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德投资银行陷入了全面危机，这次的危机甚至比25年前的大地震所带来的危机还要严重。身在巴黎的戴维·戴维－韦尔立即被召回了伦敦。他的儿子皮埃尔当时正在埃及与未婚妻一起旅游，听到消息后也赶了回来。1931年7月14日晚上，金德斯利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蒙塔古·克里特·诺曼进行了秘密会谈。金德斯利告诉诺曼，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出现了巨额亏损，为了能"将事情摆平"，伦敦支行立即需要500万英镑（现在约合2.5亿英镑，或者4.5亿美元），否则银行只能破产。在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随后德国、匈牙利各国银行宣布延期偿债的情况下，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灾难是对英格兰银行的一场严峻考验。英格兰银行是否有能力拯救这所它一直珍视的承兑银行呢？ 一开始，金德斯利告诉诺曼，他需要英格兰银行提供300万英镑，其余200万英镑由皮尔逊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等额提供。7月17日（周五），由英格兰银行最高级别管理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同意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因为英格兰行业不允许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样知名的承兑银行"垮掉，"否则伦敦将会出现金融恐慌，其他重要银行很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根据拯救计划，英格兰银行将向皮尔逊的培生集团提供300万英镑抵押贷款，然后培生集团将这笔钱贷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些贷款收益也只可用于重振拉扎德投资银行。还有100万英镑将由英国国内税收局（Inland Revenve，英联邦的税务机构，等同于美国的国内收入局IRS）提供，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有理由认为"余下的100万英镑将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该委员会还进一步达成共识："整件事情将不得向任何媒体曝光，预付款项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也不得纳入年度审计项目的预付款项中。" 到了周六，财政委员会再次召开了特别会议，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报告了他在"前一天深夜"与培生集团主席克里夫·皮尔逊的会谈情况。皮尔逊在会谈时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已经无法支付100万英镑，因为这"会过度削弱该行的财务状况"，因此请求将巴黎支行支付的金额降低至50万英镑。这样英格兰银行现在需要支付350万英镑，否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将无法在下周一营业。皮尔逊同时要求英格兰银行降低贷款的利率。"皮尔逊先生认为，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做出这些让步，否则他们公司的董事会将不得不停止拯救计划，接受现有亏损，让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周一停付债务。"副行长在报告时这样说道。 但是英格兰银行不肯让步，因此周六整日都在进行协商，当天晚上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计划出炉了。除了先前的各项计划外，英格兰银行将向培生集团贷出300万贡镑的款项，然后该集团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提供该款项。英格兰银行向培生集团提供的贷款以培生集团的资产做抵押，也就是说，培生集团将自己作为了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抵押物。英格兰银行对所提供的贷款收取"惩罚性利息率"，贷款超过时限后利率将大幅提高，贷款要求在7年内还清。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为拯救兄弟银行将共同出资100万英镑，该笔支出将由银行的所有人戴维·戴维－韦尔、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所有人的几位继承人提供。"很长一段时间里，"米歇尔·戴维－韦尔后来说道，"安德鲁·梅耶和我父亲都处于负资产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诺曼要求退回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过去5年里上交的银行收入税时，英国国内税收局提供了帮助。就在这决定生死存亡的一周里，美国国内税收局设法向拉扎德投资银行退回了100万英镑。 从其他角度来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拯救费用是极为高昂的。第一，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现有合伙人不再有任何所有权，也无法再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得半杯羹。从此以后，英国的常务合伙人成为了公司雇员-他们的薪酬比其他雇员高不了多少。由于英格兰银行断定，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管理不善是导致最近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它强制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关闭了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马德里的外汇交易所。（在马德里，拉扎德的另一名交易员也进行了不正当的外汇投机。） 当融资拯救计划完成时，培生集团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80%的股权，另外的20%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但是8个月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4月月末，在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前，诺曼在会上免去了三名成员的职务，"然后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通告了一条消息，并且声明为了维护城市的信用，该消息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或高级法院公开"。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通告的秘密消息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现在遇到了麻烦，急需200万英镑资金以保持继续经营，但是该行为了维持信用，不能在巴黎借款。"因此，英格兰银行再次涉足拉扎德事务，向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提供了100万英镑的贷款，以巴黎运抵伦敦的"法国证券"作为这些款项的抵押物。美国国民地方银行在审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股东名单后"，向其提供了100万贷款，以此资助该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急需的200万英镑就这样凑齐了。 关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再次濒临破产的风声从未向新闻界或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对手泄露过。当时没有任何文章报道拉扎德投资银行面临的危机，这也正是英格兰银行的真正意图所在-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恐慌。雨果·金德斯利是罗伯特·金德斯利的孙子，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他曾就此这样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发生危机的消息从未向外界泄露过，这一直让他非常惊讶，不过这也正是他祖父所期望的效果。 1933年10月5日，正值51岁壮年的考德雷子爵二世-本名威特曼·哈罗德·弥勒·皮尔逊，为威特曼·皮尔逊之子-意外过世，他的遗嘱执行人要求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子爵生前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持有的股份进行估值。长达14页的估值报告显示，在考德雷子爵二世过世时，培生集团全额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发行在外的股份（共337 500股），而不仅仅是该支行80%的股份。由此推知，为了解决1932年5月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危机，巴黎支行所持有的伦敦支行的20%股份已经被全部转让。此外，会计报告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对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贷款额实际达到了20万英镑，而非4万英镑，但是能够收回的款项仅为贷款额的20%。 根据这份报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当时的估值非常低，德勤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全部股份（337 500股）的估值定为931 250英镑。这个估值是有确凿根据的：前两年的危机已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伦敦支行的常务合伙人失去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全部股份。 