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老合伙人之后，他关闭了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三地的地方性经纪事务所。纽约-具体而言就是位于华尔街44号的简陋房间-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的唯一机构，银行费用也将大幅缩减，一切都要符合安德鲁的难民心理。拉扎德将不再因为零售客户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本。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历史的前一百年里，它经历了多次财务危机，每次都勉强逃脱厄运。安德鲁希望在自己充分掌权的情况下，拉扎德投资银行能打破这种不幸的模式。安德鲁希望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改造成一家专注于公司重组和公司发展的全球性公司。"安德鲁希望能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打造成这类业务中的领先企业，这里不是指在规模意义上领先，而是在品质方面领先。" 1946年加入公司的合伙人弗雷德·威尔逊说道，"安德鲁曾多次这样说，这也是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雄心壮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德鲁将弗兰克·阿尔兹切尔踢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自此以后，在叼着雪茄的安德鲁的领导下，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战略开始抬头。喜欢四处走动的安德鲁选择住在凯雷酒店的优雅套间里。"他希望能在任何一天都能直接下楼、结账、走人-只需要关门、交回钥匙、拿上飞机票，然后离开。" 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描述安德鲁。安德鲁对东部富人区豪华酒店的偏好似乎传染给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其他纽约合伙人。于是怪事发生了，这些合伙人中的很多人都住在酒店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5年多时间里，费利克斯住在沃尔瑞酒店，西蒙·沃德维尔德住在斯坦侯普酒店，恩吉尔伯特·格罗莫斯住在海德公园，阿尔伯特·赫廷格在韦斯特伯利有一套公寓，而霍华德·尼芬则在波克夏有一套公寓。和合伙人戴维·戴维－韦尔相似的是，安德鲁也沉迷于艺术作品，他所住的凯雷酒店的房间里挂满了珍贵的油画。 其实安德鲁并不是那么热衷于艺术品，而是热衷于这样一个理念-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拉扎德的领导人）必须要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关于乔治·布卢门撒尔因为热爱艺术品，所以在纽约获得地位、名誉和尊敬的故事，安德鲁对此是了如指掌。当时布卢门撒尔成为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董事会的第一位犹太成员，而且他对博物馆的资金捐赠及艺术品捐赠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布卢门撒尔甚至安排去世后将一所16世纪的西班牙城堡上的两层封闭式华丽阳台捐给了该博物馆，这所城堡是他从海外进口回来，然后在林荫大道的庄园里重新组装起来的。安德鲁的善意对手博比·雷曼-他已经取代了布卢门撒尔在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位置，成为了第二个犹太会长-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博比·雷曼和安德鲁的区别在于，博比是真正地对艺术品感兴趣，而安德鲁则不过是想炫耀一番，就像猎人们喜欢把鹿角挂在墙上一样。"一位前雷曼合伙人这样说道。当雷曼到凯雷酒店去拜访安德鲁的时候，他都会乘机将安德鲁的艺术藏品夸赞一番。"安德鲁，你的收藏品可真漂亮。"雷曼会这样说。而安德鲁则这样回敬雷曼的恭维："这没什么。和你的相比，我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根据许多每天都被召去安德鲁寓所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描述，他的艺术收藏还是值得一提的。他的收藏品包括莫内的作品《穿皮大衣的女人》、伦勃朗所作的佩却尼拉·柏思的肖像画、毕加索的《白领男孩》。此外还有雷诺阿、塞尚、德加、勃纳尔和凡高等人的珍贵作品。安德鲁曾一度为毕沙罗的一幅风景画掷下6.2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毕沙罗作品的最高出价。 安德鲁还收藏亨利·摩尔、毕加索和罗丹的雕塑作品。他拥有中国古代的酒罐以及六尊铜佛。他房间里的家具似乎都是收藏的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的珍品，其他的一些小东西也大有来历。 安德鲁也喜欢像戴维·戴维－韦尔那样经常逛画廊，参加拍卖会，由此搜寻购买目标。他没有戴维那样对艺术无止境的欲望，他更喜欢讨价还价，不过他时刻留神自己的形象，在他看来购买珍贵艺术品的行为就是一种重要的宣传。他也会不时地鼓励合伙人为他们自己的住所购买艺术品（但绝不是为办公室购买艺术品）。 安德鲁那满是艺术品的凯雷酒店的房间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信条完全一致，合伙人日积月累的个人财富只能留在家里面享用，而不能拿到办公室里面炫耀-"老鼠习气"是该现象的最佳描述。"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室绝对是死气沉沉的表率。"《时代周刊》在1976年这样评论，"会议室、休息室和其他大部分房间都被涂成米色，还有米色的地毯、米色的墙纸、米色的皮椅。除了梅耶的办公室，其他房间的墙壁上既看不到大幅艺术品，也看不到小幅艺术品，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艺术品，有的只是米色，12英尺×15英尺，费利克斯的办公室就一直是这么大。" 安德鲁·梅耶成为了一些国王、总统还有已故的杰奎琳·肯尼迪的知己。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一些秘密的社交圈子里面"，杰奎琳·肯尼迪与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婚姻被"风趣地"称为"拉扎德－弗瑞斯婚礼"，因为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传言，即安德鲁·梅耶是杰奎琳和船王的月老，即使安德鲁本人否认此事也无济于事。"在很多方面，他是当代投资银行界最具创造力的金融天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戴维·洛克菲勒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具有很强的正直感和荣誉感，对自己公司的名望非常自豪。"洛克菲勒经常就一些潜在交易向安德鲁寻求咨询，而安德鲁则邀请洛克菲勒参与自己的风险投资交易。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曾这样说道："一家机构是一个人活着的影子。"爱默生的观点尤其适用于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怀着狂热的感情。"安德鲁的姻亲、1958年应邀加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弗朗西斯科·沃思这样回忆道："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他的上帝，是他的信仰。对他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名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在他眼里，拉扎德投资银行就是一切、全部、所有。"其实安德鲁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既怀着身为难民的焦虑，也有在世界舞台上周旋的各种手段和技巧。"他在洛克菲勒大楼的顶层工作，是一个消瘦的难缠的老头。"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曾这样评价安德鲁·梅耶，"他那凹陷的嘴唇会突然咧出笑意，他的能量会在沉默中瞬间爆发出来。他会在房间里大踏步走动或者是操起电话，死死地握住话筒，咕哝着'是'或者'不是'，然后再把话筒扔下。他通过电话来发号施令。每天早上他5点起床，然后在还未赶到办公室时就开始欧洲的生意，银行家们都抱怨他的电话在早上5点半似乎就已经占线了。"不过与许多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一样，他会在合伙人和下属面前收起自己在客户面前的魅力及威风。在他追寻"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他经常称他们是"雇员"。费利克斯认为，安德鲁行为的善变是他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在他严厉可怕，有时候还有点矫揉造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渴望得到关爱的心。"费利克斯这样说道。数年后他又说："安德鲁是一个有着法国贵族面孔的犹太难民。" 安德鲁还是一个控制欲上瘾的家伙，他掌控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方方面面。例如，他会在每个圣诞节订购大量相同尺寸的布克兄弟牌衬衣，然后不管尺寸大小，就将这些衬衣作为礼物分发给公司的雇员。公司的长期高级顾问梅尔·海涅曼则负责在圣诞节前列出给安德鲁写了感谢信的雇员名单。如果没有写感谢信，那么雇员就很有可能因此而遭到解雇。安德鲁只对勤奋工作感兴趣。他痛恨别人度假，而且他自己也几乎从不度假。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了60多年的合伙人乔治·艾姆斯拒绝缩短全家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休假时，梅耶几乎要在电话里就将他解雇了。休假回来后，艾姆斯回到拉扎德开始工作。"安德鲁就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情来严厉斥责我，" 艾姆斯回忆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雇我，我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通过这次经历，艾姆斯得出的结论是，若要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取得长期的成功，唯一的途径是"飞翔时要低于雷达荧光屏半英尺"（不要触犯安德鲁·梅耶）。无独有偶的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弗兰克·扎布曾回忆起应邀与安德鲁还有国际金融家西格芒德·沃伯格一起共进午餐的情景。这次邀请可能是作为动用扎布在华盛顿的关系（福特总统的主要能源官员）的一个奖励，因为安德鲁利用这个关系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合伙人安东尼·贝尔南的儿子从尼加拉瓜解救到了美国，而当时这位合伙人的儿子还没有美国签证。扎布就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谈话。"我根本不敢开口说话，他妈的一句话都不敢说。"他说，而那两个银行家勇士就在旁边抱怨着那些年轻合伙人的技术失误。据说沃伯格经常待在安德鲁·梅耶在凯雷酒店的套房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相互奉承。"安德鲁，你是华尔街最杰出的人。" 沃伯格这样称赞道。而安德鲁则回答："西格芒德，你毫无疑问是伦敦最杰出的人。"据说安德鲁·梅耶是西格芒德·沃伯格唯一忌惮的人。 安德鲁独自决定着何人于何时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完全清楚众人所觊觎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声望和财富。他的选拔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不过据说他比较偏好有成就的实业家与年轻交易员的组合。 从长期合伙人戴维·苏皮诺的经历我们似乎能对安德鲁的奇特方式窥知一二。苏皮诺认为勇气是自己能在为银行工作了7年后提升为合伙人的原因。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谢尔曼史德林公司工作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地处理单调乏味的贷款合同，当时他的助理律师生活单调沉闷得让他无法忍受。 1968年6月的一天，苏皮诺与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E·彼得·科科伦共进午餐。午餐结束时，科科伦邀请苏皮诺加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当时苏皮诺对拉扎德还不甚了解，但是他从一名华尔街律师的角度隐约感觉"到这个地方工作非常危险"，因此苏皮诺告诉科科伦，自己对此并不感兴趣。"而且我还告诉科科伦，"苏皮诺说道，"我曾听人说费利克斯·罗哈廷是一坨屎（这是我的原话）。因此我说，'谢谢你，但是不用了。'" 科科伦在午饭后回到了办公室，并把这场对话的内容报告给了安德鲁，其中还包括苏皮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安德鲁的回复是："你必须聘用他。" 一个月后，苏皮诺同意了去拉扎德投资银行，他的薪酬是当律师时的三倍。当他第一天到华尔街44号时，他将这个地方描述为"非常严肃的地方"，也非常"单调乏味，全都是米色的墙壁"，他想："现在呢？我应该做什么？"然后他很快得出结论："你必须自己弄清楚要做的事情。"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分析协同作用对美国公司的作用，从而证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并购活动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几年以后，安德鲁让苏皮诺去整顿位于纽约莱塞蕾丝湖的联合运输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曾对该公司进行了一笔投资。苏皮诺在联合运输公司待了两年，帮这家公司扭亏为盈，然后将其成功出售。在出售交易还没有完结时，安德鲁就把苏皮诺召到了凯雷酒店。 "我去了凯雷酒店，上楼进了安德鲁的套间。"苏皮诺回忆道，"当我走进其中一间书房的时候，看到了弗兰克·皮兹托拉、汤姆·穆拉齐、彼得·科科伦还有安德鲁。当我进去后，他们都扭过头来看着我，然后安德鲁就发话了，'戴维，我们现在要卖掉联合运输公司了，现在你打算做什么呢？'我回答道，'梅耶先生，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是尽量把这个交易做完。'然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到拉扎德投资银行来呢？我们会支付你数万美元额外奖金。'这时我说，'梅耶先生，对不起，我恐怕不能这么做。我很抱歉，我已经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做了6年的助手，如果您现在还不清楚我是不是合伙人，那么您恐怕没有机会知道了。'我还告诉他，'可能这个交易还不会结束，那么我还得待在联合运输公司。'他当时勃然大怒，当着大家的面开始大发脾气。他冲我吼道，'你这个傲慢无理的小子！'然后他接着说，'去，你和我的合伙人说去。我不管这件事情，我的合伙人管这事。'" 苏皮诺还记得，大约一周后，安德鲁给他打电话让他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去凯雷酒店。大家"在见他之前总是非常害怕"，苏皮诺说，但是他准时在约定时间去见了安德鲁。"我再次来到凯雷酒店的时候，这次他的房间里没有其他人。"苏皮诺回忆道。 "见到你很高兴，戴维。"安德鲁说，"过得怎么样？" "过得很好，梅耶先生。"苏皮诺回答道。 "戴维，我已经决定让你在今后以合伙人的身份重回拉扎德投资银行。"安德鲁说。 "啊，梅耶先生，非常荣幸！梅耶先生，我真是感到非常荣幸！"苏皮诺还记得自己的原话。 "是的，我愿意给你1%的利润。"安德鲁接着说。 "我说，'梅耶先生，现在无论你说什么我都非常愿意。'"苏皮诺回忆道，"'你也可以只给我1%的1/4。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是我莫大的荣幸。'"就这样，苏皮诺获得了1%的利润。 毫无疑问，费利克斯是安德鲁的重点保护对象。随着安德鲁的健康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恶化，费利克斯开始益发自如地在市场上使用安德鲁的名号，然后由此获得巨额收益。即使是在纽约，他们两人之间也是用法语进行交谈。在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与安德鲁的关系非常亲密，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和安德鲁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如果有人试图去这样做，那么他很快就会泄气。"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简直就是安德鲁的儿子。"一位合伙人这样说道，"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而且相互之间非常坦诚。"安德鲁的讣告里面提到让费利克斯-而且只有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费利克斯作为顾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安德鲁。据说安德鲁只喜欢三样东西：相貌出众的女人、珍贵的艺术品以及复杂的交易。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安德鲁这样告诉记者："前两样东西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东西，而第三件则完全不同。"安德鲁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与费利克斯所提供的服务是不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安德鲁将自己看做是负责人，而不仅仅是一名顾问。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是戴维·洛克菲勒、威廉·佩利、戴维·萨诺夫还有杰奎琳·肯尼迪等人的亲密好友。安德鲁将他们当做伙伴，而他们则视他为一位迷人有趣的外国人。 在内部设计师斯蒂芬·布丁的引见下，安德鲁·梅耶见到了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他是一个玩女人的高手。" 布丁的代理人保尔·曼诺这样评价道，"布丁和我一起去见他，然后问道，'你想不想见见杰奎琳·肯尼迪？'他的眼睛兴奋得突了出来。然后我说，'这要花5万美元。'他问，'用来干吗？'我接口道，'用来买地毯。'"在曼诺的推荐下，安德鲁·梅耶为白宫的会客厅蓝房购买了一张19世纪的萨伏纳里地毯。就这样他见到了第一夫人，然后成为了她的财务顾问和密友。他在1967年还陪前第一夫人参加了维尔登斯邓画廊举办的一场活动，为帮助修复佛罗伦萨被洪水冲毁的艺术品而进行募捐。在众多蜂拥而至的摄影师面前，他们手挽手走进了画廊。 虽然安德鲁的妻子一直都是贝拉·雷曼，但安德鲁是出了名地讨女人喜欢。"安德鲁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他的一位朋友说道，"即使在他妻子面前，他也从不隐瞒这点。她们几乎都成了家庭的一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些女人想这样，他也想这样，那么贝拉也不会反对-她还可以因此大赚一笔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来到纽约后不久，他就与法国外交官贺夫·阿尔芬德的妻子克洛德·阿尔芬德开始了一段长期的恋情。当法国落入纳粹之手时，贺夫奉命来到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然后他很快就去了伦敦，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克洛德留在了纽约，然后她开始在蓝色天使等夜总会里当歌女。一名纽约社交名流回忆说，他们的风流韵事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尔芬德夫妇一起回国了，然后很快离了婚。贺夫后来成为了肯尼迪政府时期驻华盛顿的法国大使，他从来没有谴责过安德鲁。克洛德回到了纽约，然后就一直住在凯雷酒店里。"她之所以能侥幸得宠，完全是因为安德鲁宠爱她。"安德鲁的孙女玛丽安娜·格舍尔解释道，"他非常宠她，她放荡不羁，这非常吸引他。他喜欢这种女人。" 安德鲁还同另一个法国移民亨瑞埃塔·布罗奇发展过一段长期关系，她是莫里斯·布罗奇的妻子。和先前的贺夫·阿尔芬德一样，布罗奇接受了妻子与安德鲁的恋情。"我觉得我祖父是她生命中真正的男人。" 玛丽安娜·格舍尔说，"在她眼里，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亨瑞埃塔还成为了贝拉的好朋友。根据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的说法，安德鲁还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也部分解释了安德鲁能认识费利克斯的原因。"安德鲁·梅耶是一个轻浮的人，因此这是极有可能的。"米歇尔这样说道，"但这很有可能不是真的。" 然后就是著名的杰奎琳·肯尼迪了。肯尼迪总统被刺后、杰奎琳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之前的这段日子里，安德鲁和杰奎琳经常在一起。"杰奎琳为他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户。"詹妮·阿涅利曾经这样说过，"她代表着他不了解的那种生活。他非常喜欢与这么一位重要的人物在一起。"而且在有段时间里，杰奎琳似乎也被他迷住了。"她在谈话时会经常提到安德鲁。"杰奎琳的一个朋友说，"她总是说 '我要和安德鲁谈谈这个，我要和安德鲁谈谈那个'这类的话。虽然她从未真正说起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会清楚肯定有那么回事。"据说安德鲁推荐杰奎琳花20万美元购买了第五街1040号的公寓。在卡洛琳和约翰的陪同下，她会经常拜访安德鲁在凯雷酒店的套房。（当肯尼迪夫妇从白宫前往纽约时，他们就住在凯雷酒店，而且就在安德鲁的楼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也非常喜欢安德鲁。由于萨金特·史瑞夫的关系，安德鲁还成为了肯尼迪家族财产的托管人之一。安德鲁不仅与萨金特·史瑞夫关系很好，而且还与博比和泰迪·肯尼迪保持着亲密关系。"要为肯尼迪家的人办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安德鲁曾经这样告诉朋友戴维·利里恩说，"博比的精力非常充沛，他经常到处活动。前天晚上我和他在第三街的一个小餐馆吃晚餐。在吃饭过程中，他中途退席去参加其他晚宴，而且还退席了三次。" 杰奎琳后来嫁给了奥纳西斯，安德鲁对此非常失望，但他最后还是帮助她拟定了她和奥纳西斯之间的财务协议。"我觉得，他之所以可能会伤心，是因为杰奎琳一直都在扮演小女孩的角色。" 玛丽安娜·格舍尔说，"要知道，没有哪个男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女孩出嫁-就是这种感情。如果你愿意扮演小女孩，那么你就会一直是小女孩，你就不应该结婚。安德鲁也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她要结婚，为什么不能嫁给我？'我的意思是，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这也是父亲的表现。"尽管杰奎琳嫁给了奥纳西斯，安德鲁还是与她关系很亲密。他会经常参加她在第五街1040号举行的宴会，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与她有过绯闻。1979年10月，杰奎琳参加了在第五街艾曼努爱尔教堂举行的安德鲁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她慢慢走回了自己第五街的家中。"她非常伤心。"肯尼迪的长期助手和杰奎琳的朋友罗斯威尔·吉尔帕瑞克回忆道，"她感觉，在自己的生命中没有人能代替他的位置。" 安德鲁也喜欢参与威廉·泽肯多夫的交易。无论泽肯多夫何时何地缺钱，安德鲁都会向他提供资助。在泽肯多夫买卖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楼和格雷巴大楼的交易中，安德鲁和拉扎德投资银行都提供了相当大的资金支持。1953年，泽肯多夫和拉扎德投资银行用5 2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两栋大楼75%的权益，然后1957年以6 600万美元的价格下卖出了这些权益，这桩交易在当时创下了纽约地产史上的交易价格之最。 安德鲁还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交易史上最大交易之一的幕后推动人。1950年，他迷上了斗牛士农场这桩复杂的交易，希望能从中发一笔横财。这个农场占地80万英亩，位于得克萨斯州，处在沃思堡和阿莫里罗之间的狭长地带上。该农场喂养了约4.7万头牛，一个上市的爱尔兰公司从1882年起就一直拥有该公司。安德鲁决定，该农场要完全由自己经营，甚至包括是不是存在发现石油的可能性也要由自己控制。当时斗牛士农场的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交易价格为每股6美元。拉扎德投资银行向斗牛士农场的股东们开出了每股23.7美元的高价，即农场全部股票价格几乎达到1 900万美元，溢价的比例之高在当时称得上是天文数字。斗牛士牛场在面积上仅次于国王农场（95万英亩），它左右宽56英里。安德鲁决定将这个大农场分成15个独立的农场公司，然后在接下来的9年里将其逐个出售。