔姆的女儿莎拉•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安斯帕希嫁给了古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1878年，威尔海姆•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1905年，阿尔方索的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这个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古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入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里。阿尔方索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7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1912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世纪末期，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1879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1915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在1868～1941年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担任，从未间断过：第一任是费迪南德（1868～1874年），然后是纳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奥（至1917年），最后是列昂内尔。纳蒂同时还是公会联合会的名誉总裁、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英国犹太人协会的副总裁和贫民救济会卫生与法务委员会理事。里奥继任了免费学校的总裁，同时也是犹太穷人临时庇护所的副总裁。罗斯柴尔德同时还影响着《犹太新闻报》，当时由埃希尔•迈尔斯所拥有（后来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购后，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修建了几座新的犹太会堂，包括位于维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间提供资助的三座。相比较而言，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较少与他们的犹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而不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大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而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马卡斯•阿德勒于1890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当然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赫尔曼•赫兹在1912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认清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震惊——的这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所引发的问题。当纳蒂成为贵族的时候，阿尔方索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这个消息将会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他写道，“那些地方的反犹太人气焰仍然相当嚣张。”19世纪末期出现了很多变化，先前曾经不是连续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现在逐步变成了一种看上去更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巧合：种族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说对于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更多是基于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由于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更加广泛，政治生活变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人书刊、演讲和政策（在某些国家，比如俄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从东欧和中欧西进的犹太人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属于富裕的社会精英，而且已经跨越了那些存在于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障碍。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攻击目标，而且无法避免地一再成为“犹太人问题”的人格化代表。这是作为“犹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如果投资者的特殊利益无法与公众利益调和，就会引发破坏性的政策，然而更加危险的是金融家们的那些特殊利益……这些重大的生意——银行、经纪、票据贴现、贷款的浮动利率、公司创办——形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经营这些生意的机构坐落在每个国家的商业中心，通过最强大的组织联系紧密团结在一起，只要他们还对欧洲有兴趣，就总是能够通过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业务主要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奇特的家族进行操控，而他所代表的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金融经验，他们居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对国家的政策进行操纵……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未经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及其关联的企业的同意，有哪个欧洲国家有能力发动一场大战，或者是进行一份巨额的国家贷款认购？ 每一个大的政治行动都牵涉着新的资本流动，或者引起现有投资的价值出现波动，因此必须取得这一小部分金融之王的批准和实际的支持……作为投机者或者金融交易商，他们控制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最关键的那些单个因素……他们那些很大的生意中的每一个条件……都把他们抛向帝国主义一边……没有哪一场战争、哪一次革命，甚至哪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或任何其他公共恐慌，没有让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他们贪婪而残酷，从每一次突然的公共信用的骚乱中充分地榨取他们的收益……这些银行的财富、他们的业务规模以及他们世界性的组织，使他们成为了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他们在帝国主义世界里的生意拥有最大、最明确的赌注，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到国家政策之中的最合适的方式……金融是……帝国主义引擎的调节器，它引导着动力的方向，决定着工作…… ——J•A•霍布森， 《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 衰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1880年前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比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在此之后出现了衰退。与那些竞争的银行相比，他们的利润相对较低而且发展不够快。然而，如表2-1所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绝对的一支强大的金融力量。