由于伦敦支行债券的发行以及欧洲经济的改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点恢复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也得以清偿。 我们很难了解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拯救伦敦支行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纽约支行的参与情况，仅有的线索只是英格兰银行的"秘密"会议记录，其中显示纽约支行将注资100万英镑。米歇尔·戴维－韦尔相信，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和纽约的合伙人们一定也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但由于经济环境不佳，他们的援助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纽约的合伙人肯定怒不可遏，"米歇尔这样解释道，"好不容易熬过了大萧条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向欧洲送钱，这肯定导致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之间的气氛非常不友好。"阿尔兹切尔的许多信件都避免提及1931年和1932年间巴黎支行及伦敦支行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从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尔兹切尔和远在巴黎、伦敦的合伙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通信联系。 但是在1931年8月10日，纽约支行和伦敦支行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似乎与伦敦支行的危机有关。电报原文使用了密码，解密后的电文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英格兰银行对伦敦支行施以援手后的几周，在日益恶化的事态面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考虑。我们现状堪忧，而且我们认为改变我们当前状况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们认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刚开始情况比较乐观的时候向法国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将款项用于解救危难，那么巴黎支行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当时，阿尔兹切尔似乎更关注1933年新颁布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所产生的影响。大萧条中的大量银行破产事件催生了新的银行法，该法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和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严格分开，华尔街公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决定自己的业务种类。对于阿尔兹切尔和拉扎德而言，做出决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早已退出了商业银行业务。 将业务集中于投资银行领域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于1934年9月月末在拿骚街建立了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该公司专营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承销和分销。阿尔兹切尔被任命为新公司的主席，来自花旗银行的斯坦利·拉塞尔则担任新公司的总裁。"我们希望拉扎德－弗瑞斯能在同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拉塞尔在当时这样说道。新公司的初始资本为500万美元，《新闻周刊》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这一举动给予了盛赞："尽管投资银行家们抱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是一种扼杀，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却勇敢地创办了专门承销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虽然拉扎德与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相比规模小得多，但是它却足以与之争辉。拉扎德的巴黎和伦敦支行更是提升了它的声望。" 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正面临灾难性事件的冲击时，纽约支行则忙于应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巴黎的安德鲁·梅耶则经历着从货币交易员到备受尊崇的投资银行家的角色转变，他将向政府和公司客户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安德鲁第一次展示自己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才能是在与法国制造商雪铁龙的合作业务上。由于安德鲁·雪铁龙是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姐姐安托瓦内特的岳父，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期就已经购买了雪铁龙很大部分的股份。（在戴维·戴维－韦尔位于巴黎市郊富人区（纽利）的家里，他与安德鲁·雪铁龙第一次见面。戴维首先将自己的艺术收藏品炫耀了一通，然后告诉安德鲁·雪铁龙他想重组雪铁龙的公司，这样就可以提高公司的赚钱能力。）安德鲁·梅耶也是雪铁龙的朋友，他劝说雪铁龙将雪铁龙金融子公司SOVAC出售给拉扎德，安德鲁·梅耶的目的是将SOVAC变成一家广义的金融公司。在J·P·摩根和商业投资信托公司（CIT）的帮助下，拉扎德购买了SOVAC，将它改造成一家金融巨头后，又以高价卖给了通用电气的金融财务子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安德鲁·梅耶的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是：将雪铁龙从大萧条的破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一开始，安德鲁·雪铁龙请求皮埃尔·戴维－韦尔帮助他，但是情况非常不妙，因此皮埃尔转而求助于安德鲁·安德鲁。梅耶通过公司董事会与雪铁龙最大的债权人-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米其林同意将所持的债权转为雪铁龙的股权。由于这样的交易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安德鲁·梅耶在法国一夜成名，成为企业总裁们追捧的对象。 尽管安德鲁的名望在迅速上升，但一种不安的氛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笼罩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伦敦支行和巴黎支行仍在为债务的支付而苦苦挣扎，纽约支行在大萧条中也疲于应付。虽然纽约支行开拓了承销业务，但剧烈的竞争导致业务利润下降。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阿尔兹切尔心仪的项目-对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投资。1936年7月，皮埃尔·戴维－韦尔给阿尔兹切尔寄了一封信，其中充分反映了皮埃尔对纽约支行财务状况的担忧，尤其是纽约支行几年来一直延付投资资本4%的利息（米歇尔在多年后还会在布鲁斯·瓦瑟斯坦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应该还记得，1935年纽约支行没有支付任何利息，而且从1931年开始纽约支行就没有全额支付过利息了。"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既然纽约支行已经挣到了钱，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延付利息。可能您会负责地调查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们您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合伙人撤资'项下的数额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大幅增长，我认为您对此应该提供财务解释。鉴于针对外国人的新税法条例，我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整体财务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9天后，阿尔兹切尔做了回复，他在回信中告诉皮埃尔，他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将这些答案写在信纸上，因为"有些问题的性质特殊，最好不要通过信件简单地加以解决"。 阿尔兹切尔让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研究皮埃尔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福施的回答是，4%的资本年度利息支付已被分成2.5%和1.5%两部分。"之所以分成两部分是出于财务原因，而且利息源自先期赚得的利润。"他在信中写道。然后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协议的理解-2.5%的那一部分利息"在合同到期前可以不支付，公司获得的利润中要保留足够的数额，以备支付这部分延期支付的2.5%的利息"。 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不会即时偿付利息的行为让戴维·戴维－韦尔很不满意，这也恶化了该家族本已相当窘迫的财务状况。