拉扎德投资银行甚至熬过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干旱，在这次干旱中几乎所有的牛都死了。但是通过一些精明的税务处理，安德鲁坚持了下来，拉扎德投资银行和其投资团队在原投资额的基础上赚了1 000万~1 500万美元。乔治·艾姆斯回忆道："这可真是个庞然大物。它从爱丁堡一直延绅纽约，最后延伸至阿玛里洛。" 1948年，拉扎德投资银行迎来了公司的100周年纪念日，而安德鲁则尽量不进行庆祝。他拒绝了报纸摄影师的拍照，并避免所有的新闻采访。他一直忙于交易，完全没工夫考虑周年纪念日的问题。1948年10月23日，安德鲁安排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直接从需要融资的德莱弗斯家族手中以153 3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德莱弗斯公司20%的权益。当时费利克斯的继父亨利·普勒斯纳正在德莱弗斯公司工作，他在1949年夏初碰到了回巴黎的安德鲁，然后他对安德鲁说："我有一个不怎么聪明的继子，他现在正在找一份暑期工作，如果你能帮助他，那么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 这是一份处理经纪确认函的工作，每周支付的酬金是37.5美元。费利克斯回忆道："我心想，'当然要去，为什么不去呢？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好好思考自己以后要干什么。'"费利克斯整个夏天都在华尔街第44号阴暗的办公室里工作。安德鲁并不在那里。他每个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建造瑞士阿尔卑斯山顶的小屋。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非常赏识费利克斯的工作，将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周50美元，而且他也开始负责公司富有客户账户的每月估值。劳动节后安德鲁从瑞士回到了纽约，这时费利克斯终于见到了他。但是，在其他人的建议下，费利克斯没有向安德鲁提及酬金的提升。"安德鲁把我拉进了他的办公室，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的酬金涨了，我还以为你会懂礼貌地向我道谢呢。'于是我只好实话实说，'梅耶先生，因为有人让我不要把情况告诉任何人。'当时我心想，'我的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 费利克斯对《纽约客》讲述了与安德鲁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情。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公司里面的所有事情，无论多么小，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他也希望得到认同和感谢。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精力非常充沛，拥有超常的能量、能力和意志。安德鲁可以让别人为他做事。他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大发脾气。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希望得到别人的爱，他对人和事都有很强的买卖观念。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冷酷、最现实的人性分析家。他能剥掉别人的外壳，发现他们的优势和弱点。对于马虎的工作，他批评起来会毫不留情。20年来，我每天都在和他战斗。我不得不这样。如果我不和他斗，那么我就完了。我相信这是我能和他相处的唯一原因。他击垮了很多人，但是他同时也会非常慷慨。他在击垮别人的同时也在为很多人创造财富和职业生涯-有时候这些甚至是同一群人。总而言之，在伤痕累累的同时我还是非常感激他。 数年后，费利克斯对他的这位导师大加夸赞："安德鲁对拉扎德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就像戴高乐将军对法国有宏伟目标一样，安德鲁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这样的目标。戴高乐曾经说，'我对法国有一个独特的想法。'而安德鲁则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独特的想法，即一家拥有独特品质的独一无二的投资银行。尽管这些品质并不是一直与他的想法一致，但是建立这样的形象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大有好处的。" 在1949年第一次见到安德鲁后，费利克斯说自己当时并不那么在意安德鲁的想法，因为他正想着要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去欧克瑞吉或其他一些技术公司去寻找自己觊觎的工作。他当时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工作完全只是临时性的。费利克斯这样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安德鲁对我说，'要知道，你的表现非常出色。为什么不考虑这个行业呢？'于是我说，'梅耶先生，您是知道的，我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他接着说，'那么，我们先把你送到伦敦，接着把你送去巴黎，然后是巴塞尔，到那时你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行业。'于是我心想，'能免费去欧洲旅游，多好的事情！干吗不去呢？'" 1950年，利用安德鲁和他继父之间的关系，费利克斯开始了在西欧的免费奥德赛之旅。在伦敦的时候，他被安排去进行萨缪尔·蒙太古的每日货币市场交易，这种市场提供和回收短期贷款。费利克斯的工作是找到缺乏资金和资金过多的人。他还记得那里的人都戴顶黑色的小礼帽，而他自己则从来也没有过。他遇到了知名的国际银行家路易斯·弗兰克，当时弗兰克是蒙太古的管理者。但是费利克斯觉得伦敦的工作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到达的下一站就是重建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在那里他见到了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合伙人让·盖约特，但是他在那里的感觉也不好。他发现巴黎支行完全是上流社会的氛围，这对一个波兰犹太难民来说根本不合适。"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重要，"费利克斯解释道，"巴黎并不像俱乐部那么随便。"几个月后，安德鲁购买了巴塞尔德莱弗斯公司的少数股权，然后费利克斯就到这家公司的外汇及贵金属交易部门去工作了。 1949年，费利克斯实现了他的毕生梦想-截至当时-成为了一个美国公民。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应征入伍，他在1951年冬季被派到德国离斯图亚特不远处的格平根。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他可以乘东方快车从斯图亚特到巴黎与他的父亲过周末。费利克斯在军队中顺利地服了两年兵役，然后在1953年退伍。出来后他在苏黎世一家新成立的私人银行Cantrade找到了工作。费利克斯知道之前自己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四处游走式的实习虽然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常规模式，但是他不认为这种实习有什么不好。"当时之所以这样-可能我在自吹自擂了-部分原因是为了能让我留在拉扎德，为了能打开我的眼界并给我更多的机会。"他这样说道，"不过后来我一心想着回欧洲生活。" 但费利克斯还是在1955年回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并从此成为传奇人物。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外汇交易部门工作。如果不是萨缪尔·布朗夫曼的女儿菲丽思·布朗夫曼的一次偶然邀请，他很有可能一直待在该部门工作了。当时菲丽思邀请费利克斯到位于纽约塔里城自家的庄园度周末，在那里有人向安德鲁的好朋友、西格雷姆财富的创始人萨缪尔介绍了费利克斯，然后萨缪尔就问起了费利克斯的工作。当费利克斯告诉布朗夫曼自己在拉扎德投资银行进行外汇交易时，布朗夫曼给了他一条宝贵的建议，让他放弃外汇交易工作，集中精力去做公司并购和融资业务，因为只有这类投资银行业务才能真正吸引安德鲁。在一开始，费利克斯非常抵触这样的转型，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意味着薪水会降低，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金融、经济或会计方面的培训，他甚至读不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接受降薪，放手去干吧。"布朗夫曼这样鼓励他。费利克斯向安德鲁谈起了业务转型的事，但是安德鲁对此不太认可。"你完全不懂业务。"安德鲁说道。费利克斯告诉他，如果有必要，自己可以去上夜校。安德鲁同意了，但是正如费利克斯所料，他的年薪也从22 000美元降到了15 000美元。 "我于是到霍华德·克力芬的手下去工作，他是公司金融部的经理。" 费利克斯对《纽约客》这样讲述自己在1983年的经历。 我到夜校去学会计，而且我还读格雷厄姆和多德写的《证券分析》-这是一堆非常可怕的东西。当有人要将各家公司合并的时候，我就要在试算表上把所有的数字都过一遍。我对数字非常敏感，因此我很快学会了如何将两家公司合并。我觉得自己擅长公司合并的原因在于，我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平衡和力度；当你把一切都完成后，新形成的公司必须比先前的更强、更好，而且要尽量让合并不存在漏洞。其实在本质上，你就是在与贪婪和权力共舞。你必须使用金融的方式应付这种贪婪，当你把这些公司合并在一起后，所有各方的利益最终都能得到满足。不过权力是另一回事，你进行大量与权力相关的协商，这甚至可能比金融问题所需要的协商更多。有更多的交易会在权力协商方面败下阵来，这些是面子和权威等实际问题。当然，当我在克力芬手下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分析资产负债表以及从统计角度分析并购的最佳方式。我曾经不断参加众多的律师会议和会计师会议，然后阅读大量的合同和试算表以尽量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成天和一些没用的懒汉以及只知道翻文件的家伙待在一起。我会远远地看到委托人的身影消失在安德鲁的办公室里，然后我要等他们的会谈结果出来后再回去继续处理数字。这些经历给我上了极其重要的一课，我了解了这些交易的本质。我能够阅读合同，我清楚税务规则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了会计的内容。我明白会计人员能做的以及不能做的，我也学会了分辨什么是废话什么不是废话。我了解律师会对你讲什么，其中什么是你该相信的，什么是你不该相信的，我也知道自己在哪些问题上应该给他们施压。这些都非常重要，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技术人员能吓倒我，因为他们讲的任何问题我都清楚。为了了解实情，我可能必须依靠他们来获得信息，但是我不需要他们来帮我讲解概念。有太多的高级管理者为下属所困，因为他们从没做过实质性的工作，但是一旦你曾做过类似工作，那么这些其实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那么技术人员就可以用细节将你层层困住，然后你就找不到解困的方法了。在一些规模庞大的银行里，这些本质性工作都由下属完成，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规模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费利克斯比安德鲁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他一直为自己的中间商身份自豪。他能够说服那些公司的老大们为他所提供的建议支付数千万的费用，而这些公司却连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有的公司曾经进行一些无谓的并购。"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费利克斯与梅耶完全不同，" 安东尼·桑普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样写道，"他没有传统银行家的圆滑和虚伪，他的处世方式非常开放。他留着平头，眼神似乎能洞悉人心。他讲话的语速很快，而且语调很高。他平时开着一辆小丰田，穿着一件旧风衣，看起来极不起眼。"费利克斯是"数字的专家"，他有着"巨大的动力"。和梅耶一样，他极其憎恶亏损，而且是一个激烈的谈判家，"就像发现了猎物的猎狗一样"，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桑普森。 在很多方面，费利克斯都可以称得上是应时势而生的天才。当时美国的公司开始打造大型联合企业，而费利克斯则拥有成为时代推动者的智慧、经验以及胆识-他也从自己提供的服务中赚取了丰厚的收益。早在1962年，并购就展现了它的魔力。当时费利克斯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刚满一年，拉扎德推荐法国大型铝业制造商普基公司以1 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飞机铝模生产商豪梅特公司40%的股份，这个价格要比豪梅特公司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出36%。普基在这个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拉扎德投资银行亦是如此，它在未来多年里获得了普基的后续并购和融资业务。 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控制并购业务。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全球领先的并购顾问，而且在过去的25年里，相关业务提供方的数目呈爆炸式增长。现在我们很难想象，40年前费利克斯开拓这类业务时期并购界的状况。 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并购界能获得最初成功的关键是ITT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当哈罗德·吉宁将ITT公司从国际电信企业转变成跨国巨头时，费利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声名狼藉的吉宁提供了顾问服务。这一经历将费利克斯卷入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政治和法律旋涡中，差点导致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 根据当时的记载，吉宁曾经考虑过库恩、罗布和一个声望很高的犹太合伙人作为投资银行家人选，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安德鲁和费利克斯也在努力成为吉宁考虑的人选。到了1965年，由于当时的一家二级汽车租赁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这些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这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安德鲁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1年的夏天碰到了艾维斯，当时赫兹公司和艾维斯公司正在汽车租赁这个不太起眼的行业一较高下，但是它们之间的实力悬殊：赫兹公司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38亿美元，而艾维斯公司只有2 400万美元，而且还处于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亏损状态。与此同时，肯尼系统公司的负责人爱德华·罗森塔尔正要扩张自己在纽约的汽车租赁业务，以满足停车场的增加和丧葬业务增长的需要。罗森塔尔和女婿史蒂夫·罗斯-他后来将肯尼系统公司更名为时代华纳公司-和赫兹联系，表达了想买下其公司的想法，但是赫兹对此并不感兴趣。然后他们联系了正处于困境中的艾维斯，这次他们的未并意图没有遭到冷遇。由于肯尼系统公司还从并收购过与艾维斯规模或类型相似的公司，因此这两家公司都来向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总裁戴维·萨诺夫寻求指导，萨诺夫的侄子就在肯尼系统公司工作。"上车，"萨诺夫对肯尼的管理者说，"我带你们去见安德鲁·梅耶。"安德鲁和他的"奴才"（当时别人就是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费利克斯的，而安德鲁之所以带着他参加会议的原因就在于他会使用计算尺）都尽量去促成肯尼系统公司对身处困境的艾维斯公司的并购交易，然而罗斯最后放弃了，因为他觉得其中的风险太高。 但是安德鲁和费利克斯发现了其中的金融机会，于是他们在客户离开后自己接手了这个交易。他们从艾维斯公司获得了90天的排他准入期，希望能在此期间抓住机会。费利克斯一改平时在财务上的谨慎习惯，成了这桩交易的拥护者。安德鲁和费利克斯很快碰到了金融买家们头疼的问题：谁来管理公司？他们没有任何人选，他们自己也不懂汽车租赁业务，而且当前的管理层表现非常糟糕。他们急需一个了解汽车租赁业务的人才，需要他对这桩艾维斯并购交易进行迅速准确的评估。 面对此难题，费利克斯突然想到了一个叫唐纳德·皮特里的人。皮特里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长了一张与《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一样的脸，是赫兹公司与美国运通公司合资组建的国际汽车租赁公司的前任主席。1962年年初，他刚离开这家企业回长岛的一家小律师事务所当一名从业律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皮特里回忆道，"电话是费利克斯·罗哈廷打过来的。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我也没有听说过这家银行。然后他说，'安德鲁·梅耶先生想见见您。'可是，我也从没听说过这位安德鲁·梅耶先生。于是我就说，好的，我要如何见他呢？'您到凯雷酒店来就行了。'费利克斯说。" "于是我去了凯雷酒店。"皮特里接着说，"因为我从没听说过他，也没有听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因此我以为他是一位房客，于是我走到服务台去问他的房间号，他们告诉我，'你搞错了。你直接到33楼去吧。'我上了楼，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将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然后我坐了下来，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当时我在墙上看到了马奈、莫内、柯罗和修拉的画，于是我心想，'哈，看来这个家伙是个绘画迷，他确实还有几幅漂亮的画。'接着有人把我带出了这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我看到了毕加索和雷诺阿的画，于是我走上前去摸摸了这些画。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说，'天哪，这些都是真的。不管这个家伙是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皮特里答应在交易期间提供服务，但是拒绝了安德鲁让他管理艾维斯公司的邀请。他向安德鲁推荐了罗伯特·汤森。汤森比皮特里年长一岁，是美国运通的一名经理。汤森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能有机会以重要股东的身份管理一家公司了。梅耶向汤森开出的年薪是5万美元，但是汤森拒绝了，他只要3.6万美元。"对于一个还没有为股东带来一分钱回报的公司而言，这已经是最高的工资了。"汤森告诉安德鲁。安德鲁当场就同意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找对了人。汤森进入董事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了并购交易。 1962年3月，拉扎德投资银行通过一家新创建的下属企业西瓦盖特公司以5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艾维斯公司的控股权。对于拉扎德而言，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纯属风险投资交易，交易的目的在于将购入的公司进行重组，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出售。在费利克斯、汤森和皮特里的管理下，艾维斯公司的状况迅速改观。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他们三人将一家在1962年亏损达60万美元的公司打造成了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其1965年的利润额高达500万美元。汤森进入艾维斯公司后的第一步是通过消除官僚作风、削减值班人员和公司秘书来消除不必要的开支。安德鲁还将艾维斯的公司总部从波士顿搬迁到了长岛的罗斯福运动商城（安德鲁在1953年与泽肯多夫一起将从前的机场跑道开发成了罗斯福运动商城）。"那些人当时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皮特里事后回忆道，"每当他们试图做出一些改进时，都会遭到打击。他们受到了赫兹的打击，他们需要得到管理层的关注。"在安德鲁的要求下，汤森和皮特里在艾维斯公司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公司的士气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他们有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口号"我们排名第二，我们要更努力"。很快地，街上到处都是印着"我们要更努力"的红色夹克衫，而且按钮上也是"我们要更努力"的字眼。艾维斯公司成名了，成为了一家老幼皆知的美国企业。市场的好转为公司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而成本的降低则将收入转化为利润。 公司的好转已成定局，计划数额也很轻易地达到了，这时汤森对艾维斯公司的兴趣降低了，他花在公司里面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大大惹恼了安德鲁。因为安德鲁希望汤森每天都向他汇报经营的详细情况，而且他也希望自己的伙伴能努力工作。"汤森在折磨安德鲁。"一个合伙人这样回忆道，"如果安德鲁想干什么，汤森就会说，'好的，安德鲁，按你的方法行事吧。我在星期一就退出，你派其他人来管理这家公司吧。'这时候安德鲁就会大发雷霆。" 汤森对皮特里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唐纳德，我领先于你的计划，领先于我自己的计划，也领先于安德鲁的任何可能的计划。我不仅达成了计划，而且还超过了计划。在收入、增长、资产收益和股权收益等各方面我都超过了计划。因此，我现在还他妈的待在办公室里面干什么呢？"当汤森和皮特里坚持推荐一个安德鲁瞧不上眼的人担任公司的主席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崩了。"你坚持这样吗？"安德鲁问皮特里。对此皮特里做了肯定回答。然后安德鲁就回敬道："好的，现在我就把公司卖了。"而这也正是安德鲁下一步要做的。一开始，他试图把艾维斯公司卖给移动通讯公司，但是汤森的干涉把这桩交易搅黄了。 然后安德鲁就把目标转向了ITT公司，这一次汤森和皮特里都没有介入。ITT和艾维斯公司在1964年12月开始了谈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交易就完成了。 对于拉扎德而言，这次ITT并购艾维斯公司的交易具有重大意义。费利克斯和安德鲁帮拉扎德投资银行和投资者将550万美元的投资在三年时间内就转变成了2 030万美元的收益，此外，该交易了也使得艾维斯公司一直亏损的股东大赚了一笔，这些股东持有公司60%的股份（在交易中他们得到了价值约3 200万美元的ITT公司的股票）。如果不是安德鲁和费利克斯的帮助，那么艾维斯公司毫无疑问将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现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汽车租赁业务"专家"，因此当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在1966年并购艾维斯公司的长期对手-赫兹公司的时候，拉扎德向戴维·萨诺夫提供了顾问服务。在这次顾问服务中，拉扎德投资银行获得了75万美元的收入，这是它在当时得到的最大一笔并购业务收入。当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结束后，安德鲁个人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此次收入的1/3，约合700万美元。然后他转手将其中的250万美元捐给了纽约大学。他本打算进行匿名捐赠，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纽约大学恳求他公开捐赠人姓名。他让步了，于是很快就有了《纽约时报》关于安德鲁的报道。"我对任何描述我的文章都极其反感。"安德鲁说，"可能我过于谦逊了。" 费利克斯在这次艾维斯公司的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就少得多了。当交易在1965年7月22日结束后，所有公开发行的艾维斯公司的股份都被转变成了ITT公司的股份。费利克斯得到了ITT公司454.1375股普通股以及330.1股优先股。费利克斯的第一任妻子珍妮特·斯特赖特也是艾维斯公司的投资人，在交易结束后，她得到的ITT公司的普通股和优先股分别为648.725股和471.8股。这样，罗哈廷夫妇的股票在当时的价值为135 571.47美元。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艾维斯公司的交易感到高兴。