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从资本金方面看仍然是伦敦金融城里无可匹敌的最大的私人银行。如果人们能记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只是四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之一的话，那么对这种统治地位所留下的印象就应该更加深刻了。图21显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按照后续的合伙合同计算出的合并资本金。1874～1887年间，合并资本金从3 440万英镑上涨到了3 800万英镑，而在1899年则达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 150万英镑。在1904年，合并数据取消的前一年，这个数字仍然高达3 710万英镑。如果资本金没有在1898年后被提走，总资本应该已经超过了4 500万英镑。这使得N•M•罗斯柴尔德公司不仅是伦敦最大的私人银行，而且也是世界上各类银行中的翘楚。在1881年，有71家不同的信托企业在巴黎交易所报价，总的实缴资本金为149亿法郎；合并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自己拥有的资本金差不多有10亿法郎，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59亿法郎的资本金——仍然是法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1913年，5家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达姆斯塔德、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德雷斯德纳尔银行以及柏林亨德尔银行）的总资本为8 700万马克（4 300万英镑）——并不比10年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资本金多多少。 当然，罗斯柴尔德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值远远小于那些大型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报表。最大的英国清算银行米德兰银行拥有的存款总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125亿英镑，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相应数据（资产减去资本）只是1 400万英镑。对于德意志银行——1914年时德国最大的银行来说，这个数字是7 4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比较缺乏可比性。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对吸收存款表现过兴趣，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以他们的资本为基础承接大型的债券发行，以吸引外面的资金直接进入新的证券领域，而不是吸引存款。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另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差异，是他们的盈利水平相对来说显得较低。表2-2给出了金融城里5家主要银行数据的比较。结果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从19世纪70年代的98%下降到了1900～1909年的39%。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经营得非常稳健：凭借他们从上一辈人手里继承下来的巨额资本积累，纳蒂和他的兄弟们显然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要去获取像巴林银行或者施罗德那样的高额利润，更不用说是像米德兰银行那样的股份合作制银行。1890～1914年之间承兑业务的数据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落在了克林威兹、施罗德银行和摩根•格伦菲尔后面，而且，在1910年之后，甚至被布罗涅德兹和哈姆布罗斯赶超。1890～1914之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平均年承兑金额为270万英镑，而巴林银行是560万英镑，施罗德是720万英镑，克林威兹是市场的领导者——900万英镑。资产方面，目前可以找到的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表明，巴林银行和施罗德在1914年前的10年间快速赶超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903年，纽科特的资产总额是2 500万英镑，而施罗德是1 030万英镑，巴林银行是990万英镑。1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总资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施罗德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到了1 910万英镑，巴林银行的数据也上升到了1 580万英镑。 说明出现相对衰落的另一个指标是这样一些事实：从个人财富的角度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不再是特例。纳蒂在他那一辈的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中是最富有的（在他于1915年去世后留下了250万英镑），但是在1890～1915年，至少有13名英国百万富翁留下的财富跟他一样多，甚至比他的还要多。在大洋的彼岸，小摩根在1890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富已经达到了那个数字；当他的儿子皮尔庞特在1913年去世的时候，其资产的净值估计已经达到6 830万美元（1 400万英镑），这些还不包括他的艺术藏品，如果把这部分包括进去，其财富应该接近2 400万英镑。可以想象，在1901年的时候，摩根的合伙人克林顿•道金斯感觉有点不可想象： 老皮尔庞特•摩根及其公司在美国所处的位置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位置更为突出……合并起来看，摩根在美国和伦敦的资本总和大概不会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差太多，但是比后者更有扩张性，也更活跃，而且融入了这个世界的伟大发展进程之中。老摩根已经是60岁的高龄……他的后面有……年轻的摩根——还不到40岁，正在做着成为伟大人物的准备；还有我自己。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经验和老纳蒂的声望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并能有一到两名优秀的人才来帮助我们，在随后的20年间就有可能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陷入衰退，而摩根集团则鹤立鸡群。 然而，上面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有一些条件。首先，如果考虑1830～1869年间的数据，N•M•罗斯柴尔德公司1879年后的表现事实上并没有明显比之前的时期差。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期间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通过跟过去的情况比较来说衰退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第二，通过继续采用稳健的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安全，而这段时间巴林的做法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表2-2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内由于1890年的危机导致的竞争对手的收缩情况。巴林的高利润部分原因是由于它那种高风险、相对狭窄的投资策略。 罗斯柴尔德合并后相对较低的利润率和它的经久不衰，让人不由得想到弗雷德里希•根兹早在1827年就给出的解释，他认为罗斯柴尔德经营理念中的两个根本原则是： 他们从不追求过分的利润，在所有业务中他们都限定了明确的范围，无论人们多么聪明和谨慎，他们从不心存侥幸。这其中深藏着他们力量的一个主要秘密。毫无疑问的是，在那些他们说了算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项目上获取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而且，就算这样做不至于影响到他们业务的安全，他们也会通过把他们的资源分散到大量能持续进行的交易中使他们最后的所得减少，但是这些分散出去的交易无论在什么（经济）条件下都能够不断地重复。 