戴维在1898年娶了伦敦银行世家财产的继承人佛洛拉·拉斐尔为妻，夫妇俩定居在纽利。在那里，他们建了一幢巨大的别墅，戴维还在此继续自己十来岁时培养起来的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戴维的孙子米歇尔曾说过，除了战争年代，戴维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为自己或某个博物馆买入或卖出一件艺术品。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艺术走廊去散布，或者安排在办公室里会见某个艺术品商人，直到这个商人离开之后他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拥有巨额财富以及高度的艺术敏感的戴维在1923年成为了巴黎卢浮宫的主要赞助人，当时他52岁。 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纽约支行发放红利的长期不足，最终导致戴维·戴维－韦尔开始在财务上吃紧。到了1937年2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戴维做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举动，他宣布将大部分著名的油画、素描画及雕塑等收藏品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维尔邓斯登。这个数目在当时称得上是艺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相当于现在的7 000万美元。不过这些藏品确实物有所值，因为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18世纪艺术品。这次卖掉的藏品包括了60幅油画、150幅素描、50件雕塑以及几幅蜡笔画，被称做是"私人持有的法国最重要的18世纪艺术藏品"。当时《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宣布藏品卖出的文章，但是文章对戴维的这一举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丹尼尔·维尔邓斯登在家族回忆录中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戴维·戴维－韦尔之所以出售这些藏品，完全是因为他家里面放不下这么多的艺术品，而且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现代作品。"他在墙壁上腾出位置来了，" 维尔邓斯登这样写道，"然后他又开始了收集。" 而米歇尔·戴维－韦尔道出的真相则没那么浪漫了。193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糟糕，戴维－韦尔家族失去了伦敦支行的股份，那20%的股份转由培生集团持有。再次买入20%股份的价格约合500万美元-即戴维－韦尔从维尔邓斯登那里得到的金额。尽管戴维·戴维－韦尔在当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高达500万美元的投资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米歇尔才能在1984年通过交易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并于2000年将其合并为如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而且，再次购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票本身也相当有价值。 截至1938年1月1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宣布合并旗下刚成立三年的证券承销公司，成立一家新型合伙公司，新公司仍叫拉扎德－弗瑞斯公司。后人称这次合并是"一次合乎逻辑的发展，能更好地满足证券业务所需的各项条件"。拉扎德－弗瑞斯公司的办公室集中在百老汇120号公正大楼的第二层，而且公司在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共有三家分支机构。公司有7位合伙人，其中阿尔兹切尔是领导者，但是皮埃尔·戴维－韦尔对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纽约支行的业绩一直持怀疑态度。1938年6月，皮埃尔乘船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尔兹切尔讨论了公司的业绩问题。"我们都认为合伙人太多，我们必须减少合伙人的数量。此外，你、我还有斯坦利·拉塞尔都觉得应该巩固团队的实力。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越发坚信这些措施对建立成功的新企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同年11月10日的信中，皮埃尔告诉阿尔兹切尔，他将在11月26日乘坐皇后玛丽号再次来纽约。"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当面分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做出相应的决定。"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我还有斯坦利的看法是一致的，考虑到从我6月离开时起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暂缓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处理是明智的做法。" 到1938年，欧洲笼罩在了德国军事侵略的阴云中。1938年3月13日，希特勒宣布大合并，即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在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德国和奥地利有200多所犹太教堂被纵火烧毁，这些国家针对犹太人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都被洗劫一空。91名犹太人被杀害，还有3万名被送去了达蒙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正开展狂热的除犹运动，他们的最初目标是清除德国5万左右的波兰裔犹太人。当时德国人将波兰裔犹太人圈集起来，然后将这些人运到波德边境附近的珀森。波兰也不愿收留这些犹太人，因此很多人都死于饥饿和严寒。 到193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戴维·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乘机重订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合伙协议》。安德鲁在拉扎德的合伙人身份确立了，因此他们家族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权份额也必须重新调整。根据米歇尔的说法，所有权变动的表面原因在于为了避免德国人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事实确实如此-并据以控制纽约支行（德国人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将巴黎运行和纽约支行分开。但其实修改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创建专权管理结构-如《合伙协议》4.1章所述-这样可赋予一个人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单方面聘用或解雇合伙人和其他雇员，也可以单方面设定年度薪酬。与其他大部分行业一样，设定员工的薪酬以及决定员工是否可以保留职位是投资银行界最高的权力。 这份1938年12月31日的《合伙协议》成为了拉扎德的罗塞塔石碑①，而"第4.1章定义的合伙人"则成为拉扎德的独裁君主。从1939开始，安德鲁·梅耶不仅创造了拉扎德"第4.1章定义的合伙人"这样的概念，而且还成为了这样的合伙人。"他希望得到纽约支行的绝对权力。"米歇尔这样评价才华横溢、善变难缠的安德鲁·梅耶。 尽管《合伙协议》的改写对远在纽约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他尽量忽略了其中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的日子里，阿尔兹切尔无私地为安德鲁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提供帮助，但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恩将仇报。新的《合伙协议》表明，安德鲁和阿尔兹切尔之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了你今天早上在电话里讲话的语气相当不友善。"阿尔兹切尔在1939年8月给安德鲁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他们两人刚通话讨论了安德鲁涉足门德尔松银行破产事件的问题。门德尔松银行是一家声誉较佳的小型投资银行，它的总部在柏林。弗里兹·曼赫墨博士是安德鲁·梅耶的朋友，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金融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他管理着门德尔松银行阿姆斯特丹分行。曼赫墨是一名反纳粹的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逃离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到阿姆斯特丹重建了门德尔松银行。1939年6月1日，他在巴黎城外的城堡里娶了简·平托·赖斯。 在婚礼当天，重达250磅的曼赫墨心脏病发作。8周之后，他于8月9日再次心脏病发作。当发现自己的银行资不抵债后，他绝望地病死在了自己的城堡里（有人怀疑他是开枪自杀身亡）。最后真想大白，弗里兹·曼赫墨为了购买弗米尔、伦勃朗和弗拉戈纳尔等人的珍贵作品，向自己的银行高额借贷。当他死后，这些贷款无法偿还，因此门德尔松银行就破产了。 曼赫墨死后一周，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弄清楚安德鲁·梅耶个人在这位德国银行家的财务危机中涉入的程度。"