皮特里曾告诉安德鲁："你被ITT公司占便宜了。"因为他估计艾维斯公司的最佳发展阶段还没有到来。但安德鲁的信条是"只要有利润就是胜利"，因此他很难认同皮特里的观点。此外，还有罗伯特·汤森，在他的一手推动下，艾维斯公司的业绩才能有根本性的好转，很有可能他一直没有原谅安德鲁出售艾维斯公司的行为。他将在艾维斯公司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领导箴言》，这本书连续7个月被评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籍，他在书中坦陈了自己的很多经历。在《并购、多元集团以及联合企业》一章中，他饱含感情地预测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如果你拥有一家优秀的企业，请不要将这家企业出售给大集团。我曾经出售过这样的企业，但是我最后还是辞职了。大集团可以向你们做出任何承诺（如果你的股票的市盈率更低，而收益增长率更高），但是你的企业一旦经过了他们的调整，那么企业内部的激情就会随着人才一起流失了。" 对于ITT公司而言，这次5 310万美元的艾维斯公司交易是它第一次成功的多样化行动。1965年，ITT公司54%的收入和60%的合并净收入都来自海外，欧洲销售的产品主要是电信设备。拥有艾维斯公司以后，ITT公司向吉宁所设想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大集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吉宁是他所在时代的杰克·韦尔奇。"即使讨厌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福布斯》在1968年这样评论道。事实上讨厌他的人不在少数，谁会喜欢一个如此羞辱下属的人呢？"先生们，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蠢话乘以零等于零句蠢话，蠢话除以零就等于无限的蠢话。我已经厌倦了你们一直敷衍我的蠢话了。"吉宁曾经这样说道。但是，他非常擅长吸收别人的管理才能，也因此获得了高额报酬。 吉宁还是一个非常积极也非常成功的企业并购者。在1960年至1968年的8年里，ITT公司并购了110家企业，其中美国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几乎各占一半。在1969年的前10个月，ITT公司又完成了48起合并，而且还有13起合并正在进行中。在吉宁的推动下，ITT公司在1968年的《财富》500强中名列第11位，而它在1960年的排名仅在51位。该公司的收入也大幅增长-期初40亿美元，而期末为期初的4倍之多。 ITT公司是一台进行公司交易的大机器，在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结束后，费利克斯成为了这台机器的润滑油。艾维斯公司的交易无限拉近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和费利克斯与同时代最激进的公司交易家哈罗德·吉宁之间的距离，这也直接导致了并购顾问这个行业的产生，以及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行业中的统领地位。这就是费利克斯在艾维斯公司交易中所得到的真正收益，而不是那区区10万美元。即使费利克斯不是吉宁并购战略的策划师，他也参与了这些战略。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著名高级合伙人安德鲁·梅耶也无法吸引吉宁的情况下，费利克斯却获得了吉宁的青睐，从此成为了ITT公司的"实际员工"，他每天傍晚6点钟都要在办公室里与吉宁面谈。 艾维斯公司的交易结束后，安德鲁坚持自己要成为ITT公司董事会的成员，生性倔强的英国人吉宁强硬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安德鲁对他从不尊敬。）而费利克斯对吉宁的亲热态度则更管用。ITT公司的高级副主席斯坦利·卢克认为，费利克斯一直是"安抚吉宁的最佳人选"。当ITT在1966年聘请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ITT消费者服务公司（艾维斯交易后成立的新部门）的顾问时，费利克斯所投入的时间终于开始有了回报。ITT为此顾问服务向拉扎德投资银行支付了15万美元的顾问费。1967年，ITT公司在对法国音响设备生产商克劳德帕兹公司的并购事宜中，再次聘请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而且就此支付了125 000美元的费用。"吉宁是一个很难应付的人，"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评价道，"确实很难应付。但我一直都知道他要做什么。"费利克斯和吉宁两人一起开创了一场公司交易的大变革，这场变革虽经受过几次挫折，但一直延续至今。 196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同时也在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与麦克唐纳公司合并的交易（麦克唐纳公司后来成为了麦道公司，现在是波音公司旗下的一员）中担任顾问。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在1966年年末聘请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当时它正面临破产。于是拉扎德组建了一个六人SWAT小组，他们要赶在感恩节到新年这段时间里找到该公司的买家。他们征集到了6方的投标，最后麦克唐纳公司成为了赢家。拉扎德投资银行在麦克唐纳和道格拉斯公司的交易中获得了一笔价值为100万美元的顾问费。"事实上，根据合同的条款，我们可以获得双倍的价钱。"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这次交易中的负责人斯坦利·奥斯德本回忆道，"只要了100万，但是麦克唐纳还是不怎么乐意。"（在实际交易中，要由购买方支付并购费用。） 费利克斯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身处ITT公司的交易对手地位，例如在担任长岛的合同房建筑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顾问时亦是如此。在1966年至1968年ITT公司并购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参与过程充分显示，并购顾问在公司总裁的重大决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各种复杂的社交关系中，最优秀的银行家与金融工程师一样，都是缺乏实际经验、纸上谈兵的家伙。没有人能像费利克斯·罗哈廷那样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费利克斯似乎在与莱威特的总顾问乔尔·卡尔的初次会谈之前就已经了解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实际情况。虽然莱威特父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费利克斯可以获得它的任何财务报表，但是这种熟悉程度仍然少见。"莱威特父子公司的长处在于，它能够将单家家庭作坊和购物中心以较低的成本合并成大的集团。"费利克斯在写给安德鲁的信中这样说道，"为了未来的扩张，公司要有能力积累大量可供未来经营的土地。"拉扎德投资银行对莱威特父子公司的具体业务不太了解，这是该时期的普遍现象。当时从事并购交易的银行家们都是通才，他们扮演着战略家的角色；在这个行业中，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受到大家顶礼膜拜的行业老大，而费利克斯则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老大。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公司管理层清楚自己的行业；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则是各种并购交易的专家，他们不受任何行业限制。（现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必须既是行业专家，也是产品专家。） 费利克斯对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满怀热忱，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价值4 000万的小项目，不久后费利克斯还同意与莱威特父子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韦尔特海姆公司分享酬金。此外，莱威特先生的个性也是一个问题。经过乔尔·卡尔的多次描述，费利克斯在了解情况后不得不提醒安德鲁，"莱威特先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他相当自大，因此对待他时要非常注意方法。他久仰您的大名，乔尔·卡尔先生认为应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安排您和他见上一面"。费利克斯在短信中还写上了关于莱威特父子公司作为潜在交易伙伴的一些看法，此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石油企业，因为"像美国铝公司、恺撒公司甚至佐治亚太平洋公司等在房地产业务中已经相当活跃……此外，他们还有可供囤积土地的现金资源"。费利克斯总结道："无论如何，我认为莱威特父子公司是行业里面的老大，它当前业务的利润似乎非常高，而且利润还在不停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对它当前的管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那么该公司将成为一个不错的销售对象。不过问题在于莱威特先生的个人抱负，如果公司为其他人所有，那么他要求对公司经营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过相对而言，莱威特父子公司还是值得考虑的。"安德鲁对此信没有做出任何书面回复，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写信人最多只能收到转回的信，上面写有手写的A字样，从而显示他已经读过该信了。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莱威特父子公司与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韦尔特海姆签署了聘用函，承诺向这两家投资银行支付50万美元（每家各得25万美元）和公司销售所得对价的1%两者之中较低者。（最终拉扎德投资银行向莱威特父子公司收取的顾问费减少了45%。）当时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房屋产品价格还不到2万美元。在聘用函签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就制定了第一个《销售契约书》，用以征集对该上市公司的投标。这份27页的文件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是它是最早的文件。 当《销售契约书》制定完成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为莱威特父子公司征集潜在买家。费利克斯迅速将目标锁定在了他的客户ITT公司身上，但是吉宁的回复却不甚积极。费利克斯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ITT公司正专注于并购ABC电视网络的大胆举动中，当时华盛顿的监管部门开始担心ITT公司的收购举措，因此ITT公司不得不增加己方在监管部门的筹码。 1966年4月11日，从事莱威特父子公司交易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彼得·刘易斯向费利克斯写信介绍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其他潜在买家，由此间接向费利克斯显示不仅考虑了电气企业，而且还有可能考虑了洛克希德、波音和道格拉斯等航空设备生产商。在后来的国会听证中，当被问及刘易斯的短信时，费利克斯否认了该信所表达的关联："这是一封内部交流意见的便函，不过是用来表达一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其作用也仅限于此。我们在当时与ITT公司进行了一些讨论，自此以后我们没有与其他任何人进行相关的讨论。" 费利克斯将自己与这封信件的关系开脱得一干二净的行为，也说明了他宁愿牺牲下属，从而保全自己。他从此被贴上了自私自利的标签，而且他的这种行为也招致了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专业人士的不满。费利克斯擅长于拉拢年轻的合伙人和高级副主席，让他们为自己卖力。这些毫无防备的男男女女就这样沦为费利克斯的"奴隶"，笼罩在他那夺目的光环之下，然后毫无例外地被踢开。接着又会有一些同样的倒霉蛋遭受相同的命运。尽管他有高超的交易技能，但是很多合伙人都视费利克斯为公司的负债而不是公司的资产。"为费利克斯工作时，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总要控制一切。"一个合伙人这样回忆道，显得相当不以为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费利克斯如此擅长自己所从事的业务，所以他总能拿到最重要或最有意义的一些交易。这样，毫无疑问会有一些年轻有为的银行家愿意为他效劳，从而能亲身经历这些激动人心的交易。不幸的是，费利克斯本人非常清楚这种吸引力，而且会尽量加以利用。"为费利克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完全没有回报。"他的一个长期合伙人这样说道。"他绝不愿意让你得到客户的一丁点表扬，也不愿意让你得到公司的任何嘉许。"一位银行家这样抱怨道，"为费利克斯工作简直就像被判了死刑。"合伙人们经常抱怨费利克斯对他们一点也不忠诚。戴维·苏皮诺曾经与拉扎德的长期客户、雷诺公司的财务总监佩尔西·杜·赛特一起探讨费利克斯的性格。"不，戴维，你错了。"杜·赛特说，"费利克斯很忠诚，但是他的忠诚是有条件的。" 尽管刘易斯考虑了其他买家，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仍然坚持与ITT公司达成交易。1966年，ITT公司突然有了购买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意图，它当时对莱威特父子公司每股报价是16.5美元，全部以ITT公司的股票支付。根据此报价，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价值约为5 100万美元，该报价相对莱威特父子公司每股11美元的市场价值，约有50%的溢价。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极力建议莱威特父子公司与ITT公司达成交易。于是双方继续进行协商，并于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部完成了尽职程序。接着ITT公司将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报价提升为每股17.5美元。面对此59%的溢价价格，莱威特父子公司仍不松口。1966年8月8日，费利克斯向吉宁发送了一封信函，其中列出了莱威特父子公司仍需要解答的问题，以及费利克斯自己根据先前对ITT公司的了解，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答。费利克斯在信中向吉宁建议吉宁、莱威特和他一起在9月中旬共进午餐，然后将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后来吉宁和莱威特在1966年9月15日见了面，而且吉宁还将这次面谈事宜记录在了一张标记了"重要事项"的纸条上。吉宁评论道："莱威特父子公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房地产在衰退，但是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业绩却能超出预期30%。"这次交易的进度非常缓慢，到了1967年年初仍没有定下来，而另一方面，由于比尔·莱威特与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在不停地上涨。 莱威特对华尔街进行的"推销活动"显然开始见效，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当时已经涨到了每股19美元。1967年2月28日，费利克斯应安德鲁的要求写出了一份三页的备忘录。由于莱威特父子公司没能与ITT公司达成交易，而且它的股票价格大幅提高，于是它开始考虑进行第二次股票发行，同时也开始征求投资银行家的意见。"莱威特父子公司当前的股票价格显然不低。"费利克斯这样告诉安德鲁，"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回暖的迹象，再加上该公司推出的'新城市'项目以及良好的业绩记录，因此该公司开始在前几个月成为了热门企业。"费利克斯接着谈到了自己与韦尔特海姆的银行家阿尔·克雷恩博门之间的交谈，克雷恩博门认为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过高"，他认为按此价格进行公开股票发售"并不合适，只有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已经透明化后才能做此打算"。但是莱威特父子公司想要额外发行450 000股股票，这样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就达到了100万股，从而达到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韦尔特海姆面对着向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裁提供专家意见的挑战。 费利克斯选择了逃避。首先，他与莱威特父子公司的总顾问、他的老同学乔尔·卡尔谈及了此事。通过这次谈话他发现，莱威特父子公司已经在合约中声明发行的新股在1967年年底之前都不发放股利，而且该项条款不可更改。这样，如果莱威特父子公司新股的持股人想获得和其他持股人一样的股利，那么这种新股发售是无法成功的。因此，在此条件下，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票发行计划只有等到1967年年底之后才能实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费利克斯在信中写道，"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告诉莱威特实情，他的公司若要进行第二次股票发行，那么当前的股价显得过高，这在心理上显然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希望能避免谈到这点。"不过，费利克斯这时运用了一个典型的投资银行策略，"如果韦尔特海姆对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也持保守意见，那么我们就不用这样保守了，毕竟看涨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然后，他又接着建议，第二次股票发行可作为与ITT交易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不过要等到1968年年初才能加以考虑，同时还需要并购一些存在经营困难的建筑商、供应商或"可用于提供保险、抵押或所有权保证"的企业。这些交易都可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带来利润。 不过，费利克斯仍偏向于与ITT公司进行交易。"虽然我们也讨论了与ITT公司进行交易之外的一些途径，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ITT公司是能解决莱威特的问题的最佳选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应该按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达成该项交易。"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到了1967年7月11日，ITT公司开始有了一些行动。由于ITT公司在ABC交易中意外遭到司法机构的反托拉斯指控，因此该公司决定放弃这个愈发具有争议性的并购交易，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长期酝酿中莱威特父子公司交易。7月22日，ITT和莱威特父子公司一起宣布，两家公司已经达成并购条款，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估值约为9 130万美元，这是费利克斯在1966年1月第一次与卡尔会谈时该公司价值的两倍。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价在1967年上半年一直急剧攀升，在合并宣布当日，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每股28.75美元，仅稍低于莱威特父子公司股东在交易中得到的ITT公司股票的价值（29.07美元）。对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相当棘手，这需要拉扎德投资银行大量持股，尤其是ITT还在不断地拖延交易，而且拉扎德投资银行手头又没有其他买家，但是莱威特父子公司的股东在这次交易中的收益显然要优于预期结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莱威特父子公司交易中的输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它没有从莱威特父子公司市场价值的飙升中得到任何好处。根据酬金协议，拉扎德投资银行所获酬金为50万美元与莱威特父子公司销售所得对价的1%两者之中较低者，而9 130万美元的1%为913 000美元，这要高于50万美元，因此实际酬金为50万美元。此外，拉扎德投资银行还需要与韦尔特海姆平分此酬金，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近两年的辛劳就只换来了25万美元。在扣除名义费用24 310.76美元后（其中有一半由韦尔特海姆承担），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8年2月交易结束后得到了237 844.62美元。 与在艾维斯公司的交易中一样，费利克斯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中微不足道的酬金变得更具深远意义：1967年12月13日，费利克斯成为了ITT董事会成员，而且进入了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之前，安德鲁向吉宁要求获得ITT公司董事席位却未能如愿，而费利克斯却在两年后坐上了这个位置，而且一直坐到1981年。在此以后，该位置由米歇尔接替，直到2001年5月他自动离职。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这使得投资银行家无法再担任客户公司的董事。但是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投资银行家们纷纷寻求这类董事席位，以此加深对客户战略的了解，同时也确保自己所在的银行能在客户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分得一杯羹。 莱威特父子公司的交易已结束，费利克斯也坐上了ITT公司的董事席位，拉扎德投资银行则继续为ITT公司日益激进的并购业务而卖力。仅在1968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就代表ITT公司进行了价值2.93亿美元的雷约尼尔公司并购交易（拉扎德投资银行获得了60万美元的酬金），当时雷约尼尔是全美最大的纤维素生产商，拥有大面积的原木材；对全美最大的烘焙公司大陆烘焙公司进行了价值2.8亿美元的并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酬金为40万美元）；并购了当时全美最大的硅石和黏土生产商宾夕法尼亚玻璃沙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酬金为25万美元）。1969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代表ITT公司并购了Canteen公司（所获酬金为25万美元）和联合家庭公司（酬金为5万美元）。1968年Canteen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客户，拉扎德投资银行将该公司的罗氏部门出售，并获得了7.5万美元的酬金。在这段时期，拉扎德错过的唯一一宗大单是ITT公司对喜来登酒店价值为1.93亿美元的并购。总之，拉扎德投资银行几乎包揽了ITT公司的所有顾问业务。不过，一般的民众很可能对这些事实不感兴趣。 现在人们可能对这些小额的交易和酬金不以为意。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数目的交易和酬金在人们眼里是极有分量的，这足以带来巨大的变动，因此国会对所谓的"大集团公司"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调查，这类公司包括ITT和西部港湾等进行狂热并购的公司，它们所并购的公司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业务类别。在布鲁克林犹太籍国会议员伊曼纽尔·塞勒的支持下，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68年10月开始对大集团公司的合并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进行调查。 塞勒所领导的小组委员会认为，应对合并浪潮的最佳方式是选择六家大集团公司，然后对它们的并购策略进行研究，同时与这些集团的总裁进行交流。这些大集团-ITT公司也在其中-在"少数几家顾问的教唆下"进行并购活动，这些顾问也受到了国会的审查。由于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担任的ITT顾问的角色，它被这个小组委员会单独挑选出来接受详细审查。 1969年12月3日，费利克斯与合伙人雷蒙德·楚布以及助理梅尔·海勒曼一起在小组委员会面前接受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他们在整个听证过程中均未发一言。