另外，罗斯柴尔德在承兑市场上落后于施罗德和克林威兹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说成是衰败的迹象：就算这些数据准确无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从来没有像其他的伦敦商业银行那样对承兑业务产生出的利润如此依赖。与过去的情况一样，他们把自己的资源主要集中于债券市场，而在这个领域他们依然无人可敌。最后，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利润，因为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在各家合伙人之间分享。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利润并不容易计算，因为当某一个合?人死后，会有巨大的金额被提走，但是图22给出了一个合理的修正数据。我们再次说明，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银行并不是衰落：虽然1874～1879年中那些萧条的年份每年平均年利润都下滑——幅度大概达到一半（比1852～1874年多出了100万英镑），但是1879～1882年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利润最为丰盈的时期（平均年利润达到了400万英镑），尽管这似乎不能持续，但是在1888年和1904年间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785万英镑到1898～1904年间的160万英镑）。 图22罗斯柴尔德家族平均年利润（合并分行报表），选择性时段（单位：千英镑） 这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国的整体经济之间引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类比。很多年以来，经济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大约在1870年以后，英国的经济遭遇了相对的衰退，主要的表现是这期间美国或者德国的经济出现了更快速的增长，而英国作为重要的产品出口国的统治地位在下降。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相对下降是因为“企业家的失败”，或者甚至是由文化决定的“产业精神的衰落”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伦敦金融界是一个集体罪人，他们在19世纪末期通过鼓励过度水平的资本输出阻碍了英国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在整个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在鼓励这种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1914年都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纳蒂不仅应该为他自己的公司的衰落承担责任，还应该为英国的整体经济的衰落承担责任。 现实的情况是，英国经济的衰落，与1914年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衰落一样，被夸大了。如果能够证明出现了资本短缺造成英国公司无法对其生产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话，资本输出的本身也仅只是使英国的工业投入出现缺口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英国的高水平资本输出，是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然，英国是工业产品的出口者，食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进口者，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终债主，技艺娴熟的殖民者输出国，适用于绝大部分海域及陆地（在1860年为950万平方英里，1909年为1 270万平方英里）的法律和法令的帝国捍卫者。如果太狭隘地来测算这个体系的成本和收益——只看那些仍然生活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的利益，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根本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有444亿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英国统治之下：与那些反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的宣传相反，英国的政治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能也不会只考虑那10%正好生活在联合王国里的人。当海外扩张的利润毋庸置疑地流入了相对较少的投资精英的口袋里时，英国投资的乘数效应和贸易就让人感觉不只是英国自己了。统治和保卫帝国的成本也不应该被夸大，由英国所导致的税收和债务的负担相对于英国统治的巨大范围和由稳定的、基本上能保证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移民的强势英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说，事实上很小。 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投资总计已经达到了2亿英镑，而在19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资本输出的三波浪潮。在1861～1872年间，对外投资的净额从占GNP的14%上升到77%，而1877年又下降到08%。之后，在1890年的时候稳固上升到了73%，但是1901年又再次降回到了一个百分点以下。在第三波升浪中，于1913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1%——这个水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突破。按照绝对的条件看，这导致了巨额的海外资产累积，从1860年的37亿英镑上涨到了1913年的39亿英镑——大约是英国股票总市值的1/3，上涨了10倍还多。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国投资能接近这个水平：最接近的法国，拥有的海外资产价值总额不到英国总额的一半，德国只是1/4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占了全部外国投资的差不多44%的份额。尽管在对外投资和国内固定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的情况，然而，这个高水平的资本输出不应该按简单的概念被理解为是把资本从英国经济中“抽掉”。把资本输出看成是某种“引发”英国贸易赤字扩大的原因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这些投资中所赚取的收入远高于新增的资本输出，也就是（算上来自“隐形”收入的总收入）它总是高于贸易赤字。在19世纪90年代，国外投资净值达到了GNP的33%，而海外净资产收入达到了56%。在随后的10年中，这两组数据分别是51%和59%。 为什么英国的经济会有这种表现方式？海外投资从性质上来看，是“组合”而不是“直接投资”，换句话说，它是通过出售代表外国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和股份的方式进行的股票交易。按照艾德尔斯坦对外国证券的“拉动”作用的解释，尽管外国证券也许涉及更高程度的风险，但其收益比国内债券的收益更高（大约高15个百分点），这个结论来自对1870～1913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后的结果。然而，这个平均的过程隐藏了巨大的波动。在对482家公司的报表进行分析后，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了美国国内债券的回报率有时候高于国外的——以19世纪90年代为代表。他们的工作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投资人眼里所看到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帝国内部投资的回报率与在英国有实际的政治控制以外的国外投资的回报率有明显的差异：在1884年之前的那段时期高于67%，但是之后低于4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英国的海外投资是帝国主义经济方面的不理性产品——一个资本紧跟旗手，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案例？