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打工时，前辈已跟我老曹说“工字不出头”，于是我1969年开始学习投资。事实证明这个说法完全没错。到了今日，我老曹的财富85％来自投资回报，只有15％来自40年薪金减去每年开支而存下来的资金。 当年为了筹集资金投资，加上要花钱“拍拖”，我不但投稿到报社赚取稿费，还在每天3点半香港股市收市后，到股票公司隔壁的洋行打英文信，再到旺角教书，晚上替人补习英文。因为投稿到《明报晚报》（已停刊）获得刊登，认识了当时任职编辑的林山木兄，不但令我半生与报业结下不解之缘，同时更有机会投资《信报》再赚一笔。 1969年我用5 000港元积蓄购买股票，1971年已赚得20万港元，到了1973年更变成50万港元。并非我老曹智慧特别高而是时势造英雄。1970年恒生指数由不足100点上升至1973年的1 700点，上升17倍多。 那些年间，股市风高浪急，我在1971年就因有勇无谋而得到第一个教训。当时我大概读过几本有关投资的书籍，自以为很懂投资技巧，便借贷炒股，结果1971年恒生指数在3个月内由406点跌至278点，跌幅达31.5%。本来只是小数目，但因为自己借贷，加上不懂得止损之道，1971年初赚得的20万港元，最后只余7 000港元。 之后我痛下苦功，一口气啃下很多本有关投资的书籍，拿着剩下的7 000港元，誓要从头再起。到1973年1月，我老曹感到股市已升至疯狂的地步，极不合理，于是便卖掉手上所有股票，套现逾50多万港元。我当时也曾向自己任职的股票公司老板发出忠告，提醒他小心。但1973年1月至3月，股市再由1 200点升到1 700点，老板认为本人危言耸听，在意见分歧之下，竟嘱咐别人接替我的工作。 事业上既然被投闲置散，我又不准备入市炒股，见有大量空闲时间，想想倒不如结婚好了。我花掉10万港元举行婚礼，再用15万港元置业，又与太太到菲律宾度蜜月。 那次蜜月旅行，是我老曹第一次坐飞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很好笑。我带着一部名牌相机、一部8厘米摄影机（重量不轻）、3套新西装、20卷彩色胶卷（当年香港仍没有彩色冲印服务，回港后要寄回日本冲晒），到马尼拉入住半岛酒店，穿西装游百胜滩，出尽洋相还热得长痱子；再加上背着10多斤重的摄影器材跑来跑去，样子实在古怪。今天已不敢再拿出当年照片给人家看。 其实我老曹根本不喜欢摄影，当年为什么这样做？目的只为告诉全世界：我赚了几十万港元，可以“豪”得起！同样的，今天我老曹遇见一下子赚了几百万港元的年轻人，自以为了不起就胡言乱语，便想起当年自己的怪异行径而失笑。 那一年，林山木兄离开《明报》，邀请我老曹为他创办的《信报》效力。当时我心想：如果继续为《明报》撰稿写文，数十年后我能做到什么位置？如果转投《信报》当开荒牛，数十年后又会怎样？当年《明报》职工已有数百人，数十年后不论公司规模如何，在公司内我可能仍然排名数百；而当年《信报》只有10人左右，数十年后若公司能大规模扩展，在数百人当中，我至少也能排名第十。于是我就决定加入《信报》，后来更投资10万港元入股--这跟我一直鼓吹选股要发掘优质的二线股，实为同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