我很不喜欢听到报纸或别的什么人说你还持有高达100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此外，我始终不清楚你的抵押贷款是250万美元，还是250万法国法郎，抑或是荷兰盾；我也不清楚门德尔松是否还欠你其他债务。"他在信中写道，"你很明确地告诉我，无论贷款数额多大，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处在和你同样位置上的伙伴，对此表示兴趣而已。同时，我再次强烈抗议你今天上午在电话里说话的语气。"我们无法得知这样的不愉快持续了多久，不过安德鲁确实帮阿尔兹切尔联系上了曼赫墨地产的托管人，然后询问那幢法国城堡的价格，当时阿尔兹切尔正考虑要买下它。"我在想，这幢别墅是不是可以用优惠价购得？"阿尔兹切尔在信中这样询问安德鲁，"如果能够，那么我将考虑购买这幢房子，因为我相信法国的好日子在不久将到来，如果能在离巴黎如此近的位置拥有这么个小地方，这将令人非常愉快。" 1939年9月1日，德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入侵了波兰。两天后，英法共同对德宣战。这些恶性事件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不久后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39年9月13日，戴维·戴维－韦尔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感谢信，对他在"战争前夕发送"的"友好电报"表示感谢。戴维在信中说，自己的儿子皮埃尔在战争一开始就被征兵入伍，皮埃尔离开巴黎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还未进入危险区域"；另一个儿子吉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法军颁发的十字勋章，现在正等候部队的"动员令"，而两个女婿则已经被调遣。戴维还谈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人员情况，员工已经"大为减少"，但 "幸运的是，安德鲁还在，不过他的工作非常艰巨，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才意识到岁月不饶人的问题，在年龄的限制下，我已经无法再为公司贡献更多的力量了"。 戴维的话深深打动了阿尔兹切尔。 因此，在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请求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世界浩劫面前，我视你们为本行的领导力量。你们的父辈向你们灌输了银行的高贵传统，你们也能忠诚地遵循父辈的教导。我坚信，你们将尽你们所能，让拉扎德这个名字在纽约、巴黎和伦敦保持赫赫声名。因此，当战争结束，我们的三家银行将继续发挥强大的金融媒介作用，将再次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当前环境下，我最大的欣慰就是，只要有此必要，我还可以继续依靠你们的忠诚合作。 12天后，戴维·戴维－韦尔再次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稍显含混的信或多或少带着点神秘的色彩。"作为9月13日信件的补充……我想告诉你，我们大家全都在指望着你，我个人希望你能全面关注本行在美国的利益。如果你愿意这样做，请你密切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有关事件，然后根据你的判断或视情况需要做出相应调整，采取相应步骤。"然后，他还在附笔中写道："安德鲁向您表达他诚挚的祝福。"两天后，阿尔兹切尔直接给安德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回信说清楚"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想象我们感觉多么疏远和孤立，我们完全不了解你的想法"。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面谈，因此我强烈希望你能派莫瑟或其他值得信任的人前往纽约。" 对于巴黎支行的合伙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而言，战争的爆发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水晶之夜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希特勒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的决心。拉扎德投资银行是犹太人创办的欧洲知名银行，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犹太银行家。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出逃。在这场纳粹发动的战争面前，在大西洋两岸的生存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唯一要务-对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和合伙人而言均是如此。在德国入侵法国的三天后，阿尔兹切尔向戴维·戴维－韦尔写信表达了对皮埃尔人身安全的担心。"我很难向您表达我们对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的难过之情，不过我希望您能继续告诉我皮埃尔的人身安全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我们时刻牵挂着你们。"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安德鲁·梅耶将妻子伊莎贝拉和两个孩子菲利浦和弗朗辛送去了法国西部城市波尔多，而他自己则留在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巴黎，然后同家人一起逃离法国。"梅耶对自己的处境不存在任何幻想。"卡里·赖克这样写道，"他在一家著名的犹太银行工作，而且还是一位显赫的犹太银行家。"安德鲁·梅耶曾经公开帮助德国的犹太人逃离德国，此外还资助过暗杀希特勒的计划。 到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安德鲁认为离开巴黎的时候到了。他锁好了自己的公寓，然后雇车去了波尔多。几天后他与家人会合，然后一起去了西班牙边境。在离开波尔多时，安德鲁弄到了当时极其昂贵而且很难到手的西班牙出入境签证，因此，当其他法国难民们在边境上排着长长的队伍时-这个场景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一直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安德鲁·梅耶一家人则轻松地穿过人群进入了西班牙。他们坐火车去了什塔德，在几天后又动身去了相对安全的里斯本（葡萄牙）。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到1940年6月底，也就是巴黎沦陷后不到一周的时候，德法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拉扎德投资银行将在法国的业务从巴黎迁到了里昂。应安德鲁·梅耶的请求，阿尔兹切尔在1940年6月27日给安德鲁的信件中，夹带了一封律师委托的授权书以及来自"美国国务卿哈里廷"（这可能代指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或赫尔的助手）的函件的复印件，这封函件专门说明了安德鲁·梅耶的签证申请问题："安德鲁·梅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成员，该公司现在迫切需要他来美国。请对此事尽快处理。" 7月2日，阿尔兹切尔再次给安德鲁·梅耶写信。"您和贝拉还有孩子们能安全地离开法国，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迫不及待地向您们来纽约表示热烈欢迎。今天上午我收到了您发来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安德鲁，他正想办法让安德鲁全家坐飞机到纽约，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那么就换乘美国出口货轮。在结尾处，他还写道，戴维·戴维－韦尔"如果只字不提皮埃尔就会非常可怕"。7月月末，安德鲁和家人乘坐美国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直接从里斯本飞抵纽约-这次从硝烟弥漫的欧洲到自由国度的逃生旅程显得相对平稳。迄今为止还有人对安德鲁如此容易地安全脱险持忌恨态度。"我在巴黎碰到过安德鲁的一些亲戚，他们到现在还愤愤不平，说永远也不会原谅安德鲁抛下他们不管。安德鲁一家人能通过西班牙，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走运。"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说道。 与费利克斯一样，戴维和家人就没有安德鲁一家那么幸运。当德国人开始在1939年横扫欧洲，而且显得来势汹汹、无法抵挡的时候，戴维吩咐仆人米尼特将自己的艺术藏品打包收集起来。米尼特细心地为这些艺术品列好清单，然后再装入木箱-共装了130个箱子，每个都用"DW"做了标记-这些箱子和卢浮宫的大量藏品一起都被运到了桑切斯一座城堡里，其他22个装满了地毯、稀有的日本画以及一些油画的箱子则被送往法国北部的另一个城堡加以保存；而他收藏的柯罗、雷诺阿和哥雅的画作则被寄往美国，其余的家具、雕塑以及一些油画则留在他在纽利的家里。 在巴黎保卫战爆发前夕，戴维·戴维－韦尔首先去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在那里他为自己和家人拿到了去瑞士的签证。但是他决定不去瑞士，而是尽量想办法通过葡萄牙去美国。6月19日夜晚，他使用护照和法国维希政府发放的签证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之后他又去了葡萄牙。7月9日，德国人将戴维的家洗劫一空，剩下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都被抢走了。德国军队还决定用戴维的大宅子作为他们在当地的指挥中心。 皮埃尔通知自己的父亲戴维·戴维－韦尔，在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出现了一片"自由区域"，因此戴维在7月17日回到了法国。当时皮埃尔39岁，他曾是一名法国军官，当时已经退役并开始担心拉扎德的前景。一周后，法国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所有在5月10和6月30日期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逃离法国的法国人都将被剥夺法国国籍。