很多现代的史学家倾向于强调大英帝国快速扩张的非经济动机。从另一方面看，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从英国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帝国控制的领地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因为在1865～1914年，只有大约25%的投资投向了帝国内部，而投向英国本土经济的占了30%，另外的45%投向了外国经济体。他们的努力方向是让已有的对帝国有着实际利益的投资精英成为稳定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坚。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伴随着一种类似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经济进程的政治附庸。 作为帝国投资者精英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帝国主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865～1914年在伦敦公开发行的外国债券总额为4082亿英镑。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以独家或者是合作的方式负责了总额的1/4还多（1085亿英镑）。没有任何其他的银行可以与之比肩，尽管巴林银行在1860～1890年期间做过尝试，而且皮尔庞特•摩根之后也逼近过这个目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塞利曼兄弟和厄内斯特•卡塞尔齐头并进，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竞争态势。表9-3给出了1852年之后那段时间罗斯柴尔德所发行的贷款的类型以及地理分布情况。 用戴维斯和哈藤拜克的资料（见表2-4）与罗斯柴尔德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我们会发现，N•M•罗斯柴尔德公司对政府财政的兴趣远胜于对私营部门事务的兴趣。1865～1914年，在所有的“募集”资本中只有大约36%为政府所用，而在同期由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的贷款（同样的数据，大约数）超过了90%为政府所用（余下部分几乎全部被外国铁路公司所占有）。罗斯柴尔德在政府债券发行中的支配地位是相当惊人的。对于整个伦敦市场来说，1865～1914 年所发行的外国公共部门债券总额为148亿英镑，其中接近3/4主要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或者以合伙的方式负责。与伦敦的总体市场比起来，纽科特仍然是对欧洲非常感兴趣，而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债券发行方面没有能够充分表现。或许，所有情况之中的最大不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基本没有涉及英国以外的帝国债券发行，这一块只占他们总体业务的6%，而在整体的英国资本市场占到了26%。考虑到纳蒂和艾尔弗雷德在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作用，这个发现让人高度惊奇，它说明他们在自己的私人金融活动中没有把英国以外的帝国放到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的位置。更准确一点说，他们对那些通过英国金融控制的国家（比如巴西）担保的国家（比如埃及）所发行的债券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那些担保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独立的。因此，像厄内斯特•卡塞尔说艾尔弗雷德的，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不会从事没有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业务”是十分错误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两方面“代表着整个”金融界。北美和南美的债券发行在其为整个市场所做的业务中占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比例。而且，罗斯柴尔德也同其他同仁一样对国内私营部门的金融相对来说缺乏兴趣，这部分只占所有罗斯柴尔德发行债券的1%多一点的份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有对国内产业缺乏热情的名声）。当爱德华•基尼斯爵士试图于1886年在股票市场发行他的爱尔兰酿酒公司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拒绝处理这项600万英镑的业务，后被巴林银行接了过去。这些股份和债券最终大受欢迎（认购数额超出了将近20倍），而巴林银行在这次发行中赚了大约50万英镑。然而，当纳蒂被一名记者问到他是否后悔回绝了这笔生意时，纳蒂回答说：“我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每天早上我去银行，当我对每一个提交给我的项目方案和计划说‘不’后，我晚上回到家里都非常轻松和满足。但是当我同意了任何建议之后，我马上就会陷入焦虑之中。说‘是’就像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到了一台机器上，飞转的轮子可能会卷住你的手指，然后把你整个人都拽进去。”这通常被看成是第四代罗斯柴尔德小心谨慎的典型例子。因此，当其他人在为伦敦地铁网络的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大赚其钱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对此是敬而远之。甚至连海峡隧道的想法，由于可能提高北方铁路的通达能力而深受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青睐，也没有能让纳蒂动心。“你完全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放心地从我这里拿走它。”他在1906年告诉他的堂兄弟们，“这个意见（海峡隧道提案）在上院将会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得承认，这种节制的规则也有一些例外。或许是有意与巴林银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纳蒂在1886～1891年间，先后四次为曼彻斯特轮船航道公司发行了股票和债券，总值达1 300万英镑。但是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评论的，这种发行的首次失利导致金融城内出现了“罗斯柴尔德的水”与“巴林的啤酒”这样的“恶意对比”。甚至在有巴林银行的合作支持之下，也未能让第二次发行获得成功。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成为了19世纪早期发展迅速的通信行业的先锋，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抓住重要的创新方面（比如电话的推广等）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在1891年就开始试验使用电话作为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一种联系手段。但是在次年为新电话公司发行价值488万英镑的股票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小事，而且很让人诧异的是伦敦和巴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联络继续采用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曾祖父辈那样的手写书信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金融的认知相当“保守”的原因（明显的反面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是像北方铁路这样的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不过，这些批评家仍然停留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方面的错误理解上。举例来说，有一个国内的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许，大家可能会猜到这是一个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防。