费利克斯事后声称，自己甚至都想不起来曾出席过这次听证。对于神秘莫测的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这些听证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曝光。不仅费利克斯的证词被曝光，从而使得人们第一次有机会窥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内部运作情况，而且国会还迫使拉扎德投资银行向小组委员会递交了数万页的文件，从公司的职员姓名到将艾维斯公司出售给ITT的错综复杂的情节，这一系列情况都要加以一一说明。这些文件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该段时间内的72桩交易中赚了超过1 600万美元的顾问费。此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文件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费利克斯的证词为旁听的人们提供了一幅了不起的蓝图，让他们能够了解早期的并购和拆分顾问市场情况。其中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费利克斯解释道："我们会向公司客户提供并购建议，这与我们向它们提供集资建议的方法是一样的。"然后他接着说："有出售意愿的公司或公司所有者必须寻求专业代理方，这与他进行债务融资或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寻求的专业代理是相似的。"这个思路很简单，但是在安德鲁和费利克斯提出这个思路前，向公司提供并购咨询这个业务并不存在。费利克斯在这个小组委员会面前用如下非专业术语描述了并购顾问所扮演的四大角色-发动、分析、谈判和协调，这些也正是当今顾问所扮演的角色。在第一个阶段，"如果某家公司想要进军某个领域，那么拉扎德投资银行会应公司的要求提出并购的构想。如果联合不仅在事实上可行，而且在经济上也合理，那么也可以不必采用并购，而使用独家代理的形式。在过去的业务中，如果有客户公司想要处置一部分业务，例如某个部门或某家子公司，那么它们也会寻求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进入分析的阶段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会分析潜在并购对象的业务和前景，同时还要分析可能进行此类并购的其他公司。这类分析会涉及相关行业的背景，尤其是行业趋势以及目标公司的详细情况。在这一阶段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一项并购是否符合参与各方的最佳利益"。 在继续交易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估值工作，以此预估买卖价格或股票交换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分析买卖双方公司的证券和债务工具，从而保护被并购方的证券持有人以及并购方的现有证券持有人，同时我们还会分析双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客户会向我们咨询并购的最佳支付结构，是否以股票进行交换，是采用要约收购还是交换收购，抑或使用购买资产的方式。我们只有在进行金融、法律、会计和税务等多方面的考虑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费利克斯紧接着一语道破天机，"很显然，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各项交易的情况从来不曾曝光。" 费利克斯介绍说，拉扎德代表客户行使的"主要职能"是交易磋商。 "通常，我们需要与潜在并购对象的管理层进行沟通，向他们解释并购的背景以及我们客户公司的业务性质。我们还可能要与担任并购对象金融顾问的投资银行一起商讨并购的好处，并在公平议价和长期磋商后达成令双方满意的条款。"如果交易磋商进行得比较顺利，那么最终会产生一套协议，善意的代理人都会建议自己所代理的客户接受这套协议，而拉扎德投资银行也会就协议的公平性发表意见。无论磋商时间的长短，交易磋商的技巧是一家投资银行在并购领域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一旦双方达成了协议，银行家们就需要审查各种相应的法律文件。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银行家可能会对一些事项（如交易的公开宣传、证券交换或股东委托书的征集等）给出建议。最后，费利克斯还说了一些见解深刻的话："若要对并购交易加以概括，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两件并购交易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各项交易中的行为也不同，但是全部或部分地包括了我所提到的那四步。我们相信，诚实无欺而且高度专业化的并购业务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我们也尽力向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小组委员会向费利克斯提出的第一轮问题直击投资银行秘密的核心：拉扎德投资银行如何向客户公司收取顾问费。对此费利克斯开始适时地玩起了太极。当委员会问他，交易的规模是否影响所收服务费的高低时，他承认确实存在影响。"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在理念上并不认为向公司提供的并购服务与资金募集服务有很大差异。"他说，"如果我们谈判了一项300万美元的私募交易，那么对此项交易的收费肯定与谈判3亿美元的私募交易所收取的费用不同，并购交易自然也不例外。" 现在，每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都有一套经过批准的"收费表"，根据该表，可以由交易的规模得出按比例收取的佣金。交易规模每增加1亿美元，佣金的比例也会不同。交易的规模越小，佣金比例就越高；交易规模越大，佣金的比例就越小。但无论如何，交易越大，投资银行所收取的费用就越多。不过，诚如费利克斯所说，这些打印出来的、业已得到批准的收费表还会在协商中进行调整，这在客户圈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购业务的经理一直要求银行家严格按照收费表收取费用，但在投资银行界，这种严格按规定收费的情形很难得以实现，尤其在当今的金融超市时代，面对花旗集团或摩根大通等大集团的竞争，为了能够赢得一些附属金融业务或"可以合作"的信誉（各家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交易数目会从多到少定期进行排名），银行家们会不断缩减收取的费用。 费利克斯所提供的证词的另一个历史性意义在于，他将并购佣金与融资佣金等同起来。在35年前，投资银行家们为客户公司发行债务或股权募集资金时都是采用非公开的方式，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例如，拉扎德投资银行可能代表ITT公司与银行商定一项银行融资，然后与几家保险公司协商私人次级贷款，并就募集的资金向ITT公司收取一定的酬金，对债务性资金收取的费用较低，对权益性资金收取的费用则较高。当时不存在联合性债务市场，而且也不存在高收益证券的公开市场。在现今市场上，除了私募融资外，投资银行已经无法通过为客户募集资金而获利。投资银行现在的收费项目包括承销融资、高息交易和证券发行。银行用自有资产向公司客户提供所需的资金，然后自行消化随附风险，银行会将债务、债券或股票打包出售给各种投资者，例如其他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或普通大众。在通常情况下，承销商承担的风险极低，但是它们获得的收益却非常高，但是一旦市场崩溃-例如"9·11"事件，或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台事件-这些承销商也会蒙受巨额的亏损。拉扎德投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金额微不足道，它对承销垃圾股从不感兴趣，因为这需要巨额的资金。 小组委员会接着开始攻击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另一件秘密武器，即所谓的互兼董事，也就是说，拉扎德合伙人会担任客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出示了一份名单，上面显示他自己担任ITT公司和豪梅特公司的董事。此外，名单还显示，斯坦利·奥斯本分别担任3家公司的董事。安德鲁则从1957年起就担任菲亚特和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公司的董事，由他担任董事的公司共有6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廷格则担任8家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哈考出版公司特、图书出版商布雷斯全球公司以及玻璃生产商欧文斯－伊利诺伊公司等。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肯尼斯·哈金斯提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64年到1969年提供顾问服务的并购交易中，有40%的交易都存在交易相关公司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顾问的情况。"如果贵公司合伙人担任某家公司的董事，是否有助于贵公司参与这家公司的合并业务呢？"哈金斯这样问道。费利克斯的回答是："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公司有合伙人担任某家公司的董事，这在总体上有利于我们对这家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因为我们对公司的经营和需求更为了解。但是如果要说到这是否能给我们相对于其他提供类似业务的投资银行更大的优势，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在的公司都非常精明，它们会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所需服务的公司。" 然后，哈金斯又逐年分析了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和没有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并得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一类并购业务中获得的佣金占佣金总额的比例-该比例在1965年为85%，1966年为63%，1967年为29%，1968年为58%，1969年截至劳动节为42%。哈金斯然后又问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公司中享有董事席位可增加贵公司的业务呢？"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应道，他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我只是发现公司客户迟早会邀请我们的合伙人到他们的董事会任职，而且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强迫董事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与某家公司有了业务往来，而且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在未来某个时期，这家公司就会邀请我们到它的董事会任职，这样我们和公司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 "你认为获得董事席位是投资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业务关联后的自然发展结果，就像婚介与客户的关系一样，是这样吗？"哈金斯这样问道。 费利克斯显然被"婚介"这样的类比激怒了，于是他回答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婚介。就我们所提供的服务而言，这是一类非常私人化的服务。"（拉扎德是婚介这个概念还将再次浮现）。在听证后的第五周，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关于客户在1964年到1969年劳动节进行的特定交易的清单，在这些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并没有获得任何酬金，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公司拥有董事席位。这份清单包括了ITT公司在1968年和1969年进行的10桩没有聘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交易，其中包括与喜来登和黄色出租车公司的交易。而且清单还显示，费利克斯所在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在此期间否定了其中的五桩交易，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无法参与这些交易。 小组委员会于是将注意力转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套利业务上。当时这种同时买卖并购相关公司证券，以期从公司证券价差中获利的套利策略还鲜为人知。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大声宣读了一份关于套利的极其清楚简练的总结。"尽管这需要极强的专业性，但是套利的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有了实施先例。它本质是指具有相应收益的短期高风险投资之间的一种对冲。"他解释道，"现代市场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并购交易中的套利，假设两家公开交易公司业已公布交换的价值。由于一支股票会按特定的比例与另一支股票进行交换，那么从理论上说，两类股票的价值必须相等，但是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两者在价值上的差异。"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这些原因包括"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突然变动"、"并购协议中的各种担保和其他'遗漏点'"、"政府反对"以及"股东反对"等。然后他说："套利者愿意承担风险，在交易顺利完成时，他会从当前的市场价值及最终实现的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差中获利。"塞勒仍要求费利克斯对套利进行"完美"定义，而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刚深入分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是否从所指导的各项并购交易中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贵公司是否设立了相关规定，禁止交易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并购服务的公司的股票，或交易一方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董事的公司的股票？"哈金斯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回答，"我们对套利部门设有两条规定。第一条规定从我们进入套利业务以来就开始实施，第一条规定还只有三到四年的历史。根据第二条规定，我们不得对公司合伙人担任董事职务的交易所涉及的股票进行套利。从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将这条规定扩展到了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不担任其董事但是以某种形式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此外，我们在全公司实施了禁止根据任何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多项规定。" 当小组委员会主席要求费利克斯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自控措施加以详细解释时，费利克斯这样说道： 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看跌那些我们占有董事席位的公司的证券，而且这在价值取向上也自相矛盾。其次，将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排除在套利交易的对象之外时，我们是非常担心的，主席先生，因为我们进行的套利交易越来越多，因此内部也存在这类安全问题。虽然我们一直尽力保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行为不存在瑕疵，而且我们也在内部实行信息管制，仅向必要的人透露相关信息；虽然我们这样做可能降低了套利部门的利润，但是将这类交易排除后，我们会更加安心。 以下是关于内部交易的第一次问答记录，当时伊利诺伊州的议员罗伯特·麦克罗瑞问费利克斯，如果一名并购银行家在并购交易公布前让客户购买并购对象的股票，他会做何感想？ "这是违法的。"费利克斯说道。 "到底如何违法了呢？"麦克罗瑞接着问道。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您说的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应邀担任一家公司的顾问，就该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并购提供指导。然后在交易被公布前，我们对客户建议说 '购买这支股票'，这种情况就是误用内部信息的例子。"费利克斯接着说道，"我所强调的套利，只有在……" "这是不是违反了证券法规？" 麦克罗瑞插嘴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接着说，"但是套利交易只有在交易的各项条款公布以后才能进行，由于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公开，因此套利交易是不可能涉及到内部信息的。但是议员先生，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您先前描述的那种情形是完全违反法律的。" 塞勒紧接着加入了问话。"让我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对自己设置了这样的限制，那么您在华尔街的其他对手是不是也遵守这些限制呢？" "我不知道，主席先生。"费利克斯回答道，"我们不和对手谈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吗？"塞勒接着问道。 "不知道。"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知道你们对自己设定的限制，不是吗？"塞勒这样问道。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答，"他们应该不知道。" "这并不是秘密，不是吗？"塞勒觉得比较奇怪。 "主席先生，我们经营公司的方法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们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的。"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时的情形显得非常滑稽。 "你们采取了非常合理的做法，"委员会主席总结道，"将这样的真理散播到大众中去不是对你们相当有利吗？" "主席先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人们会觉得我们比较自以为是。"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们是一群傻瓜。"塞勒接口道。 "可能吧。"费利克斯说。 在这种友善的戏谑后，小组委员会又开始讨论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扮演的付费战略顾问的角色。塞勒问道："你能不能粗略地告诉我们，在纽约市有多少家与拉扎德投资银行有类似规模和影响、提供并购服务的银行-如果没有更好的词汇，我会使用'婚介'这个词-抑或是婚介呢？" "主席先生，我更希望您使用道德标杆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费利克斯回应道，"在本领域的所有知名投行中，我认为共有10到15家是大型企业。"费利克斯以后也会经常提到这个他自创的投资银行家道德操守-这显然是虚伪透顶的-就在2004年7月，也就是他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35年后，费利克斯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中这样说道："在进入这个行业时你必须有一套道德标准，你不可能拖到以后再去学这些标准。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不道德，那么我不能指责华尔街，我只能指责那些行为不道德的个人，他们本应知道如何正确行事。" 在1966年到1969年期间，投资银行的收费飞速上涨，这也表明华尔街并购业务的形势一片大好。但到了1970年，情况则大不相同。全面的危机在华尔街蓄势待发，经纪公司在急速增长的股票交易中疲于奔命，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虽然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工作在当时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即使是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公司也难逃这个问题的困扰。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应对公司破产的危机并尽量去拯救这些公司，证券交易所组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督委员会，俗称危机委员会。交易所在1970年6月任命费利克斯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1968年5月就已经担任了证券交易所理事。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一位是当时的理事会主席伯纳德·拉斯克。这些智者非常担心一家大型企业的倒台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摧毁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进而可能破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问题（研究华尔街的史学家们戏称为"后台危机"）的症结在于，由于大型证券公司的交易量在1967年急剧飙升，这导致那些资本化不足的私有合伙企业根本无法应对交易量"意外巨幅提升"所带来的大量文书工作。很多公司后勤人手的增加速度过慢。而且不幸的是，当公司最终匆忙地聘用了这些人员后，那些有才能的人又受到了不良影响。许多公司都在堆积如山的未处理文件中忙得天昏地暗。到了1969年年末，据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官李·阿宁所述："文书工作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是，危机却刚刚开始，就在各家经纪公司增加人手来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时，业务量突然直线下降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在1970年面临了自1929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通过650家道琼斯指数企业来观察世界形势，佩恩中央铁路公司破产、信用危机、柬埔寨问题、肯特市问题-我们不清楚一切将去向何方，当时的世界形势相当严峻。"费利克斯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到了1970年盛夏，担任危机委员会负责人的费利克斯必须应对一场全面的危机：老牌的知名经纪公司海顿斯通即将面临瓦解，而约瑟夫·P·肯尼迪正依赖这家公司为第二个儿子的总统之路积累财富。海顿斯通在全美拥有62家办事处，但是它的后台系统却混乱不堪。更糟糕的是，该公司即将退休的合伙人纷纷撤回自己对公司的注资。此外，华尔街公司的资产也正面临着整体大缩水。在以上多种问题的影响下，海顿斯通的经营出现了亏损，它将无法偿付俄克拉何马州的客户在1970年春季所提供的1 750万美元贷款。当俄克拉何马州客户的律师发现海顿斯通的证券价值不足700万美元时，费利克斯和交易所开始为海顿斯通四处寻找买家了。 虽然华尔街的局势一片惨淡，但是费利克斯还是很快找到了海顿斯通的救星-天才金融家桑迪·韦尔。韦尔在自己的CBWL公司（Cogan, Berlind, Weill & Levitt，当时该公司被视为华尔街的小丑，绰号为"莴笋碎牛肉"）早已领先设立了证券结算部门。费利克斯断定，日后将创立金融巨头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是有能力迅速解决海顿斯通账款不足的问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根据莫妮卡·兰格利在《花旗帝国》①中对桑迪·韦尔的华尔街生涯的权威性叙述，海顿斯通的继承人哈德威克·西蒙思奉命与维尔会谈，以确定"这个知名企业的高贵出身是否对这些松散的布鲁克林犹太人管用"。日后将成为保得诚证券公司带头人以及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有限公司主席兼CEO的西蒙思回忆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些公司，不管它叫'莴笋碎牛肉'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过这类公司"。