米歇尔美化了祖父戴维的葡萄牙之行。"我们整个家族都是非常爱国、非常忠诚的。"他曾经这样说，"我的祖父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回来的时候这样说，'我老了，我希望能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纳粹分子纷纷涌向那座珍藏了戴维大部分艺术藏品的桑切斯城堡，他们有关于这些艺术品收藏地点的准确信息。"当你控制了这个国家后，"艺术品交易商盖伊·维尔邓斯登这样解释道，"那么人们显然会来向你告密，而且一些人会急于挣钱，他们随时都准备背叛。"1941年4月11日，ERR（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希特勒的艺术品查抄组织）开始盗取戴维的艺术藏品。 8月14日，戴维·戴维－韦尔待在维希西南约30英里的小城查特尔-盖扬的瑟摩尔旅馆，当时所有的巴黎银行都被指定搬往维希。戴维到维希城去看望皮埃尔夫妇，然后在当天还与另一位拉扎德合伙人见了面。在与皮埃尔会合后，戴维忙里偷闲地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就阿尔兹切尔等纽约合伙人对安德鲁前往纽约的担忧加以安抚，因为安德鲁在实际上拥有公司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到来将意味着阿尔兹切尔大权旁落。戴维尽量缓和阿尔兹切尔的心情，让他不要那么悲观地认为安德鲁会很快代替他在纽约支行的位置。关于自己的维希之行，戴维的描述带了点神秘的色彩，但是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不祥之兆。 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详细询问他你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但是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向你表述我的看法，说明你还有我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我认为，无论我们，抑或我们的父辈，在过去为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也受了公司的恩惠，在公司绝佳的声誉和名望下，我们才有今天个人的名望和财富。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你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也相信你将尽你所能继续发展纽约支行。 9月8日，戴维·戴维－韦尔在听法语广播时得知自己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他的全部财产都要被充公。到了1940年10月月底，维希政府公布了23位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著名人士的姓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维希政府的新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在上面签了字。安德鲁·梅耶和戴维·戴维－韦尔赫然名列被剥夺公民权的名单中-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公开羞辱。虽然戴维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但他在听到这条消息时完全被击垮了。 1941年2月22日，维希政府的财政部依照德国人的指示对29家犹太银行实施"雅利安人"管治。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收了犹太人开的商铺和商场。事实上，纳粹分子早在8个月前就开始着手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当巴黎支行刚搬到里昂时，就被控制在了"临时经理"的手中，因为它属于"犹太人所有或部分为犹太人所有的企业"类型。 到了194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被纳粹分子接管并关闭。银行的办公大楼也被出售给一家法国保险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和雇员们开始四散逃生。戴维·戴维－韦尔和妻子时刻生活在被德军包围的恐惧中。他们逃离了里昂，在法国西南部坎瑟恩的一座城堡躲了起来，这座城堡是一位法国反德领袖的家。到了1942年年末，这个地方开始变得极不安全，戴维他们只得再次出逃到阿让，以瓦尼尔的化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他们熬过了战争，戴维·戴维－韦尔实现了他死在法国的愿望。1952年7月，他在纽利的家里去世。 在帮助安德鲁逃出里斯本后，阿尔兹切尔开始集中精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逃出法国。当时普通犹太人在法国的境地都相当危险，更何况皮埃尔还是出生于银行世家的知名犹太银行家。与垂垂老矣的戴维·戴维－韦尔不一样的是，皮埃尔必须管理拉扎德的日常事务，他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帮助皮埃尔，阿尔兹切尔开始不断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写信。"在您忙于国家大事之际，我非常不愿意用个人私事来打搅您，"阿尔兹切尔在给OSS（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的特殊信息部官员瓦雷斯·B·菲利浦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了我们前天谈到的皮埃尔·戴维－韦尔的问题，我不得不鲁莽地给您写信求助，因为这件事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得到菲利浦的帮助，进而使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被拒的情况能得以逆转。"我很难理解这次拒签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认识了皮埃尔大半辈子，而且与他以及他父亲-著名的戴维·戴维－韦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皮埃尔具有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智商以及巨大的勇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因勇敢获得了两次嘉奖。"阿尔兹切尔告知菲利浦，皮埃尔"仅仅是出于业务讨论的需要才来纽约，在此之后他将返回法国"。在信的结尾，阿尔兹切尔这样恳求道："如果您能明了事情真相，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我恳求您能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两周后，阿尔兹切尔给新汉普郡的前任州长、代表该郡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斯戴尔斯·布里吉斯写了封信，希望获得这位参议员的帮助，斩断一直阻挠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戈耳迪之结"。他在信中解释说，自己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与皮埃尔交谈，沟通的缺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经营受到了不利影响。"他必须来纽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我的利益、整个拉扎德投资银行利益的问题。"阿尔兹切尔这样写道。在信中他还提及了美国政府官员实质上担心但却从未言明的问题-皮埃尔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与当前管理法国的维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了。"皮埃尔接触的一直是巴黎上层社会，现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维希政府的拥戴者。"但是阿尔兹切尔暗示皮埃尔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我可以向任何人担保他在访问期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了解决皮埃尔签证申请受阻的"这种极不公平的问题"，他愿意去见华盛顿的任何人。此外，他还道出了纳粹分子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事情，说："这家银行是他和他的父辈生命的全部，而且这家银行在美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若要解释为什么皮埃尔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可以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个私人理由应该最具说服力。" 阿尔兹切尔在同一天还给美国副国务卿小阿道夫·A·伯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将皮埃尔及其父的成就吹捧了一番，然后他还在其中加上了皮埃尔因为勇敢获得法军十字勋章的功绩。此外，有谣传声称美国国务院"可能不喜欢他那些法国上层社会的朋友"，因为"在上流社会中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贝拉分子"，阿尔兹切尔就这些谣传向伯利做了解释。他在信中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战争已经使得拉扎德合伙人无法当面商讨银行的变动，"为此他希望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会晤，我和其他合伙人都非常期待能在美国与他见面"。在信结尾时阿尔兹切尔写道："我不知道能向谁寻求帮助，如何能在不大费周章的情况下将此事解决，如何能清除他过来的障碍。" 最后，这个疙瘩似乎终于被解开了。