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来自东方,中国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解放: 刚摘去“走资派”帽子的卢志民用100元筹建翻砂厂; 日后的钢铁大王李海仓和日化大王陈凯旋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 吴仁宝成为改革模板; 俞敏洪与顾雏军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 胡成中在寒风中推销、孤儿牛根生进了养牛场; 因为父亲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随知青返城;而父亲右派平反,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 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文章中写道: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期望的恢复。大多数地方的通货膨胀仍然很高,这使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人们担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在论调如此悲观的国际环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却共同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这是外界抛出的问题,也是内部试图回答的问题。光明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浩劫刚刚过去的晴朗心情。不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此相对应的是,僵化强大的体制与理论体系,对试探性的问与答毫不感兴趣,只是不断地说“是”与“凡是”,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力。1978年春,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背井离乡,在外讨饭。 然而,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专家,还是拿着放大镜的科学考察员,都对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丧气地摇头。据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估计,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如果人民的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证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邓小平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对政治敏锐的人开始觉察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这些人多为乡村的基层干部。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身上的政治属性让这些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而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了他们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所以,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 此时,远在吉林四平红嘴村生产队长卢志民刚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1976年夏天,卢志民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生产队长”而关进牛棚。“牛棚”的日子,卢志民无奈、彷徨、度日如年,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现在,他又思前想后,决定办一个翻砂铸造厂,“中央已经允许,此时不干,更待何时?” 翻砂铸造厂建厂初期的工作情景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企业起跑的原动力。办厂经费只有100元,卢志却定下了年底盈利3万的目标。建翻砂铸造厂,冲天炉是必需的。买不起,就四处寻觅,看到挡猪圈的,堵鸡窝的,搭小仓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块破铁板破铁皮,说服人家先给出来,以后加倍奉还。借来电焊机,用破铁,自己设计,焊接出个冲天炉。 鼓风机也是需要的。还是买不起,到四平市里求借。终于在制锹厂废料堆搜罗半天,发现一台报废的老式鼓风机,央求人家低价卖出。买不起电机,搬来碾房用来磨米的一台旧电机,装上轴承、瓦盒,凑合用。不到两个月,红嘴翻砂铸造厂宣告竣工。一切因陋就简、拼凑利用,然而一切符合规范。这一年,铸造厂产值达到7.2万元,超额一倍多完成指标。红嘴的成就引起了个别上级部门的注意。有公社领导很不自在地说:“卢志民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整翻砂厂。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平了。”卢志民的胆量没有夭折在改革前夕,因为他恰到好处地“撞”对了时机,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地处天津郊区西部的王兰庄村,也在这年开启了改革的变局。一位年仅22岁的新支书郭宝印走马上任了。但过于沉重的现实让村民难以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全村人均耕地半亩,人均年收入160元,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下,以至于全村4个生产大队垮掉3个,大多数村民连烧火做饭的柴禾都没有;与贫穷相伴的还有日渐恶劣的民风,赌博、盗窃、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逐渐开放的经济形势中,郭宝印开始了探索,筹建第一个企业:小型拔丝厂。拔丝厂需要投资十几万元,这对人均年收入160元的王兰庄无异于天文数字。