在9月11日这个截止期限到来的前三天里，费利克斯在证券交易所与拉斯克和交易所主席罗伯特·哈克进行了多次会谈，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ITT会见哈罗德·吉宁。至于西蒙思，这位海顿斯通创始人以及仑·吉宁的曾孙，除了默认收购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到了1970年9月11日，CBWL收购了海顿斯通有价值的部分-尤其是其高贵的名号-成为了具有威望和历史背景的新海顿斯通。 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9月11日的大限即将到来-要么同意CBWL的收购计划，要么就让海顿斯通关门。费利克斯这样回忆道： 当天上午9点15分，我和拉斯克正与格尔森（杰克·格尔森，俄克拉何马州的投资人，也是收购计划的最后阻力）交谈。格尔森问道，为什么不能让海顿斯通破产呢？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得到不同于佩恩中央铁路和洛克海德的待遇呢？他当时简直疯了。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对收购交易放行，那么金融界绝不会原谅他。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威胁。我认为他当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赔个精光。CBWL公司的人在前一个晚上就已经纷纷出动，他们从早上4点钟开始就一直在做格尔森的工作。格尔森想跟我和拉斯克谈话……我和拉斯克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从个人利益谈到国家利益。拉斯克具有极强的说服，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最终挺过来了。最后，格尔森问道，你们能给我多长时间，我们告诉他我们总共只有15分钟，因为我们要在交易开始前关闭海顿斯通。拉里·哈特佐格（格尔森先生的律师）过来告诉我们说，"费利克斯，你达成了交易。"我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他们达成了交易。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出去了。当时距开盘只剩下5分钟。 费利克斯代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桑迪·韦尔达成了一项交易，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新成立的公司注资760万美元现金，并承担海顿斯通价值1 000万美元的负债。桑迪·韦尔在这次交易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从此走上了非凡的成功之路。 两个月之后，费利克斯和危机委员会面前又出现了一桩濒临破产的危机。这次的濒危企业是华尔街最大的经纪公司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这家公司在杜邦、格罗尔福冈斯塔兹公司和赫斯奇公司合并之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开始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当时《时代周刊》记载："这家经纪公司发现自己面临着深深的困境……它有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而它的账目则是一片赤字的汪洋。"费利克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经对这次三方合并持有疑问。"处于严重后台危机中的企业的内部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他这样告诉《财富》杂志，"因为你根本无法弄清楚它们的情况。" 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面临破产时，华尔街的未来再次遭受威胁。而且就在它开始从内部坍塌的时候，费利克斯已经与知名的美林银行达成交易，让美林去拯救另一家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规模相似的企业古德博迪公司。费利克斯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古德博迪的主要投资人詹姆斯·霍格尔来到了危机委员会，但是他不愿意透露古德博迪资金短缺的具体数额。"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那么你就不能离开这儿。"费利克斯这样告诉他，"他看着我，然后两行眼泪就滚下来了。这真的是让人非常难过的时刻。" 但是这项交易还有一个难度极大的条款；美林同意接管古德博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2 000万美元补偿的条件下-但是在美林完成交易之前，不得有其他公司破产的情况发生。拉斯克回忆道："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破产了，那么美林就不会接管古德博迪，而一旦这两家领头企业同时垮掉，那么毫无疑问，整个国家、经济、行业还有投资者都要蒙受沉重的打击甚至灾难。" 穿着引人注目的三件式西装、梳着整齐小平头的H·罗斯·佩罗从得克萨斯动身去拯救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他在1962年凭着兜里的1 000美元就创立了一家计算机服务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当时，佩罗是"在纸上就能赚取10亿美元的少数几个之一"，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1968年公开交易后，股价从一开始的每股16.5美元涨到了1970年的161美元。杜邦－格罗尔福冈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这使得佩罗开始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状况。因为当时他持有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约80%的股份，如果丧失了杜邦－格罗尔福冈这个大客户，那么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显然会受到不利影响。佩罗声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是他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原因。"在任何股价下，我手中的价值都超出了我曾经的梦想。"他这样说道。 费利克斯在最初把佩罗视为华尔街的拯救者。当时他到白宫去参加朋友威廉·凯西就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宣誓仪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尼克松总统，还有对费利克斯的前途影响更大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费利克斯还在仪式上看到了尼克松的亲密顾问、迪伦里德的前任投资银行家彼得·弗来尼根。"我设法穿过人群来到了尼克松身边。"费利克斯说，"弗来尼根这样将我介绍给了尼克松，'这位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他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危机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尼克松说'是你呀。我听说你正做着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于是说道，'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说了这些，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古德博迪的问题。'在当时，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总统于是将费利克斯拉到了一边，然后问道："'弗来尼根知道这些吗？'"费利克斯说他们每天都谈这些。"'很好。'尼克松说道。然后他把约翰·米切尔叫了过来，这样对米切尔说，'约翰，我想让费利克斯每天晚上都向你电话汇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任何需求，我不希望这里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我说，'好的。'这样，我每天晚上10点钟都给米切尔打电话，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米切尔太太接的电话，而且她早已喝得烂醉如泥。"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在他与米切尔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这位司法部长给出了一条建议，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需要"500万甚至1 000万美元，你为什么不去找佩罗谈谈呢，他肯定愿意帮忙的"。这就是佩罗参与这件事情的起因，也是费利克斯去见他的原因。 不过，事实证明，佩罗所做的这桩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交易并不是一次杰出手笔。"我们只是扔了钱进去，"佩罗当时说，"这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不是智慧。"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在5月14日得救后，佩罗成为了当时华尔街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他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经理引进了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让他们来管理这家经纪公司。"有人曾告诉我，你不能指望华尔街的人像计算机行业的人那么遵守纪律。"佩罗说道，"除非杜邦－格罗尔福冈在经纪业务中拥有了与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计算机服务行业中相同的地位，否则我是不会休息的。"尽管佩罗有如此大的决心，但是结果还是难如人意。费利克斯说，佩罗在这次华尔街大冒险中的最终损失超过了1亿美元，这家重组的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最终无力回天。"从来没有人感谢过佩罗，他事实上拯救了整个华尔街。"费利克斯总结道。1974年，尽管佩罗在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合伙人默特·迈尔森决定拼死保住这家经纪公司，佩罗还是聘请了律师对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进行清算。 虽然这次交易的结局惨淡，但是佩罗从来没有迁怒过费利克斯-他只不过是代理人罢了-而且他们在以后的35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佩罗让费利克斯担任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董事，而且费利克斯还在1984年代表佩罗按250亿美元的价格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出售给了通用汽车公司，以换取通用汽车的新型股票。而费利克斯则遇到了命运与他开的玩笑，他在1992年支持了佩罗的总统竞选，因此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失之交臂。这就是费利克斯为自己的忠诚所付出的代价。 在佩罗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达成交易3个月后，也就是费利克斯危机委员会主席任满一年的日子，他放弃了该职位。最后，约有100家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企业（即1/6的成员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或在合并后不再存在。费利克斯向哈克和拉尔夫·德朗兹欧写了一封三页纸的辞职信，这封信被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33位成员手中，费利克斯在信中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仍然担心华尔街的自控能力。"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研究公司内部报告和经审计报告常出现误差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其中涉及到自我监控的问题。如果我们所用的工具不合适，那么我们要么选择新的工具，要么就将位置让给其他人。我们已经为过去的失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我们终于阻止了当前的流血牺牲，但是公众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如果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我认为我们仍然不具备合适的预警措施和防备措施，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我并不认为过去的几年是成功的。不过我希望，我们能说服包括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大众在内的批评者，我们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个昂贵的教训。"-费利克斯事后估算损失为1.4亿多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成效。毕竟实践出真知。" 后来，众议院举行了一系列研究证券行业的听证会，以便了解危机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是否需要增立法规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费利克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凯西都在听证会上作了证。"假如我们的房子着火了，"费利克斯有一次这样告诉国会议员，"我们在当时无法改变消防法规，但我们必须将火扑灭，然后再开始着手立法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费利克斯最后一次面临灾难威胁的考验。 费利克斯1971年从证交所的高位上辞职，并准备将全身心投入拉扎德投资银行。与此同时，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以纪实的方式将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与ITT公司的激进并购计划联系在一起。"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费利克斯·罗哈廷担任ITT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所处的职位对ITT公司的并购计划能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得出如是结论。 可供并购对象的信息全部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充分了解了ITT公司的经营情况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推动ITT并购计划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此外，费利克斯当选为ITT公司的董事后，ITT的并购计划得到了进一步推动。ITT并购交易的数量和并购公司的规模都大为提高。该公司在1968年进行了24桩并购交易，而1967年只有13桩，1966年只有11桩。这些交易的并购对象包括大陆烘焙公司（对价为2.795亿美元）、雷约尼尔公司（对价为2.931亿美元）、喜来登（对价为1.932亿美元）-这些全都是所处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小组委员会基本没有调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并购交易（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只被要求提供截至1969年9月5日所有完成交易的清单，因此费利克斯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过这个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从ITT那里接到的最大的单子：价值1.5亿万美元的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1969年12月，当费利克斯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ITT公司则在等待康涅狄格的保险部门专员批准这项交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当这项交易在1968年圣诞节前两天第一次得以公布时，全城都因此轰动了。就像安德鲁·梅耶说的那样，这是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情"。在接下来争议不断的13年里，所有涉及这项并购的人都受到了牵连，尤其是ITT的主要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次非凡的ITT事件"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力量以及政治势力的共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这不过是随之而来的水门事件的前奏。关于该丑闻详细而具娱乐性的描述主要有：布里·休姆的《内幕故事》，安德森的《安德森报告》，以及安东尼·桑普森的《帝国：ITT的秘史》。此外还有外地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记录以及32箱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来源。正是由于费利克斯在这项交易中所扮演的非常角色-而他曾在小组委员会面前表示，希望拉扎德投资银行"比恺撒的妻子还要清白"-我们才会如此在意。 若要更好地了解所有的传言-从1968年年末到1981年这件事情得以彻底解决-我们必须简略地回顾一下拉扎德与一家同样神秘莫测的投资银行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之间长达15年的关系。这家银行完全由恩瑞克·库西亚掌管。"很腼腆但也很聪明"是拉扎德合伙人弗朗索瓦·沃斯对库西亚的描述。如果要凭空再造一家意大利的拉扎德，然后将其置于米兰的中心，那么这家意大利拉扎德就是中期信贷银行。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相似，这家意大利投行染指了所有的大交易，它还将手伸进了各大政治家的口袋。在必要情况下，库西亚会比沉默寡言的安德鲁更难捉摸。"若要说有哪位投资银行家是悄无声息的无影人，那么这非库西亚莫属。"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这样评价他，"他的标准形象就是一位头戴小礼帽、紧裹着大衣的男子，偶尔还会突然回头看看身后那烟雾弥漫的大街。"但据说库西亚和安德鲁·梅耶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让·盖约特这样回忆道，盖约特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他们之间是完全信任的，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两人的差别太大了。但是他们也有相似的一面-极其热爱工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电话交谈。"他们是密友。"沃斯回忆道。安德鲁是金融界少有的几位为库西亚所尊敬的人。在他长期的银行生涯里，他一直把安德鲁的照片放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安德鲁则将库西亚描述为："银行界的顶级人物……我对他的性格、沉稳和忠诚持有最高评价，其他人也这样认为。" 他们的业务安排也都相对简单。1955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各购入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10%的股份，这意味着他们愿意一起做生意。1958年4月，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也和其他两家银行-布鲁塞尔的索菲纳银行和柏林的柏林-汉德歌瑟尔斯卡夫特银行同时购买了中期信贷银行一定份额的股份。1963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代表阿格勒利家族将费拉尼亚胶片公司出售给现在的3M公司。 到了1963年年末-具体是1963年12月18日-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这三家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稳固它们的长期关系，因此它们订立了一份"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关于意大利业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库西亚代表中期信贷银行在备忘录上签了字，而安德鲁则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签字人。这份不太成熟的文件表明它们处于相互信任的平和时期。这份文件的核心为，对于在美国上市的意大利公司和在意大利上市的美国公司，三家银行将分摊从这些公司得到的并购交易佣金和股票承销佣金。此外，文件对交易的宣传也做了规定。 投资银行之间成功合作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它们很快开始相互嫉妒，就酬金的分配方式和宣传方式-三家银行在一开始就非常明智地试图解决这两个棘手问题-进行争吵。谅解备忘录签订后，三家极其骄傲的银行试图在一起合作，但这注定要出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三家银行（支行），而且这三家支行存在所有权的重叠，但是它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相互合作的意愿。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与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相互转移业务。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三家至少合作过两项交易并均分了酬金，即前面提及的费拉尼亚胶片公司交易以及皇家荷兰壳牌对蒙特卡蒂尼石化业务的收购交易。 投资银行之间难以长时间成功合作这一点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客户ITT的业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ITT不断在全球搜寻业务，吉宁和他的团队一直吊着拉扎德投资银行家们的胃口。就在ITT进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的时候，该公司还在并购一家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内基公司。内基公司以一款具有旋转线轴的新奇缝纫机而闻名，但是它的缝纫机部门在日本企业的激烈竞争下不断亏损。 1969年初春，内基公司交易的步伐明显放缓，安德鲁和库西亚开始关注另一件事情。由于雷曼兄弟公司一直不肯受协议的约束，因此安德鲁和库西亚两个亲如兄弟的朋友决定将雷曼兄弟公司排除在他们签订的五年期协议之外。1969年3月19日，安德鲁给约瑟夫·托马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概述了他和库西亚在前一天会谈的结果，而且他在信中说的也比较奇怪，使用的是"转交雷曼兄弟"。"关于我们在昨天就1963年12月18日我们三家银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进行的交谈，"安德鲁写道，"我告诉了中期信贷银行我们的交谈结果，他们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因此，我在此代表中期信贷银行和我们两家银行声明，谅解备忘录从本日起无效。"托马斯代表雷曼兄弟公司在信上签字后将其发回了安德鲁。安德鲁在事后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雷曼兄弟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曾"背着中期信贷银行"与意大利公司去协商交易，"这是这违背协议精神的，不过现在协议已经取消了"。对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将雷曼兄弟公司踢出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又与中期信贷银行签订了新的协议，将协议规定的收入在两家公司之间五五分成。但是，费利克斯在1973年证明说，自己从未见过安德鲁磋商的有关文件，不过他也清楚拉扎德投资银行与中期信贷银行有长期的联系。 1968年11月2日，ITT公司的管理层完成了一份分析ITT与哈特福德合并后所能带来的机会的报告。当时对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代称为"烟草"，在"烟草"备忘录中提到了"好几个机会"，例如向喜来登的120万信用卡持有人、艾维斯的150万信用卡持有人以及莱威特父子公司房屋所有者们进行保险推销。