与参与到国内产业和运输业方面比较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的矿业、国际金属和宝石市场的兴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歪曲成含义更为广泛的衰败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国主义并不代表与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一刀两断。外国公共部门的投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而“自家”政府的借贷位居其次，因为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情况稍好的英国都不得不靠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资助自己不断攀升的保卫自己的帝国所需的费用。从这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即使不能说没有对手，起码也是少有对手。他们在外国私营领域的融资（特别是铁路方面）是比较适度的，在承兑业务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们在国际矿业领域的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当的不同凡响。 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使资本、货物和人员事实上能够以尽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流动。如果可以不通过政治干预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非常满意。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巴西事务中的长期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帝国对目标国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重要的债券面临由于贷款国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危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会支持直接的政治干预。他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矿业方面的兴趣不需要外国干预，尽管这些国家时常面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情况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以塞西尔•罗德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充满着矛盾：尽管黄金和钻石矿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罗德斯更为广泛的将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些帝国领地上的铁路有什么兴趣。 一般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会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肯定不会引发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冲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见）他们觉得如果英国不作为，另一个竞争对手会建立一个经济上限制更为严格的殖民地统治（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政权比英国的更加趋于保护主义模式，尽管事实上法国和德国的关税并没有很明显地高过英国）的时候，才会支持英国的帝国建设。这种对避免国际争端的追求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偏向于被称为多国帝国主义的体系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个以上的欧洲大国的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况，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通过两个国家的债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协调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利益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希腊和土耳其基本没有什么利益，但是类似的多国金融保护的模式也在这些地方采用）。在中国，他们也支持在欧洲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本能在里面，而当批评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纳蒂在1906年5月写给巴黎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这些投资人和资本家怎么具体考虑他们本国的股票？”他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投资者被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这说明海外投资风险较高，而他自己对具体地区和领域的偏好看起来也是基于大部分都无法言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假设远不是用无法言明就可以解释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后，没有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这么活跃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透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看待政治：詹姆斯对外交事务的所有干预几乎都是基于他的商业方面的算计。而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第四代成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时候纳蒂和艾尔弗雷德的立场是基于“纯粹”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政治的原因，与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在他们拥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帝国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样。具体来说，纳蒂认为他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一顶是为纽科特戴的，一顶是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顶是为东区戴的，一顶是为西区戴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界限都能够进行完满的划分。 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对于经济的优先考虑通常还要胜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所意识到的。尽管他们从高水平的资本输出获得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项目中，第四代通常都会让国家的政治考虑优先于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集体的经济利益。事实是，英国金融重点不再放在欧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连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同时，法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殖民地利益纷争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两难的选择。正是在此期间，各家银行更加独立地各自为政。这些英—法之间的不和，以及奥地利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麻木，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