4天后，伯利的一位助手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根据国务院的记录，马赛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在1941年9月10日-一个月前-电报通知，向"皮埃尔·韦尔"（根据国务院的信件显示，"我相信这与您信中提到的是同一个人"）发放签证。但是这次确实不是同一个人。阿尔兹切尔在当天给国务院签证部门写信，再次恳求向里昂的皮埃尔-而不是马赛的皮埃尔发放签证。最后，到了11月1日，签证部门主任给阿尔兹切尔回信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国务院已经通知"里昂的美国签证官" 向皮埃尔"发放非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于是迅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对批准"我的好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获得签证表示感谢。尽管美国签证在当时是众所觊觎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皮埃尔能够真正来到纽约的第一步。 最后，皮埃尔终于在重重阴影中现身了。1942年4月6日，他想办法从里昂来到了里斯本。当天夜里11点半，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里给阿尔兹切尔发了封电报："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能很快见到你。向大家问好。皮埃尔·戴维－韦尔。"但是好几周过去了，皮埃尔始终无法坐上从里斯本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们告诉皮埃尔，可以为"紧要业务旅行"提供"优先权"，皮埃尔于是请求阿尔兹切尔向华盛顿的朋友们寻求帮助，让他能"被列入华盛顿制定的乘客名单"。但是"优先权"名单在不断增长，皮埃尔每次都被挤了出来。阿尔兹切尔向他发来电报，让他直接与机场代理商联系，以获得更高的优先权。"我让这些延误搅得心烦意乱。"皮埃尔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误了接近两个月后，皮埃尔终于使用短期旅游签证来到了纽约。几乎在同时，阿尔兹切尔开始为皮埃尔及其家人-皮埃尔43岁的妻子（贝丝·哈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10岁的米歇尔和7岁的依莲妮）还有贝丝母亲（71岁的加斯顿·哈兹夫人）的永久移民签证而奔走。皮埃尔已经到了纽约，住在第57街林荫大道上的瑞兹城堡旅馆，但是他的家人仍滞留在法国。 为了帮助皮埃尔获得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开始寻求多方面的帮助，其中不仅包括杜威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亚瑟·巴兰廷，还有他的妹夫赫伯特·雷曼-他已连续9年担任纽约州州长。阿尔兹切尔请求雷曼向美国国务院移民签证部主任布雷金瑞吉·朗写信以帮助皮埃尔。这封给朗（后来很多人指责他对犹太人向美国移民横加阻挠）的信件的目的"仅仅是吸引他的注意，以便让你不必通过常规途径，进而快速达成目的"，阿尔兹切尔在给雷曼写信时说道，此外他还向妹夫表达了皮埃尔的谢意。 但即使是雷曼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帮助。1942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皮埃尔和阿尔兹切尔两人发送了函件，通知他们签证的"初期审核结果并不理想"，此事上报给了部门间签证审核委员会做进一步审核。在皮埃尔同意的情况下，委员会邀请皮埃尔在9月18日做一个面谈。皮埃尔的亲自出面加上阿尔兹切尔和巴兰廷的陪同最终起到了作用。10月10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正式文件，皮埃尔一家人的移民签证得到了批准，而且美国在尼斯和蒙特利尔的相关官员都已得到此通知。阿尔兹切尔终于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皮埃尔可以自由地留在美国，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可以移民了。 但是4天后，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又遇到了困难。贝丝·戴维－韦尔电报通知丈夫皮埃尔，法国当局已经禁止他们离开尼斯。贝丝有意延误了离开法国的最后期限，因为她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因此被纳粹分子逮捕。阿尔兹切尔赶紧向美国国务院发函，看是否能改变法国当局发布的阻止皮埃尔家人离开法国的禁令，但是这根本无济于事。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获得了众人渴望的美国签证，但是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们在余下的战争岁月中不得不东躲西藏。在被禁止离开法国几个月后，贝丝和继子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戛纳。据米歇尔解释说，当时是因为米歇尔的祖母（比利时人）的名字"列在将被逮捕的外国犹太人的名单中"。米歇尔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火车离开戛纳。在火车上，他静静地听着其他乘客的反犹太言论。"我并不是傻瓜。"米歇尔这样说。尼斯的一些同情他们的人向他们提供了伪造的证件，然后皮埃尔的家人就使用这些假证件搬到了一位朋友-韦利伯爵夫人的家里，化名为瓦特尔（与韦尔的首字母相同）。他们一家在伯爵夫人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位伯爵夫人帮他们找到了一所待租的城堡式房子。虽然这座房子非常舒适，但是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年，从1943年复活节一直住到1945年复活节。有关米歇尔的官方文件显示，他当时名叫"米歇尔·瓦特尔"，出生于亚眠（而不是巴黎），他的出生日期也与实际日期不一样了。 尽管在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他们一家仍留下了女仆和男管家。米歇尔在战争年代里几乎不去上学了。"这真是妙极了。"他在多年后说道，"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就像是在度假一样，我还读了很多书。"他读的书中包括福楼拜、司汤达和纪德的作品，但这只不过是小孩子驱除恐惧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他们时刻面临着危险。他们的父亲远在纽约，而他们的继母则不停地担心别人会发现他们的犹太血统，就像其他家庭成员所遭遇的那样。米歇尔无法忘记在离开戛纳的火车上听到的那些窃窃私语。为了避免被认出是犹太人，米歇尔和妹妹在半夜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成为了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回忆说："我父亲告诉我，'你是法国人，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因此成为天主教徒将更实际。我要让你接受洗礼。'"（皮埃尔·戴维－韦尔自己在1965年皈依为天主教徒。）米歇尔说，这次半夜的洗礼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家里的成员都不是非常信奉宗教。"这很平常，"他说道，"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战争我才明白自己是犹太人。"（直到现在，米歇尔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和犹太慈善组织提供财务支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休伯特·海尔布伦正是在这段时期认识了米歇尔，他相信就是因为这段战时的经历，使米歇尔形成了对人"冷淡"的态度。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贝丝与前夫生的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了。成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盖拉德被纳粹分子逮捕了，他先被送往多拉，然后被送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后死在了那里。贝丝再也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当阿尔兹切尔全心全意帮助皮埃尔和他的家人时，安德鲁·梅耶则在不紧不慢地给位于百老汇120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制造麻烦。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和他的家人在努力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初到纽约时住在第五街的史丹霍酒店，然后搬到了林荫大道上的戴蒙尼柯酒店，接着他们又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麦迪逊大道的超豪华的凯雷酒店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第33层的两套房间。这样频繁地转换住所，说明安德鲁离开自己在巴黎创下的天地后内心非常苦闷。被误诊为癌症患者、不会讲英语以及没有客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更令他痛苦的是，似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做出的成就。他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袭来-纳粹、战争、法国的失败。"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这样解释安德鲁在当时的境况，"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突然一切都坍塌了，他必须从头再来，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勇气重新开始。" 到了1941年5月1日，安德鲁从委靡不振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开始了冲锋陷阵。