6天后，ITT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从旧金山一家关注保险行业的投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ISI）手中以6 47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哈特福德6%的股份。当时吉宁曾公开发言，声称这次购买行动是"对消防事故领域领先企业进行的一笔优质投资"，经过这次股权收购，ITT成为了哈特福德最大的股东。为了获得如此多的哈特福德股票，ITT支付了超出市场价值20%的溢价。吉宁也在发言中提到，ITT和哈特福德两家公司的管理层都在寻求"共同利益点"。但是根据霍华德·艾贝尔的说法，ITT购买这些股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合并，然后将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改造成一家附属企业"。 44天后，这个"长期的可能"果真出现了。1968年12月23日，ITT发动了公司史上最大的恶意收购，它单方面公开宣布，自己向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董事会发出了价值14.52亿美元的强迫收购要约。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成立于1810年，它曾为亚伯拉罕·林肯和罗伯特·李提供保险服务。当面临ITT的恶意收购时，哈特福德是全美第五大财产和事故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布莱德弗得·库克曾对哈特福德和ITT这两家对头进行如下评价："哈特福德是大家闺秀，ITT是黑夜女神。"这轮初始要约的价值超出哈特福德公开发行的股票交易价值的40%，这是典型的ITT手法。 ITT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便是费利克斯，他说服了吉宁进行这场交易，并向其建议如何才能困住猎物，此外他通过自己所处的位置了解情况，知道有6%的股份可供收购。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保险证券公司的重要经纪人之一，正是费利克斯的合伙人迪斯科·迪恩将保险证券公司所持有的哈特福德股份出售给了ITT，所获酬金为50万美元。 从监管的角度而言，ITT对哈特福德的突袭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两个月后，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就开始了对大集团公司的调查。对ITT更不利的是，司法部负责反托拉斯事务的部门又新调来了一位负责人。这位名叫理查德·麦克拉伦的新负责人与前任的观点很不同，他认为联邦政府应按照《克莱顿法案》第7章阻止跨国集团合并（为了增强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效力，国会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该法第7章禁止"可能实质性降低竞争或者导致垄断"的合并和收购。 1968年12月，麦克拉伦向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提名人约翰·米切尔和他的代理人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当他们让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达成了一致。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我们将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反托拉斯运动；第二，关于高级法院对跨国集团并购案例的解释以及目前近乎荒唐的行业重组方面，应该遵从我的理念；第三，我们要根据价值做出决定，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决定。" 1969年1月16日，就在ITT对哈特福德发出恶意收购要约之后的第三周，司法部向哈特福德的CEO哈罗德·威廉姆斯发了一封信，要求威廉姆斯提供关于这项潜在交易的全部信息。而且司法部还分别告知了ITT和哈特福德，尼克松政府可能会基于反托拉斯的角度反对这次并购。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拉伦是一名为共和党政府服务的共和党人，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会在反托拉斯问题上倾向于企业方。但是，米切尔很快就同意了麦克拉伦的观点。这位司法部部长在1969年6月对佐治亚州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道："由于经济集中的威胁日盛，我国自由经济的未来动力可能会受到威胁。"他还指出，涉及跨国大集团的并购业务在1968年已经占到了总并购的91%，而1948年到1951年该比例仅为38%。"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更积极地抵制这种趋势。" 这些言论让全美最大跨国集团的CEO、尼克松总统竞选的重要赞助人吉宁非常不自在。从1961年到1969年，ITT分别并购了52家美国国内企业和55家国外企业-在1969年该公司的并购交易就达到了33起。因此ITT公司成为了司法部的主要目标。当时ITT价值1.48亿美元的Canteen公司并购交易将在1969年2月18日完成，而麦克拉伦决定对这项并购Canteen公司的交易发布初步禁令。因此，吉宁被激怒了，这将是一件让白宫很头疼的事情。 麦克拉伦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反对ITT与Canteen公司合并，这放在注重成本节约的现代是非常落后的思想。但是第一届尼克松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同意麦克拉伦的观点，而且愿意加以实施。4月29日，也就是Canteen公司交易遭到起诉的同一天，吉宁给费利克斯写信讲述了自己的担心-后来成为了事实-即反托拉斯风暴的阴云已经越发浓厚了，形势甚至比司法部禁止ITT对ABC的并购交易的一年前还要严峻。 尽管麦克拉伦越来越激进，但ITT到了1969年春季仍然在继续自己对哈特福德的收购，而且它还充分预料到了司法部对这项合并的反对态度。ITT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以2 440万美元购入了458 000股哈特福德的股票，平均价格为每股54美元。这样，ITT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达到了1 741 348股，总投资额为8 91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额。为了保护这项投资，ITT必须保证哈特福德并购交易获得司法部-麦克拉伦的反对构成了强大的阻力-和联邦税务局的通过，因为还需获得联邦税务局的免税指示，ITT才能宣布拟进行的股票并购可以对赫特福德股东免税。吉宁激励自己的团队，让他们使用全身心的力量来对发行人施加"无情的压力"。与此同时，这位暴躁易怒的英国人也在华盛顿追求着这样的路径。"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敏感期，我们必须谨言慎行，直到这项交易正式完成。"ITT董事会成员在1969年年初这样写信告诉吉宁。最后的事实显示，费利克斯与麦克拉伦的上司进行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会谈，他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施压的角色。这场"无情的压力"后来最终将导致司法部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屈辱地辞职，这也将导致费利克斯的名声长期受损。 4月9日，哈特福德董事会向ITT的并购策略屈服，这两家公司签订了合并协议。当时费利克斯刚结束两周的韦尔之旅。在回到办公司的第一天，他就参加了公司经营委员会的会议，接着与安德鲁、皮埃尔和米歇尔·戴维·韦尔这三位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和纽约支行大部分所有权的大人物一起共进午餐，然后他动身参加下午6点与吉宁的会议。 4月9日，他在ITT董事会会议上现身，当时与哈特福德的合并协议已经获得批准，但是并购交易仍笼罩在麦克拉伦的阴影之下。6月23日，司法部宣布将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反对哈特福德合并交易和ITT对格林奈尔公司的拟收购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代理的交易。 哈特福德并购交易是否能完结，还取决于联邦税务局是否同意对哈特福德股东在交易中获得的股票免征税费。换言之，当哈特福德股东用所持有的股票换取ITT公司的股票时，他们不会在这次股票交换中被征收资本利得税。在大部分股票换股票的并购协议中，这是相当普遍的一项条款，例如在ITT对艾维斯的并购交易中也是如此，而且联邦税务局通常也会批准这样的请求。因为当股东所获的新股票被售出时，就自然会征收利得税，所以利得税并没有被规避，而只是推迟了。但是也会存在一些重要的禁令可用来阻止联邦税务局批准免税请求，例如按照当时的一条极端禁令，当哈特福德股东投票表决是否批准这项ITT的交易时，ITT公司不得持有哈特福德的任何股票。该投票安排在1969年11月举行，但当时ITT业已成为哈特福德的最大股东。 若要让联邦税务局同意免税，也需要施加大量的政治压力。但当时，安德鲁正与老伙伴恩瑞克·库西亚一起进行一项神秘的跨境交易。这项极其复杂的交易构成了股票的非法囤积，这也将使得费利克斯的境遇非常不利，而且他的专业生涯也会加速崩溃。此外，还有很多人认为，这项交易导致了安德鲁·梅耶的死亡。 虽然ITT公司与哈特福德签订了合并协议，但是联邦税务局规定公司必须处理新购入的174万股哈特福德股票，即处理掉哈特福德公开发行的股票的8%，否则将无法获得免税。ITT管理层不得不立即着手应对此困境。事情并不像在市场上出售股票那么简单。首先，大规模抛售股票肯定会压低哈特福德股票的价格。其次，哈特福德股票的每股交易价格在37美元附近，这已经低于ITT所支付的51美元的平均成本价，因此ITT的账面损失达到了2 450万美元，ITT根本不愿意立即在市场出售股票，使亏损成为事实。 哈特福德的股价之所以出现下跌，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对这桩并购交易能否成功持不确定态度。司法部对并购的反对-其实是对ITT整个并购计划的反对-使得出售哈特福德股票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吉宁认为只有费利克斯才能帮忙解困。1969年6月20日，ITT的总顾问霍华德·艾贝尔给费利克斯写信道："我们很有可能要与哈特福德股东开会，因此我们必须开始出售ITT所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 到了8月初，费利克斯还是没能找到解决方法，于是他只好请安德鲁帮忙，看看安德鲁是否有解围的策略。这时安德鲁想到了一条妙计-让ITT将股票卖给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安德鲁很清楚，库西亚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而且费利克斯在一个月前已经让库西亚和吉宁在纽约进行了面谈。后来费利克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作证时说，安德鲁之所以选择中期信贷银行，是因为"他认为这家银行有足够的规模，库西亚先生非常聪明而且相当有冲劲，他当时想与ITT公司建立联系"。不过其中还有一条未经证实的理由，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拥有10%的中期信贷银行股权的同时，安德鲁和他的朋友还拥有该银行的控股股权，因此中期信贷银行的帮助不仅完全必要，而且还能使相关个人获利。 在整个8月期间，费利克斯给安德鲁发了大量的电报来报告交易的进展情况，其中有些电报还很令人费解。安德鲁建议ITT的三名代表在1969年8月28日到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与库西亚会面，安德鲁自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974年和1975年期间，为了结束拉扎德投资银行因为遭ITT交易所拖累而总是在诉讼时败诉的状况，安德鲁对1969年8月在巴黎的会议进行了回顾。在证词中，安德鲁尽量撇清自己与交易的关系。他声称"库西亚先生是一位非常冷静的人，他头脑清晰，而且极为现实"，自己根本没有向库西亚提供任何建议，没有教他如何与ITT管理层打交道。 就在巴黎会议的第二天，费利克斯（通过ITT全球通信）向远在巴黎的安德鲁发送了一封电报。"已同吉宁和霍华德·艾贝尔会谈，相信交易的经济前景甚好，但是律师只有在协议草案获得联邦税务局税项清除证明的情况下才能签字。"他在电报中这样说道，"如果存在任何国内的税务问题，该项交易将于11月被撤销，因此我们可能无法也不应该在这之前完成与库西亚的交易。但是根据联邦税务局的指示，我们应该能在9月15日获得联邦税务局的免税指示以及交易的税项清除证明。我们已指示ITT的律师编制符合联邦税务局要求而且为库西亚所接受的协议条文，然后据以获得联邦税务局的税项清除证明。吉宁非常感谢您的帮忙。致以诚挚的祝福，费利克斯。"尽管费利克斯明显涉足这项交易，但是他事后也像安德鲁那样将自己与交易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这也生动地证明了华尔街一条流传已久的谚语-成功有许多父亲，而失败是一位孤儿。 到了1969年10月13日，联邦税务局终于做出指示，只要ITT"无条件"出售所持有的全部哈特福德股票，那么ITT与哈特福德的合并就可视为免税合并。10月14日，ITT的副主席兼税务主任约翰·瑟斯给联邦税务局写信，询问ITT将所持股份出售给中期信贷银行的行为是否符合要求。瑟斯声称，这项拟进行的出售交易将是"无条件的"，"这符合联邦税务局指示的要求"，他进一步加以说明道："中期信贷银行即将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不附带任何条件。中期信贷银行可以持有这些股票，也可以将其出售；它可以将股票卖给ITT的竞争对手；它可以像其他股东那样就相应的事宜进行投票。"事后整个交易受到了严格的法律审查，由此判断ITT是否以欺骗的手法获得了免税待遇，而瑟斯对交易的描述也被判定为误导性描述。瑟斯还故意不提及中期信贷银行是否愿意承担购买股票的实际经济风险。费利克斯在其后的证词中声称，自己相信"中期信贷银行有能力消除交易风险"。虽然联邦税务局需6个月的时间来做出指示，但是在这分秒必争的紧张阶段，它在一周后，也就是10月21日就做出指示，承认ITT将股票出售给中期信贷银行的交易"构成无条件出售股票的交易"，满足10月13日的指示要求。 1969年10月28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法务顾问汤姆·玛拉奇给ITT法律部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对方，自己刚从米兰回来， ITT和库西亚已经于1969年10月7日在ITT交易协议-这也正是获得联邦税务局通过的协议-上签字。此外，他还告诉对方，中期信贷银行愿意就每股哈特福德股票支付0.765美分的交易酬金，总酬金为1 332 131.22美元。中期信贷银行的款项支付很快获得了批准。 后来一份长达7页的文件对ITT与中期信贷银行在10月7日签订的协议进行了回顾。这份迅速闹得满城风雨的文件非常含混晦涩，令人摸不着头脑。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协议规定中期信贷银行在事先书面通知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出售任何数额的股票；拉扎德投资银行有权向中期信贷银行设定向第三方出售股票的最低价格，以此防止中期信贷银行不计价格倾销股票的行为；拉扎德根据ITT与中期信贷银行协议提供的服务由ITT公司支付酬金。 根据文件备忘录，ITT的欧洲总顾问萨缪尔·西蒙思承认库西亚曾告诉自己，中期信贷银行在合同中选择了一项第三方转售条款，这就意味着中期信贷银行可以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一直持有哈特福德的股票，除非它找到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第三方。中期信贷银行根本不愿承担这项交易的任何风险，它向ITT支付的价格也仅是ITT可从其他方获得的价格，而且还得扣除它所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和佣金。根据该协议，股票所产生的任何利润或损失都将转移给ITT。所以这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股票出售交易。交易合同的语言及含义都非常含混晦涩，这导致ITT、中期信贷银行和拉扎德投资银行陷入了长期的法律纠纷，而且它们的公众形象也大打折扣。有评论家认为，ITT利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将这些股票转交中期信贷银行保管以满足联邦税务局的要求，虽然在此过程中ITT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但是它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以使哈特福德股票的价格能上涨到足够的水平，进而避免自己在出售股票时出现大幅亏损。而实际情况也正好如此。 这也是联邦税务局在1974年3月得出的结论。这项计划整体上是有违道德的，而库西亚同意拉扎德投资银行选择第三方进行转售的信件显示这是公然违规：（根据拉扎德投资银行与中期信贷银行的私下安排） "作为对贵方（即拉扎德）所提供的股票保管等服务的回报，贵方可以在这些股票售出后，获得一半利润，以及一半的预付酬金-即1 332 131.22美元的一半-也就是中期信贷银行在交易初期所获佣金的一半"。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不仅在建议ITT进行并购以及处理哈特福德股票交换的相关服务中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酬金，它还能与中期信贷银行私下分享酬金。除此以外，拉扎德投资银行还在代理ITT购买170万股哈特福德股票中获得了50万美元的酬金。1969年11月5日，沃尔特·弗雷德代表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库西亚发来的信件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返还给了库西亚。拉扎德投资银行没有-至少当时没有-向ITT披露自己与中期信贷银行分享酬金的计划。费利克斯事后提供的说辞是，自己在和吉宁讨论与中期信贷银行的计划交易时只不过是忘记向对方披露这项酬金分割安排了。 11月10日，哈特福德的股东在23分钟内就投票批准了这项在当时看来最大的公司并购交易。费利克斯整天都在开会，其中没有任何会议与ITT有明显的关系。他还设法与《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记者见了面，然后又匆匆赶去见客户史蒂夫·罗斯。 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1970年5月27日，司法部再次宣布，如果ITT和哈特福德业已合并，那么将以反托拉斯的名义阻止这次合并。相关的司法审查在11月开始。 1970年的秋季，费利克斯和吉宁开始与麦克拉伦进行协商，尽量保证ITT能够继续持有哈特福德公司，而中期信贷银行则悄悄开始以ITT的名义转售新型ITT"N"股（中期信贷银行在交易结束后作为过度手段用来交换哈特福德股票的一种新型股票）。联邦税务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事后会发现-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些交易为各个购买方带来的利益极其复杂隐蔽，而这些购买方涉及拉扎德投资银行、中期信贷银行和ITT中的一方或多方。总而言之，中期信贷银行将接近1.13亿美元的"N"股加以出售，然后将此金额-扣除中期信贷银行和拉扎德投资银行所得的酬金-汇到了ITT的账户下，这样一桩本来铁定亏本的股票销售交易居然能产生近2 400万美元的利润-即中期信贷银行在交易结束时股票的价值（1.127亿美元）与中期信贷银行所花的成本（8 880万美元）之间的差额。 为了确保自己对哈特福德的所有权，ITT和自己的顾问与司法部在华盛顿展开了日趋激烈的谈判。在与麦克拉伦及其上司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的谈判中，费利克斯担任了主导力量。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以自己曾私下向ITT的子公司提供法律指导的名义有意取消了自己参与相关谈判的权力，但是这并不能洗脱他在整件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他自动取消权力的做法将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推到了ITT事务负责人的位置上。 1970年8月，吉宁在华盛顿与米切尔见面。据说他们只是综合性地讨论了"跨国集团的相关政策"，尽管司法部的四桩即将展开的反托拉斯诉讼就有三桩涉及ITT公司。ITT的律师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麦克拉伦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而且他们表示，只要ITT能继续拥有哈特福德，那么公司愿意处置所持有的一部分股票。 1971年4月16日，达维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劳伦斯·沃尔什应客户哈罗德·吉宁的要求，向克兰丁斯特发送了一封耸人听闻的信。他在信中请求克兰丁斯特不要将涉及ITT的反托拉案件移送高级法院。他声称自己受吉宁之托才给其写信，"请求司法部不要在高级法院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这会直接导致高级法院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经济后果研究前就禁止这项合并交易"。沃尔什在信中说，根据高级法院在反托拉斯案件上的判决记录，这次高级法院可能对ITT不利。"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是一场狭义上的诉讼。"他这样写道，"纵观高级法院处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例，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政府要求对措辞含混的《克莱顿法案》进行司法解释，那么很有可能政府能够胜诉。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高级法院所持有的态度有时候要比司法部所要求的更为极端。" 沃尔什所在的达维律师事务所在过去五十多年里都担任着ITT公司外界顾问的角色，因此沃尔什向政府反托拉斯的最高官员要求，不要向高级法院提起对自己客户的诉讼，因为在这场诉讼中政府肯定能赢。沃尔什也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在1954年到1957年曾担任曼哈顿的地方法官，在1958年至1960年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然后在1961年加入了达维律师事务所。 吉宁选择让沃尔什向克兰丁斯特写信，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招数。虽然戴维斯·波尔克没有在ITT反托拉斯案件中发挥作用，但是吉宁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他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沃尔什曾在1969年担任尼克松巴黎和谈时的首席谈判官代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全美律师协会委员会主席，因此尼克松政府联邦法官的聘任或中止必须经沃尔什之手。而克兰丁斯特的职责之一就是聘任联邦法官，因此沃尔什和克兰丁斯特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合并的价值如何，只要你仔细查看一下司法部在高级法院进行的任何反托拉斯诉讼案例，就可以肯定政府会在诉讼中取胜。"沃尔什在事后这样说道。事实确实如此，在1960年到1972年中，政府在高级法院提起了21桩反托拉斯诉讼，其中的20桩都是政府胜诉。沃尔什在信中写道，"我们都明白，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商务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皮特·彼得森，"都对此事持有某种立场。在通常情况下，我应该首先应该去找麦克拉伦，但是我相信肯定已经有人向作为代理司法部部长的您咨询了关于ITT公司的意见，副检察长也肯定在考虑地方法院对ITT并购格林奈尔案件的上诉申请"。麦克拉伦在地方法院级的诉讼中在格林奈尔案件中败诉，因此他已经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沃尔什的信确实让克兰丁斯特的处境十分艰难，而这封信在里根执政期间成为了"伊朗门"丑闻中的一项特殊证物。沃尔什当时正极力呼吁延缓将在4天内结案的政府诉讼程序。克兰丁斯特事实上也同意将诉讼程序延缓至5月17日，但是这需要玩一场高风险的政治游戏。 就在沃尔什写信的几周前，一位在华盛顿的ITT高层杰克·赖安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郊区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遇到了住处离自己仅5户之隔的克兰丁斯特。赖安充分执行了吉宁所提出的给敌人施加压力的策略，他请求克兰丁斯特允许ITT能就延迟反托拉斯诉讼的问题与其进行直接接触，克兰丁斯特答应了这个请求。"大门随时为你敞开"-赖安声称克兰丁斯特这样告诉自己。赖安将克兰丁斯特的邀请上报给了ITT的上层。1971年4月20日，费利克斯在得知赖安的消息后，应吉宁的要求直接来到麦克拉伦的总部，然后与克兰丁斯特私下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客户ITT的立场上（请不要忘了，费利克斯本人也在ITT的董事会任职）游说这位副司法部长。赖安到机场迎接费利克斯，并把他送到了司法部。"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赖安这样评价费利克斯，"他很少说话。" 但是费利克斯有很多话要与克兰丁斯特谈。当ITT声称如果被强迫处置哈特福德，公司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时，克兰丁斯特考虑可以将ITT的一些"财务数据"公布出来，以此"证实ITT自己的说法"。费利克斯事后声明，自己"是应对方的邀请"才会在这天去拜访克兰丁斯特，"将一些我们之所以不同意剥离哈特福德的经济证明文件交给他"。而且他还证明，自己曾这样告诉克兰丁斯特-只要ITT能保留哈特福德，那么ITT愿意出售Canteen公司和格林奈尔公司这两家收入总额达到2 500万美元的公司。"我当时尽量将情况说清楚。"费利克斯说。事后费利克斯又作证道，克兰丁斯特听说这些情况后，让自己向麦克拉伦"复述一下这个情况"。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克兰丁斯特并没有邀请麦克拉伦参加这次面谈，他也没有向反托拉斯主任反映费利克斯所说的情况。当被问及克兰丁斯特是否"相信"他的说法时，费利克斯回答道，"我当时认为他应该已经相信了，但是这也可能是我在自欺欺人"。不过克兰丁斯特在作证时的说法却与费利克斯的不一样。克兰丁斯特声称，当时是费利克斯首先给他打了电话，费利克斯在电话中向他介绍说自己是ITT的董事，并不是一名律师，而且还说非常希望能"到我的办公室来，与我讨论司法部强制让ITT处置哈特福德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然后克兰丁斯特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费利克斯。 4月20日，克兰丁斯特这样作证道："我相信，任何一次我与费利克斯的会谈，在场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费利克斯以一种夸张的说法来反对司法部的意图：ITT和哈特福德的股东"将损失10亿美元"，其中有5亿美元是税务负担，这将造成ITT的流动性危机，同时也会"影响"ITT在价值额高达2亿至3亿美元的国际合约上的竞争力，从而对美国国际收支账户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降低ITT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费利克斯还表示，如果ITT丧失了竞争力，那么"可能对整体股市产生附带的不利影响"。费利克斯问克兰丁斯特是否愿意"命令"麦克拉伦与自己会面，然后向其陈述ITT所面临的金融困难。克兰丁斯特告诉费利克斯，他不愿意"命令"麦克拉伦，但是他会询问这位下属是否愿意与费利克斯见面。果然，麦克拉伦同意与他见面。 作为一名陌生人-而且还是ITT的支持者，就这样与司法部检举ITT的反托拉斯领导人单独见面是如此易如反掌，这确实出人意料。沃尔什事后在作证时声称，如果他处在克兰丁斯特的位置，那么他是绝不会与费利克斯见面的，更不用说四次了。 但是费利克斯并不知道，就在自己与克兰丁斯特第一次面谈的前一天下午，即4月19日，这位司法部副部长接到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尼克松的国内事务总顾问约翰·埃利希曼打来的，第二个则正是尼克松本人的电话。这两个电话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即政府在康涅狄格的ITT收购格林奈尔交易反托拉斯诉讼中败诉后，克兰丁斯特是否决定向高级法院上诉。"我告诉他（埃利希曼），我们已经决定上诉。" 克兰丁斯特这样说道，"他应该把这点告诉了总统。几分钟后，总统给我打来电话。他没有与我做任何商量，而是直接命令我放弃上诉。"尼克松与克兰丁斯特在这次电话交谈时的部分录音摘录如下。 总统：喂，迪克，你还好吗？ 克兰丁斯特：很好。您过得怎么样，先生？ 总统：很好，很好。我在明天会和约翰（米切尔）谈到我对反托拉斯问题的基本看法。 克兰丁斯特：好的，先生。 总统：同时，我听说他已经将，呃，ITT的那一堆事情交给你处理，因为他说自己曾和他们有过一次关系。 克兰丁斯特：（笑）是的。 总统：嗯，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你们对有些事情还不明白，那么我就在此说清楚。麦克拉伦在一个小时内就要滚蛋。不要管ITT的事情。懂了吗？这是命令。 克兰丁斯特：哦，你说的命令是指- 总统：我的命令是，他妈的不要管ITT的破事。迪克，我跟你说过了多少遍了，但是你的人显然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不想让麦克拉伦到处去起诉人，为了跨国集团的事四处捅娄子，闹个天翻地覆。现在他妈的就让这小子出局，明白吗？ 克兰丁斯特：呃，总统先生- 总统：或者他主动辞职。我真想让这小子赶紧走人，我很不喜欢这小子。 克兰丁斯特：可是，问题在于- 总统：我知道，问题在于权限-我知道这些法律问题，迪克，你不用说出来。 克兰丁斯特：（难以置信地）我们已经提起上诉了。 总统：那也没关系。 克兰丁斯特：明天要提交意见书。 总统：那没问题，不要提交就是了。 克兰丁斯特：您的命令是不要提交意见书吗？ 总统：我的命令是不要去管他妈的那堆破事，懂了吗？ 克兰丁斯特显得非常沮丧。他在事后作证时说："就在这以后，我立即给总统留言说，如果他坚持这样做，那么我只好被迫辞职……总统后来改变了主意，然后我就把本应在30天前提交的意见书在30天后一字不变地提交了上去。"但是，尼克松的态度很明确：不要干涉ITT的事情。 克兰丁斯特是一位极其精明的谈判专家，他在接下来与费利克斯和ITT的讨论中没有透露这次总统在电话里传达的精髓。4月29日，克兰丁斯特、麦克拉伦、司法小组还有两位财政部的代表一起在麦克拉伦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这13个人面前，费利克斯做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报告，说明处置哈特福德所导致的损失将如何给ITT的信心带来沉重的打击，这将对公众带来何种不利。按计划，这次会议在上午10点半召开，但是费利克斯让他们等了55分钟，因为他正在楼上米切尔的办公室完成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拯救计划。 费利克斯曾对安德鲁讲过自己与克兰丁斯特的两次会谈情况，但是后来在克兰丁斯特的特别要求下，他再也没有同拉扎德的任何人说过会谈的次数或内容。在5月3日给麦克拉伦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件中，费利克斯使用的信头是华尔街44号而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他在该信中声称，自己要对前一个星期五所说的几点"加以详细说明"，"希望能引起相关重视"。简而言之，如果司法部强迫ITT处置哈特福德，"那么ITT将面临现金短缺的困境，进而影响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然后费利克斯对此进一步解释道，如果ITT失去了哈特福德的收益，那么它的借贷能力也将下降，这就可能导致ITT耗尽现金。费利克斯认为，现金短缺将降低ITT股票和债券的价值，从而给ITT的集资能力，尤其是海外集资能力带来不利影响。在信的最后，他还预测道，如果强迫ITT处置哈特福德，那么整个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如果强行要求ITT减少国外经营范围，那么会不可避免地对整个国家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市场份额将被爱立信、西门子、飞利浦、日本NEC公司和日立等国际竞争对手抢占。海外市场份额缩小的直接后果就是现金减少，而这些减少的部分本来是可以转回美国的。这也将直接对国际收支账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其实谁能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影响呢？ 费利克斯在5月10日再次私下会见了克兰丁斯特，再次强调了他在4月29日报告和5月3日的信件中的要点。然后他首次提出允许ITT保留格林奈尔的非火灾保险业务的建议。克兰丁斯特事后在作证中声称，自己在5月10日的会谈中告诉费利克斯，麦克拉伦还没有做出决定。"费利克斯说，这对ITT非常重要。" 克兰丁斯特这样回忆道，"他想知道自己在4月29日介绍的金融和经济的影响是否起到了作用。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取决于麦克拉伦先生，除非他提出了建议，否则我是不会做出任何回应的。" 5月13日，尼克松在总统办公室接见了赫尔德曼。他们首先就1972年的总统竞选进行了会谈，然后说到了悬而未决的ITT反托拉斯诉讼。"他们指出了自己不那么需要的几项合并，如格林奈尔等，而且他们对自己居然进行了这些不太需要的合并显得相当遗憾。"在录音带中尼克松的声音这样说道，"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因此这事的处理要非常谨慎，我们需要6个月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ITT有钱吗？"赫尔德曼这样问道。 "噢，天哪，是的。"尼克松回答道，"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要到以后才能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交易还没有完结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 6月16日，费利克斯接到了克兰丁斯特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克兰丁斯特在电话中要求费利克斯在第二天上午给他回复电话。费利克斯现在不得不完全按照克兰丁斯特的要求行事，这种情况可真是相当罕见。要知道，他可是令合伙人为他的电话而发憷的大人物。第二天上午9点半，费利克斯单独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室里给克兰丁斯特打来了电话。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迅速拿起了话筒，当时麦克拉伦就在他旁边阅读被称为"谈判备忘录"的政府新提议，这份提议显然已经纳入了尼克松就ITT所做的秘密指示。克兰丁斯特告诉费利克斯，麦克拉伦认为ITT可以保留哈特福德，但是必须处置艾维斯公司、Canteen公司、格林奈尔公司和莱威特父子公司，此外还必须接受一些限制性条款，例如不得对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进行收购，不得进行互惠等。该天的备忘录显示，麦克拉伦向克兰丁斯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得不承认"强迫ITT处置哈特福德可能是一个错误。"我之所以说'不得不'，是因为ITT的管理层在明知会违反反托拉斯政策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哈特福德的并购交易，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会起诉他们，因此这实质上也在向法庭示威，说明法庭根本无须发布任何禁令，因为无论如何ITT都会保留哈特福德，一旦有任何违规的情况被发现，ITT也会将拆分的问题大事化小。" 除了将当时面临困境的艾维斯公司纳入处置对象外，这份新的提议与ITT的律师伊弗雷姆·雅各布在8个月前向麦克拉伦所做的建议几乎完全一致。费利克斯在10分钟后结束了与司法部的通话，然后他"在12秒内"就拨通了吉宁的电话。他们两人都表示了对建议的"失望和不满"，因为建议中要求处置的公司多达4家，而且这些公司并没有遭到政府的任何反托拉斯诉讼。此外他们还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但是费利克斯在作证时声称，他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协商并加以完善"。 费利克斯试图在6月18日联系克兰丁斯特，向他询问"在突然之间就要处置4家公司的原因"，但是他没能联系上克兰丁斯特。到了6月29日，他再次与克兰丁斯特私下进行会谈，并借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尤其不满的是全部处置格林奈尔的要求。根据克兰丁斯特的说法，费利克斯此举是"为了抱怨麦克拉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僵化态度，同时抱怨协商中的惩罚性质太浓，此外还有政府的立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完全不合理"。克兰丁斯特称，自己这样告诉费利克斯："我不想陷入这些调解协商中，这是ITT的律师与麦克拉伦先生及其下属之间的事情，我对此无能为力。"对身在华盛顿的费利克斯而言，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天。除了与克兰丁斯特会面之外，他还要去见白宫的商务联络员彼得·费拉尼根，他们将在一起讨论防止华尔街各家公司出现整体倒闭的相关问题。不过事后显示（根据费拉尼根的说法），费利克斯利用这次会谈的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拟订的反托拉斯解决方案的不满。"费利克斯表示，他认为这个方案太严厉，这对公司而言几乎是很难接受的，公司愿意继续在法庭中与反托拉斯诉讼抗衡。"费拉尼根这样说道。然后费拉尼根"几天后"将费利克斯的意思转达给了克兰丁斯特，然后"我问他对此事的看法，这时我才知道是麦克拉伦先生做出的这份方案，而且处理相关事务的人也是麦克拉伦"。 7月2日，又一位联邦法官做出了不利于司法部的判决，该判决允许ITT公司继续保留Canteen公司。在接下来的28天里，双方的律师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谈判。到了7月31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根据此协议，ITT公司可以继续保留哈特福德，不过它要在两年内彻底处置Canteen公司和格林奈尔的火灾保险业务部，并在三年内处置艾维斯公司和旗下全部子公司、莱威特父子公司和旗下大部分子公司，以及两家小型寿险公司。总体而言，ITT将要处置的公司的收入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在当时，这是有史以来在政府命令下并且双方都同意的最大规模的公司处置行为。双方还就司法部所担心的互惠行为签订了协议，此外还签订了另一套协议，规定ITT在10年内如果没有获得司法部或高级法院的许可，不得并购任何资产规模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任何从事火灾保险业务的公司以及任何保险公司。吉宁认为这项调解协议"符合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同时还声称，公司愿意为了保留哈特福德而出售艾维斯公司、莱威特父子公司以及两家小型保险公司。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都认为，这项调解协议是政府的胜利，尤其在经历了分别针对格林奈尔和Canteen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连续败诉后更是如此。 到了8月23日，司法部向高级法院提交了反托拉斯调解文件，然后就开始了长达30天的法定审核期。但就在9月21日，鲁本·罗伯逊给麦克拉伦写信反对这项反托拉斯调解协议。罗伯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他从一开始就努力与拉尔夫·纳德一起试图阻止ITT与哈特福德的合并。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我们强烈反对这个自法案颁布以来就一直干扰着反托拉斯部门的秘密帷幕，这使得我们根本无法对调解进行全面的评估……"在这封写给麦克拉伦的信中，他在信的末尾突然发问，这项调解与ITT在1972年向共和党人所做的一项财务捐赠是否存在关联，因为当时ITT为了支持在圣迭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进行了这项捐赠。 尽管罗伯逊提出的这个问题看似古怪，但其实是非常有见地的。就在调解的前两个月-也就是尼克松和赫尔德曼讨论ITT是不是有很多钱的时候-哈罗德·吉宁承诺捐赠40万美元，以支持在圣迭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罗伯逊和纳德还注意到ITT利用金钱和自身的影响赢得了康涅狄格州保险业监理威廉·科特对哈特福德收购案的批准：ITT只需要同意在哈特福德市区建两座希尔顿饭店，因为此时的哈特福德正为市民中心的建设而发愁，而且科特正要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席位（他后来成功了）。 但是媒体的反对和纳德的攻击都没能奏效，1971年9月月末，美国在哈特福德的地方法庭批准了那个双方都同意的调解协议，于是哈特福德并购交易成了既成事实。 通过将其调任为伊利诺伊州北部芝加哥联邦地方法官的方法，尼克松在1971年12月月初成功地赶走了麦克拉伦。此次任命非常奇特，因为联邦法官的正式批准通常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会有繁杂的背景审查工作、激烈的游说活动、州内政客的支持以及必要的政治辩论。但是在麦克拉伦的任命中，这些情况一概没有。整个批准过程只用了4个小时，而这项任命的签字人就是全美律师协会委员会主席劳伦斯·沃尔什。沃尔什就是在ITT反托拉斯诉讼过程中应吉宁的请求给克兰丁斯特写信的那位达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甚至连伊利诺伊州的议员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都不知道这次任命的消息。只有评价甚高的新闻调查记者I·F·斯通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这样说道："麦克拉伦在开始时担任了负责反托拉斯部的司法部副部长，这时他像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然后他离开了，这时他只是一名法官。" 罗伯逊也向另一位他认为肯定会关心此事的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赖恩表达了自己的担心：ITT向圣迭戈的捐赠与反托拉斯调解可能存在关联。奥布赖恩按捺不住了，他在12月13日向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解释这两件事是否存在联系。"就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宣布在圣迭戈召开大会之后的第八天，司法部和ITT就宣布对三项未决ITT合并案件（分别是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格林奈尔公司和Canteen公司）进行庭外调解。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我现在要求你能尽到美国司法官员领导以及总统政治总顾问的职责，公开ITT调解的全过程以及ITT在下一年向贵党的捐赠情况……在这个全美人民都在质疑政治流程的公平性和及时性的关键时刻，我真诚希望担任司法部部长的您能意识到其中的迫切性，尽快将圣迭戈－ITT问题说清楚。" 在没有得到尼克松指令且米切尔本人仍在忙于ITT事务的情况下，克兰丁斯特代米切尔回复了这封信。"司法部和ITT的调解是由司法部副部长理查德·麦克拉伦全权协商和处理的。"克兰丁斯特这样告诉奥布赖恩。事后表明，克兰丁斯特所做的这条声明极其致命。 关于ITT的捐赠和反托拉斯调解是否存在关联的争议正逐渐升级。从1972年2月底开始的连续三天里，民主党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狂轰滥炸。当时敌视尼克松政府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尼克松及其亲信可能命令克兰丁斯特对ITT反托拉斯诉讼进行调解，以换取ITT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高额捐赠，最终使圣迭戈能召开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这套说辞与奥布赖恩、罗伯逊和纳德的说法完全一样。安德森接着写道："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尼克松政府辖下最大的反托拉斯案的调解是由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与涉案公司的高级说客私下达成的。这位说客是来自ITT的精明能干的迪塔·比尔德。我们从ITT的文件中找到了一本由她记录的备忘录，备忘录的记录充分表明她有罪。于是她只得承认了这项秘密交易。这本应该在阅读后销毁的备忘录（安德森在一周前到手）不仅表明反托拉斯案被人在幕后操纵了，而且这是ITT在承诺对即将在圣迭戈召开的民主党大会捐赠40万美元后所获得的回报。" 安德森发现克兰丁斯特向奥布赖恩称自己与反托拉斯案完全无关是纯粹的撒谎。当费利克斯在肯尼迪机场准备坐飞机去往伦敦时，安德森的助理布里·休姆（现在是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给他打了个电话，直接向他询问调解时他与克兰丁斯特私下会谈的情况。"他们要我介绍其中的经济影响。"费利克斯这样告诉休姆。不过费利克斯足够明智，他不会为了保护美国未来的司法部部长而撒谎。"我真是相当愚蠢。"费利克斯在30年后对自己当时回复休姆的电话的举动仍感后悔，"真是大笨蛋。当时我匆匆忙忙地准备坐飞机，然后我就接到这个电话了。接着电话里的人问我，'你知道这个备忘录吗？'然后我说，'念给我听听。'对方念了一段后，我说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扯。'当时我并不是认为这本备忘录完全不可信，而是很难想象迪塔·比尔德会是其中的中间人。" 但是安德森没有罢手，他接着将比尔德在ITT与司法部门达成调解的五周前记录的这份备忘录公开发表了。当时安德森还不知道尼克松曾在1971年4月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去管ITT的事情，而且他也没有提到尼克松对麦克拉伦的敌视。直到水门事件后，尼克松被迫出示一些秘密录音带时，他涉足ITT案件的情况才浮出水面。但是比尔德的备忘录显示，司法部门与ITT达成调解与ITT向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捐赠这两件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份备忘录暗指尼克松、米切尔（他有意回避了这件事）、赫尔德曼以及一些加利福尼亚官员都牵涉其中。此外，比尔德还隐射自己的上司吉宁也有参与。比尔德声称自己于1971年肯塔基大赛马会后在肯塔基州长官邸与米切尔私下商定了调解协议。 通过安德森在专栏中的介绍，政府对富有的大公司及其代理人实行区别对待的做法开始冲破各道秘密防线泄露了出来，媒体开始对此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费利克斯与克兰丁斯特的一系列秘密会谈（这位未来的司法部部长在最初断然否认进行过这些会谈）开始浮出水面，这将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推到了ITT丑闻的风口浪尖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还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将此刊登了出来。 这出闹剧对所有相关涉入各方而言都是一场严峻的公关危机，费利克斯自然也不例外。当时费利克斯的公司顾问角色还不为众人所知，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安德鲁还有他本人都希望达到的效果。拉扎德投资银行对艾维斯公司实施的策略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开始小有名气，而费利克斯长期担任ITT公司主要投资银行家的身份也使他身价上涨不少。但是一旦走出曼哈顿的小圈子，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这些业绩就鲜有人知了。塞勒的小组委员会曾揭露过一些真相，可是，正如该委员会所言，如果森林中的一棵树倒了，根本没有人会听到声响。即使费利克斯和合伙人在安德森进行狂轰滥炸前在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中的作用也被严重低估，甚至很少被揭露出来。在与哈特福德要约收购相关的公开文件中，很少有段落提及ITT向中期信贷银行"出售"哈特福德股份的情况，至于拉扎德投资银行找到中期信贷银行并做出互惠互利安排的有关情况，这些文件只字未提。在这些公开披露的文件下深深隐藏的真相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将因为在哈特福德并购中所提供的"服务"而收取酬金，但是具体数额还不确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后将向拉扎德投资银行和ITT问到披露是否充分的问题。 不过也有相当滑稽的事。在1972年民主党初选中，费利克斯是自由主义人士缅因州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狂热支持者兼顾问，而安德森在专栏中却将他放置在为了大企业而与尼克松的反托拉斯部门作对的这个不伦不类的位置上，这肯定使费利克斯担心不已。（为了让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位置更牢靠，安德鲁在尼克松1972年的总统竞选中向其捐赠了9万美元，这使得他成为了尼克松的前95名赞助者之一。）而克兰丁斯特也用费利克斯与马斯基的关系来证明司法部是一个无党派偏见的开放部门，"它随时准备处理任何公民的不平之事"。拉扎德投资银行这家神秘莫测的私人银行在初次进入众人视线时将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酷的声讨。 就在安德森在专栏文章中把克兰丁斯特撒谎的事实抓了个现行的第二天，克兰丁斯特要求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重新进行任职听证，因为几周前，就在米切尔宣布自己将负责管理尼克松1972年再选运动之后，克兰丁斯特就被提名为司法部部长以取代米切尔。在当庭作证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24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3∶0（有两票弃权）投票通过了克兰丁斯特的司法部部长提名。因此克兰丁斯特本来完全可以立即担任司法部部长，但是他为了澄清自己的名声坚持进行听证，于是事态开始朝着反方向发展了。