他聘用了一位新的助手西蒙·罗森，这是一名比利时女人，她安排自己的母亲与安德鲁在中央公园南部的罕布什尔家庭酒店会谈。在接受安德鲁的聘用后，女儿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安德鲁在百老汇120号的办公室-不是第二层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而是其上的第30层。在安德鲁后半生里，罗森一直是他的助手。随着业务的增加，后来安德鲁又聘请了第二名助手阿尼克·珀西瓦尔-他的瑞士籍会计的女儿。 为了重新找回自己往日的辉煌，安德鲁使用了惯用的手法-将眼光瞄准了那些最大的客户：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将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主席、备受尊敬的戴维·萨诺夫发展成自己的客户。安德鲁在一开始就向犹太联合募捐助会进行天价募捐，金额高达10万美元。这个协会是最受萨诺夫青睐的一个慈善机构，而萨诺夫则被这个他从未听闻也素未谋面的人表现出来的慷慨给镇住了。正如安德鲁所料，萨诺夫开始接近他，这个过程与当初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挑选出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如出一辙。从此以后安德鲁和萨诺夫两人便开始了长期合作（这一直被传为佳话），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达好几十年的客户。"获得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这样的客户就如同现在获得了微软这样级别的客户。"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解释道。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安德鲁开始骚扰在第二层工作的纽约合伙人。虽然他还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五大合伙人之一，但是根据修改的《合伙协议》第4.1章，他仍然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向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纽约合伙人发送了一封极具挑衅意味的便函-彻底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安德鲁：在严厉和专断的同时又有一点阿谀和逢迎。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用熟练得令人惊讶的英语写道， 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代表，我希望在我们签订新合约前声明，我非常满意地看到第二层工作的合伙人能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充分相信，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非常清楚。我要让他们明白，我充分信任他们，并且希望在以后能尽量与他们合作。基于我肩负的各种利益及责任，我将尽可能地出席二层召开的各种日常会议，讨论公司在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在我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能自由提出对银行有利的建议。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节省费用开支，我们将认真考虑辛格根据阿尔兹切尔和鲁塞尔的要求做出的缩减支出研究。请大家放心，公司管理的最终决策权以及相关责任始终都在纽约合伙人手中，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 尽管安德鲁的措辞比较晦涩，但是他已经相当明确地告诉纽约合伙人，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有权的唯一代表，根据新的《合伙协议》，他有权力自由决定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管理和经营。当然让他做出此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现实情况-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得不在纽约支行的基础上重振整个公司。 如果说安德鲁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实质上仅仅是他意图的流露，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正式向阿尔兹切尔施压了。在一封三页的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阿尔兹切尔，解散由阿尔兹切尔一手创办起来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时候到了。他还提醒阿尔兹切尔， "一年多以来" 他一直努力说服阿尔兹切尔，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必须解散。"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他还提到了1941年9月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董事会会议，他本来希望阿尔兹切尔能在会议上宣布解散基金。"当时存有友谊和抚慰之心，因此我没有进一步要求。但在这以后，我们从去年10月月末开始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安德鲁在信中写道，战争的爆发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望聪明的你能够主动解散基金，因为你是公司的决定性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说服你，让你相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抱有徒然的幻想。在1942年我们将不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无谓的风险。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这是见识和勇气的明证。"安德鲁在信中解释说，自己已经就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出于"朋友"的忠诚以及"巴黎合伙人的责任"来发表看法的。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老板。" 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兹切尔勤勤恳恳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奉献了近35年-在1919年纽约和伦敦支行面临清算的时候无私地提供帮助；默默无闻地带领公司走出了1924年的危机；在1931年和1932年濒临破产的时候，仍在苦苦支撑；在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岔路口带领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纳粹分子查封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后仍保持坚定的信心……当他凭借自己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去为高级合伙人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这两位著名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从战火纷飞的欧洲安全抵达美国时，他的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忠诚的定义。他甚至做成了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帮助皮埃尔的家人争取得了美国签证。但即便受了阿尔兹切尔如此多的恩惠，皮埃尔和安德鲁还是一起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1943年12月16日，也就是皮埃尔刚到纽约一年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宣布阿尔兹切尔将在12月31日正式"退休"。公告还宣称，皮埃尔和安德鲁将成为纽约支行的个人合伙人，巴黎支行仍是纽约支行的合伙人。作为退休的嘉奖，阿尔兹切尔仍担任他钟爱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主席。当阿尔兹切尔离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按安德鲁的要求撤出了在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权益。正式分道扬镳以后，阿尔兹切尔将办公室搬到了华尔街40号，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以图影响世界局势，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则搬到了华尔街44号。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权力变迁的背后原因不难想象，但是人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毕竟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帕特里克·格舍尔曾这样说过-合伙人们曾就安德鲁和皮埃尔取代阿尔兹切尔的问题进行投票，尽管只有一位纽约合伙人投票反对阿尔兹切尔，但他还是被踢出了局。1998年为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出版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史对这次事件仅做了如下简单刻薄的描述：当安德鲁和皮埃尔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发现纽约支行"已经乏善可陈。