这个本来完全没有必要的听证会充斥着党派纷争，从1972年3月到4月，这个听证会整整开了22天，费利克斯则一直处于争端的核心位置。 听证会召开时，麦克拉伦和费利克斯与克兰丁斯特同时出席。"这两个人是我与这些事情的唯一联系。"克兰丁斯特这样说。克兰丁斯特果断明确地否认自己影响了ITT调解结果以及用反托拉斯案的偏袒性结果换取公司捐赠这两项指控。"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最后麦克拉伦先生被我说服，并放弃了自己要求ITT出售哈特福德的立场。"克兰丁斯特这样解释道。他说自己之所以与费利克斯会谈仅仅是出于礼貌，目的是促进进一步商谈，以改变麦克拉伦的想法。 但是致命的是，克兰丁斯特没有提到一年前与尼克松的谈话。当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问他，白宫是否就ITT的诉讼及调解联系过他时，他作了伪证。"没有，先生。"他这样告诉肯尼迪。之后，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里希·贝赫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自己"不记得"向白宫的任何人谈及过ITT调解的问题-这是赤裸裸的谎言。麦克拉伦法官则支持了他上司对整件事的描述，然后还补充道："总而言之，我想强调的是，与ITT达成调解的决定是由我一个人做出的，我并不是被迫做出的决定。此外，调解计划是由我和反托拉斯部门的其他成员一起制订的，而且最后的条款也是我们一起协商的，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 然后费利克斯拿起麦克风，向参议院和公众复述了自己的观点-哈特福德若遭到强行处置，会为大众-不仅仅是他的大客户ITT公司-带来多种可怕的后果。 事后看来，费利克斯所持的处置大型保险公司可能会拉垮整个国民经济的说法显得过于夸张。他声称，吉宁让他准备一份向司法部发言的稿件。"他认为我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都是合格的专家。"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详细叙述了自己与克兰丁斯特以及麦克拉伦的各次会谈，这些都与这两人的描述一致。"每次会议都做了相关记录。"费利克斯说道，"我们没有私底下秘密进行过任何面谈或电话交流。既没有任何一方索取过好处，也没有任何一方提供过好处。"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ITT通过调解方案所获得的好处，而且这也使得ITT避免遭受高级法院的审查。杰克·安德森抓住了其中的实质所在。"因为费利克斯不是律师，所以与费利克斯的讨论不构成谈判-这种说法会让各个投资银行家们笑掉大牙。"安德森在《安德森报告》中1973年的回忆录部分这样写道。 费利克斯是许多律师的老板，其中也包括那些与麦克拉伦进行谈判的律师。他的职业就是对公司进行合并或者拆分，吉宁派他来华盛顿的原因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提高ITT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费利克斯没有告诉克兰丁斯特，自己与米切尔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正在帮助华尔街那些用完了客户的资金但是没法填补漏洞的公司，尽量防止它们倒闭。但是就公众利益而言，即使克兰丁斯特与100名ITT律师谈判，也要好过与费利克斯一人谈判。 费利克斯还就安德森在关于迪塔·比尔德丑闻的专栏中对自己的描述发表了意见。他说自己当时在肯尼迪机场等境外航班，当他"在电话里与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孩子们告诉他休姆从华盛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急切要求我与他通话"。尽管他不认识休姆，他还是在机场给休姆回复了电话。对于那些了解费利克斯的人而言，这可真让他们吃惊。要知道，他们想与他通话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回复过一个电话。无论如何，他还是证明休姆给他念了迪塔·比尔德的备忘录，并问了他ITT的捐赠是否也纳入了调解谈论的范畴。"现在请允许我声明，我并不认识比尔德女士，在与休姆先生谈话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此外，我在1971年12月之前根本就不知道ITT向圣迭戈共和党大会办公署承诺捐赠的事情，我在12月看新闻时才发现有这件事。当时反托拉斯调解已经结束6个月了。因此，我在会谈中根本不可能涉及任何ITT捐赠的事情。" 在听证会的第一天里，其他参议员在ITT反托拉斯调解相关情况以及迪塔·比尔德备忘录的含义这两点上，不停地给费利克斯、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施加压力，以期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三人都坚称其中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是，大家还是明显地感觉到，费利克斯可能已经向有权决定是否继续进行ITT反托拉斯指控的政府高层官员求助，而且他应该也已经得到了对方的帮助。此外，费利克斯的干预起到了作用，尽管他告诉参议员贝赫，6月17日的电话会谈后，他回到办公室向克兰丁斯特诉苦，因为调解方案过于严厉了，当时他感觉"自己的影响和说服工作显然白白浪费了"，但是费利克斯很快就推翻了这个说法。 "最有破坏力的哈特福德分拆并没有成功实施，在此情况下你却说自己的影响白费了，怎么能这样评价你对ITT的价值呢？"贝赫惊讶地问道。 "我确实希望自己起到了好的作用，参议员先生，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费利克斯这样回答道。 "因此你不能说自己的影响是白费了，对吧？"贝赫接着问道。 "是的，先生，我更正自己先前的说法。"费利克斯说。 克兰丁斯特在作证时声称比尔德备忘录的隐射含义"纯属无稽之谈"，而麦克拉伦则这样说道："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我恳求委员会将她本人带到此处，然后让她亲口说出自己曾说过的话。"在此情况下，参议员们希望能从迪塔·比尔德本人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此外，克兰丁斯特还在此后作证时说，比尔德备忘录 "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病态女人写的备忘录，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他们在比尔德亲自作证前无法同意任命克兰丁斯特为司法部部长。但是比尔德却消失了，几天后才又有了她的消息。FBI报告说在安德森的前两篇专栏文章发表后，前FBI特工戈登·利迪就把她带出了纽约，然后她犯了严重的心脏病，现在正躺在丹佛的一家医院里。这位戈登·利迪曾负责抓捕纽约米尔布鲁克的蒂莫西·利里，当时他在为尼克松的再选活动效劳。（比尔德最后在病床上作了证，议员们都围在她周围，但是她的证词没有实质性意义。）此后的听证会更像是一场荒诞可笑的闹剧，但是只要一想到两任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都作了伪证，我们就无法轻松起来了。克兰丁斯特最终成为了司法部部长，但是水门事件也开始拉开帷幕。 白宫开始越来越担心克兰丁斯特的听证会。尼克松的两名亲信顾问查克·科尔森和约翰·迪恩从一开始就对克兰丁斯特坚持举行听证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现在又有传言声称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ITT管理层可能进行内部交易的指控，这些指控声称，ITT管理层可能在哈特福德并购交易被公开临近的期间将ITT股票出售（然后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调解）。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调查中要求ITT提供所有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正是激起大量争议的那些在比尔德办公室被粉碎的文件。科尔森现在必须承担起调查责任，他要调查争议日盛的ITT备忘录。埃利希曼和约翰·迪恩的助手弗雷德·菲尔丁也审阅了所有的ITT文件，其中包括ITT律师于3月6日在白宫递交给埃利希曼的13份"政治敏感性"文件。3月30日，科尔森向尼克松的主要官员霍尔德曼提交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其中报告了他发现的一些情况。这份备忘录的内容令人极其震惊，如果有关内容在一开始就被公布出来，那么这将是一枚重磅炸弹。 科尔森这样警告自己的上司："我们忽视了最严重的风险……关于这个争议很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曝光。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克兰丁斯特，而是总统……但是关于克兰丁斯特的争斗使得ITT事件进一步升级，从而使得该案会持续下去。克兰丁斯特、米切尔和马迪安（一名司法部官员）都不清楚其中的危险。我特意不将此情况告诉克兰丁斯特和米切尔，因为他们都可能被传唤为证人；而马迪安也不清楚这个问题。"科尔森还进一步讲述了当时发现的一些绝密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内容与米切尔、吉宁和副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在前几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的证词相矛盾。而且克兰丁斯特的证词有好几处都自相矛盾。科尔森还透露自己发现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与格里斯沃尔德声称不向高级法院起诉格林勒尔案是由自己做出的决定的证词相矛盾，因为这些信件显示，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和时任商务部部长的皮特·彼得森都直接干预了该决定。（彼得森在加入尼克松政府后，于1971年5月25日建立了一个保密信托，而费利克斯则是管理该信托的受托人，当时也正处于费利克斯和ITT为了反托拉斯诉讼的调解而对政府集中游说的紧张阶段。现在彼得森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黑石集团里备受尊敬的主席。） 此外还有一份内德·格里蒂写给ITT副主席斯皮罗·阿格纽的备忘录。备忘录主要介绍了如下情况：米切尔同意在与吉宁仅对反托拉斯政策而不是ITT案件进行会谈后，与麦克拉伦的谈话。米切尔和吉宁都作证说他们在1970年8月的35分钟会谈中仅谈到了反托拉斯政策。"备忘录中的描述会比较有分量，因为备忘录是进行会谈的同时被记录下来的。"科尔森写道，"备忘录接着声称，埃利希曼向吉宁保证，总统已经在重大的政策上对司法部'下达指示命令'。（当然，总统在政策问题上对司法部做出指示是合适的行为，但是在这些听证的背景下，这样的描述可能把总统也牵扯到这个案件中来。）"科尔森在信中还透露了另一个"没有落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手中的"ITT内部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显示克兰丁斯特就是给麦克拉伦施压的人，从而暗示副总统可能也这么干了。我们相信这个备忘录的所有备份都被销毁了"。 科尔森还提醒霍尔德曼，还有一份尼克松的公关主任赫布·克雷恩在1971年6月30日写给他的备忘录，当时正是司法部与ITT达成调解的前一个月。这份备忘录提到了ITT将向圣迭戈大会捐赠40万美元，而且米切尔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该备忘录中。"根据备忘录的内容，他至少在ITT调解过程中就知道了捐赠的事情，可是他却在法庭声称自己不知道。我们还不清楚是否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备份。如果这件事被人知道了，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要比赖内克所说的话严重得多。"这里提到的埃德·赖内克是加利福尼亚副州长，他一开始声称自己没有告诉米切尔关于ITT捐赠的事情，后来他又改口了。 在司法部的文件中，科尔森发现了很多可用于指控的文件，其中就有一份1969年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写给埃利希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回答了埃利希曼关于ITT反托拉斯诉讼的质疑。一年后，埃利希曼给麦克拉伦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告诉对方他已经与米切尔讨论了他与吉宁的会谈。然后他又写道，米切尔可以给麦克拉伦"更详细的指导"。5个月后，埃利希曼再次给米切尔写信，抱怨麦克拉伦仍在追究ITT的事，同时他还在信中提醒对方曾与吉宁达成的谅解。 到了1971年5月5日，事情发展到了高潮：埃利希曼给米切尔写的另一份备忘录被发现，这份备忘录"隐射了总统和米切尔之间的一场谈话，当时双方就ITT案'一致同意的结果'进行了讨论，然后总统问米切尔埃利希曼可不可以直接与麦克拉伦共事，或者还是需要通过米切尔"。科尔森还提到了另一份送给尼克松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时间和涉及的内容都与前一备忘录相同。"我们有这些备忘录的全部备份，但是我们没有埃利希曼写给米切尔的备忘录的原件。这份备忘录再次驳倒了米切尔的证词，而且直接把总统牵涉了进来。" 科尔森明白，这些备忘录一旦被人发现就意味着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他将大部分具有危险性的备忘录锁到了一个保险箱里，但是他无法找到全部备忘录。当天下午，科尔森和霍尔德曼在总统办公室与尼克松商议了一个小时。由于尼克松喜欢将办公室谈话录音，因此我们有幸得知谈话内容。通过其中的一小段录音，我们可以看出科尔森的担忧。如果这些隐藏起来的备忘录被人发现并公布出来，对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科尔森：……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已经看过了全部文件和…… 总统：你全都看过了？ 科尔森：是的，我全都看过了。 总统：这不是好事。 科尔森：我被吓坏了。 科尔森然后告诉尼克松，他已经找到了那份1971年5月5日的备忘录，其中记录了尼克松与米切尔谈及ITT反托拉斯案"一致同意的结果"。 科尔森：目前的问题是，我们不清楚这份最危险的备忘录被复制了多少份。我们把所发现备份都放在一个保险箱里，但是我们不知道司法部的那些会怎样，而且我们在司法部无法找到全部的备份。埃利希曼在1971年5月5日写给司法部部长的备忘录中谈到了您和司法部部长就此案进行的一系列讨论还有…… 总统：是的。 科尔森：……ITT诉讼解决方案中那些一致同意的结果。如果该备忘录落到了委员会手中，那会相当麻烦，因为他们会立即将其送到这儿来。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备忘录，但是由鲍勃今天上午谈话的内容以及我对一些备忘录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不管有没有这些听证会，这些该死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那么无疑是一枚枚重磅炸弹。 霍尔德曼：如果那份备忘录的复印件落到某些人手里，那么这肯定会为人所用。 科尔森：不管有没有听证会。 霍尔德曼：不管有没有听证会，也不管克兰丁斯特待在这里还是…… 总统：是的。 霍尔德曼：……还是跑到月亮上去。 在3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在科尔森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以及他们与尼克松同天进行的会谈等事实面前，克兰丁斯特最后10天的听证会完全显得多余了。为了掩盖尼克松曾命令司法部放过ITT这一真相，克兰丁斯特和米切尔从头到尾都在撒谎。 时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根据这场荒谬可笑的听证会做了一个专栏。虽然阴谋的详情尚不为人知，但是涉案各人的道德水准不得不令人生疑。这些质疑将纠缠费利克斯数年之久。"他们很有可能会问及费利克斯·罗哈廷，这位ITT的股票承销商为了他那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小跨国集团而到克兰丁斯特那里寻求反托拉斯案的突破口。" 冯·霍夫曼这样总结前两周的听证会，"克兰丁斯特对外界透露说，作为幕后黑手的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总统候选人马斯基的经济顾问。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总部也承认了这点，声称费利克斯与马斯基曾进行过一项不光彩立法工作，允许证券经纪人使用客户的资金进行豪赌。"他还在专栏中写道，最大的输家是麦克拉伦，"他在不到两周前走进听证会大厅的时候还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但是他在一些问题上撒了谎。当被问及为何会在有利于ITT的条款下达成调解时，他的回答极其糟糕。"无论是费利克斯这个幕后黑手，还是极其烦恼的麦克拉伦或克兰丁斯特，他们都不想反托拉斯。看来他们将无法安睡了。"他最后总结道。费利克斯是幕后黑手，这个称号将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一直折磨费利克斯。 克兰丁斯特在最后的证词中一直强调费利克斯在调解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声称自己"对费利克斯持有很高的评价"。 在听证会结束前，克兰丁斯特称自己不会在外界的压力和影响下屈服。"我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他说。 "既然你这样顽固，为什么费利克斯还会一次次地过来见你呢？"参议员肯尼迪发问道。 "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 克兰丁斯特说道，引来阵阵发笑，"要知道，这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真的对他没什么好处。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相当有能力的人。在我看来，他也很有风度。他让我问麦克拉伦先生是否愿意听他演讲，后来他成功了。" "事后看来这相当重要。"肯尼迪说。 "确实如此。"克兰丁斯特回答。 "这个成绩可不小哪，" 肯尼迪接着说。 "对，我同意。"克兰丁斯特说。 这场似乎极其随意可是又令人费解的听证会处处充满了谎言和陷阱，可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费利克斯这位个子矮小的纽约投资银行家在当时这桩最大的反托拉斯案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4月28日，司法委员会以11∶4投票通过了克兰丁斯特作为司法部部长的提名，从而正式批准了2月24日的推荐。 这样，作伪证的克兰丁斯特在6月8日成为了美国第68任司法部部长。9天后，华盛顿的警察在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带领下逮捕了5名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水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的人。6月30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重新审查克兰丁斯特听证会的1 700页记录，以防有人作伪证。这样，在克兰丁斯特担任司法部部长后的第三周，司法部就开始调查部门领导的犯罪行为了。1973年4月30日，克兰丁斯特在任职不到一年后就辞去了司法部部长的职位，而且他最终承认自己在听证会作了伪证。他通过一系列的托词逃过了牢狱之灾，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律师资格。他是水门事件中第一个认罪的尼克松内阁官员。但是关于ITT的40万美元捐赠和迪塔·比尔德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最终没有真相大白，尽管拉里·奥布赖恩事后表示，他认为水门办公室被盗的大部分原因在于他曾在给米切尔的信中问到了很多关于ITT反托拉斯调解和圣迭戈捐赠的问题。我们事后会发现，从ITT对哈特福德的并购、围绕反托拉斯展开的一系列斗争、水门事件，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辞职以及对美国政府机构信任的丧失，其中仿佛有一根线贯穿始终。通过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这场听证会由克兰丁斯特发起，但是他自己却在听证会上谎话连篇）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说的谎言，以及尼克松、霍尔德曼和科尔森进行秘密筹划的录音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的总体脉络。虽然与尼克松一伙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费利克斯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仍不可小觑。 时隔几十年，像费利克斯这种兢兢业业的公众人物自然有很多机会粉饰自己的过往历史，他在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中的欺骗行为也毫不例外会被他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1975年10月，尽管关于ITT的公开声讨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有关的调查仍在暗中进行。这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费利克斯的人物概评，在这篇文章中费利克斯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单纯的无知。"通过这件事我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不应该单独与某位政府官员谈话，即使只是喝杯酒也不行。"他说，"现在我只要与任何官员谈话，我就会保证房里还有其他人在场。"30年后，他仍拿无知作为借口，而这件事的真相也像他的很多故事一样被完全掩盖了起来。"我做了件蠢事。"他解释道，"因为我当时缺乏公共关系的经验。显然我被ITT和尼克松给利用了，我成了他们用来改变麦克拉伦立场的一枚棋子。" 不过在当时，他并不认为自己被ITT和尼克松"利用"了。"我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简单，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自己幼稚的原因。"他说，"我当时简单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应邀与司法部副部长单独谈论经济问题，不过如果放到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我说自己当时真的是很幼稚。不过，我相信如果ITT把这一切都告诉高级法院，那么我们肯定能赢……我们不会输，ITT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他们放弃了太多，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案件，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托拉斯的问题。"费利克斯接着说，"当时我想到自己可以闪亮登场，在这个经济问题上说服他们，于是我对自己说，'啊，这难道不令人激动吗' ，然后自大的情绪就这样遮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这么多年来，费利克斯一直不清楚安德鲁是不是有意让自己替拉扎德投资银行承担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一案的重担。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位律师陪着他去参加这些公开听证会呢？他这样疑惑着。"我还能回忆起这个场景，当时安德鲁听说我要去参加听证会，就显得非常放心了。"费利克斯这样回忆道，"没有人会问是不是有律师陪我一起去。我一直不太肯定安德鲁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吉宁是不是告诉过他什么。不过这个问题一直都不会有确切答案了。" 费利克斯也认为这次经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全是不利影响。"他这样评价道，"有一天，凯·格雷厄姆给我打来电话，可能就是这时-抑或是稍后-她告诉我，'瞧，你进入ITT董事会了。'然后我说，'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从这个董事会辞职，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吉宁有罪或者是我自己有罪，因此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他是无罪的。' 她接着说道，'你很清楚，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将无法在民主党政府中待下去了。'我说，'如果他们请我，我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去呢。就这样好了。'"费利克斯还认为，负面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他的事业，此外对他的家庭也有不利影响。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曼哈顿东部的一家法语学校念书。"不仅其他小孩子侮辱他们，而且还有老师侮辱他们。"他说道。别人通常会用"你父亲就是ITT的那个家伙"这样的话攻击他们，虽然这些人自己也不清楚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