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法国合伙人就开始重建公司，他们开始吸收新的合伙人，并在华尔街和业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阿尔兹切尔业已过世的儿子亚瑟是高盛的长期合伙人，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他父亲的遭遇。"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有过任何控制权，"他说道，"我相信控制权被牢牢把握在法国合伙人的手中。在任何时间里，只要这些法国合伙人想要实施控制，他们就有能力这样做。"在私底下，亚瑟·阿尔兹切尔极其反感安德鲁和皮埃尔对待自己父亲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亚瑟在意大利一座豪华庄园度假时意外地遇见了将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罗伯特·阿格斯汀利，他们两人在高盛工作时就彼此认识。阿格斯汀利一直记得这次偶遇，当他告诉亚瑟自己将离开高盛去拉扎德投资银行时： 他看着我说："你还敢去那个鬼地方工作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全家的吗？"然后他接着说："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他非常忠诚，我们全家都对那些家伙非常忠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要把他们带过来。他们非常粗鲁无礼，他们把自己的公司丢给了代理人管理。我们是体面的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但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递了一些文件给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就被赶出来了。我们家族当时是纽约的犹太名门。我们是有尊严的人。我们的名声要比他们的好。这帮人就这样溜进了公司-皮埃尔·戴维－韦尔只不过是受安德鲁这个狡猾卑鄙的坏蛋所控制的傀儡。你是高盛的人，为什么要帮那伙人干活呢？"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合伙人的背叛，但他还是能在公开场合保持镇定。在公开宣布离职的4天后，他给伦敦的罗伯特·金德斯利发了封电报。"非常感谢你通过皮埃尔转致的问候。请放心，纽约支行正处于多年来最稳固和最有希望的阶段。向各位合伙人和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1944年1月，阿尔兹切尔推荐皮埃尔加入了位于百老汇60号第21层的一家入会限制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瑞瑟斯。1945年3月，他又推荐安德鲁加入了这家俱乐部。1944年10月，他给七十多岁的戴维·戴维－韦尔写了一封短信，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者表示祝福，并告诉戴维自己在战争年代非常想念他。他还在信中说起了自己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经过，尽量把这件憋屈的事情描述得轻松一点。"毫无疑问，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长期合伙人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道，"早在7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唯一的遗憾是，误解似乎已经影响了我一直珍视的友谊。"但是他却没有收到戴维的回信。 1945年5月，阿尔兹切尔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给安德鲁寄送了一封让人非常伤感的信。这封法文信只有两页，主要介绍了他在那几周内了解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已经死了，而且非常可怕。纳粹分子逮捕了吉恩，然后在1943年把他送到了多拉。一到那里，他就被强迫进行苦力劳动，连续7个月在地下挖秘密隧道，每天要劳作12至18个小时，而且不能到地面上来。纳粹看守对待战俘非常残忍，强迫他们在隧道里睡觉。1944年5月左右，包括吉恩在内的很多囚犯在几个月来第一次被允许到地面上来。但是吉恩很快得了心脏病，他开始变得非常虚弱。然后他被分配当电工。这时候，他才能偶尔有机会与同伴下下象棋或做一些数学计算。1945年4月6日，纳粹用火车将吉恩从多拉集中营强制送往位于柏林东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他患了痢疾。阿尔兹切尔在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条件极其恶劣，火车的每节车厢都塞了130个人，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就这样连续站了9天。很少有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我无须详述这趟火车上发生的暴行，我只想告诉你这样的事实，80%的人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前就已经死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吉恩挺过了这次旅程，纳粹把他扔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医务室的台阶上，据说他在4月15日或16日死在了医务室。一个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出来的战俘回到巴黎后把这些可怕的消息-但是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证实-告诉了皮埃尔·戴维－韦尔。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非常渺茫的希望"，吉恩可能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到了俄军控制地区的某所医院。 这个悲惨的消息击垮了皮埃尔和贝丝。虽然阿尔兹切尔要求安德鲁不要把这事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他们身边的人，不要向他们暗示吉恩可能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一直怀有渺茫的希望，认为吉恩还平平安安地待在医院里。但是1945年6月月末的一天，皮埃尔和贝丝还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证实吉恩已经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身亡了。阿尔兹切尔用电报向皮埃尔"发送了他和他妻子最诚挚的慰问，对已经证实的悲痛消息深表同情"。皮埃尔从位于巴黎吐欧特大街5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临时办公室做了回复："贝丝被您和海伦的慰问深深感动了。您亲爱的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 但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阿尔兹切尔和皮埃尔之间以及阿尔兹切尔和安德鲁之间的友谊。尽管我们很难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出端倪，但是阿尔兹切尔与其他人的通信却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在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多年后，阿尔兹切尔经常给住在纽利的安德鲁·拉扎德的孀妻姬尼特·拉扎德写信。在其中一封日期为1952年7月（戴维·戴维－韦尔死后的第10天）的信中，阿尔兹切尔向姬尼特吐露了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让他遭受的终生创伤。"现在距离我们上次通信已经有很长时间，我常常会想起您。"他这样写道，"我在前些日子得知了戴维·戴维－韦尔过世的消息，对此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从小就认识他，而且我和他的关系本来一直特别好，但是皮埃尔向他的脑海里灌输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观点，皮埃尔在戴维面前歪曲了他和我之间的不愉快。我还想向弗洛拉-戴维·戴维－韦尔54岁的妻子-表示慰问，但现在我感觉自己会打搅她。唉，我真是受够了！" 安德鲁·梅耶自然不会考虑阿尔兹切尔的感受。首先，安德鲁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受伤的感受；其次，他没有时间来缅怀过去。战争很快结束后，安德鲁预期美国和欧洲肯定急需复兴严重受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拉扎德投资银行急切希望自己有资格帮助美国领导人达成经济目标。为此目的，安德鲁迅速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的那些老的合伙人，组建了新的队伍，其中包括来自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阿尔伯特·赫廷格；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 & Co.）的前合伙人及交易人乔治·莫雷恩，以及前军官、小型经纪公司希尔兹公司的雇员埃德温·赫佐格。"从一开始，安德鲁就一心只想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彻底换员和公司重建。"卡里·赖希在《金融家》中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业务类型相当繁杂-这是如此规模的大公司所存在的典型现象-安德鲁认为这是一堆缺乏系统的、毫无利润可言的大杂烩。在他眼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部分合伙人和员工都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因此，他迅速在业务和人员这两方面进行了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