郭宝印每天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一家一户地说服,费尽口舌地筹钱。 几个月的施工和调试,试车成功。可初次出来的产品质量不过关,没人要。为了提高拔丝厂的产品质量,郭宝印又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国营企业学习,受尽奚落。最终,津南区一家企业的老技术员被郭宝印感动,偷着给他们指导技术,拔丝的质量问题得到解决。正式生产那天,郭宝印亲自开动机器拔第一盘丝。不料操作中,齿轮咬住郭宝印的手套,把他的胳膊往机器里拽。他急忙退步拔手,慌乱中踩断电源,才停了机器。 产品制造出来,销路又成了问题。七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刚刚兴起,大众不放心乡镇企业产品的质量,不相信乡镇企业的实力。乡镇企业仿佛石头下的种子,在努力地发芽,却迫于重重阻力,需要寻找裂隙,破土而出,向上生长。郭宝印三番五次地上门推销,一次次被人赶出来,他还是挂着笑脸。厂家最终被郭宝印的执着打动,答应试用,发现他们的产品质量同样合格,签订了购货合同。心情激动的郭宝印为此流下了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任何一个有志于通过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去获取成功人生的壮志未酬者,都没有理由不为之落泪。 不仅仅只是邓小平有意无意的几句讲话,应该说整个78年的政策、舆论环境都在发生显而易见的改变。这恰是大众情绪的体现:渴望改革。 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过左倾向,赞成个体经济的发展: 赚钱就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万恶的“四人帮”编造出来的。这个谬论不批判,社会主义事业就还要受影响(《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 人们爱用“大河”与“小河”来比喻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说明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是,大河的水是小河汇集起来的,“小河水涨大河满”,不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道理吗(《姓“钱”和姓“资”是一家吗?》)? 江、浙地区的“老虎灶”陆续恢复了,各地历来受群众欢迎的茶馆、风味小吃店、说书场……,是不是也可以恢复,来一个“旧瓶装新酒”,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望呢(《恢复“老虎灶”的启示》)? 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大会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这才有了新时期人才辈出的局面。出席大会的若干人中,有个叫任正非的青年。他文革时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参军,是年从部队转业,10年后,创立了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价 “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的华为。他本人在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世界100位名人,也是作为“商界巨子”入选的唯一中国人。 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先导。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讨论受到党中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时算起,改革开放的30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30年。这30年,能从昨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在于起点高、起跳早。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姿态萌芽。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这些企业家包括,本土日化大王陈凯旋、2003年死于非命的钢铁大王李海仓以及三十年后在低压电器行业形成鼎足之势的“柳市三雄”中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 1978年用陈凯旋的话说,是一个“垃圾都能卖出价钱”的年代。这年,已经在广州打工三年的他正式跳入商海。 三年前,普宁流沙公社流管站组织青年外出打工,高中刚毕业的陈凯旋通过熟人介绍争取到一个名额。最初在棠下广州市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而后到沿江路清拆旧楼,还在黄埔新港挖排水工程,陈凯旋做的都是苦力活,只求温饱,不求其他。提起这段经历,陈凯旋感叹:“很苦,但受用无穷。” 单干后,起初做些小规模的买卖,只要赚钱,他什么都做。直到看见宝洁,这个早早进入国内的世界标杆企业用眼花缭乱的广告撩动起了陈凯旋好奇的神经。他顿悟式地发现,家乡的广大地区,物资匮乏,消费需求渐涨。 1978年春节,陈凯旋用3000元的储蓄装了满满两箱洗衣粉、洗发水回家倒卖。从此,他每周奔波于广州与潮汕地区倒腾商品。卑贱的命运在瞬间被改写,跑遍了潮汕地区各大乡镇的陈凯旋积累起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倒卖商品终究是买低卖高的“小本生意”,有了积蓄的陈凯旋决定办家生产洗衣粉的工厂。为了拉开档次,他花了5000块钱在县电视台做了立白“史上的第一个广告”。广告的效果吹糠见米,不到半年,“立白”洗衣粉占据普宁县60%的市场份额。之后,陈凯旋一个个地上门拜访临近县城做洗涤的商户,游说他们成为自己的经销商,并带着他们到普宁县观摩。队伍慢慢地扩大,陈凯旋在广州成立了立白洗涤用品有限公司。一年过后,立白的销售额做到了一个亿,产品占领了潮汕地区。 日化行业内有个默认的“潜规则”,厂商间以赊销的方式先货后款,就连宝洁也不得不遵守这样的“中国国情”。经销商胃口有多大厂家就得铺多大的货,货款再多厂家必须垫着。1996年,陈凯旋广撒英雄帖,请全省日化行业的经销商,到广州参加立白招商大会。 在会上,陈凯旋想方设法说服经销商现款现货。反抗的姿态形形色色——臭骂、白眼、当面把他恭敬递出的名片扔进垃圾桶里……构想失败,陈凯旋没有放弃。他找到最初跟着立白拼天下的经销商们,逐一谈话。最终,广告的强势拉动,忠心经销商们的全力配合,立白“广东攻略”立竿见影。几个月后,到处都是立白的产品,一些“相信陈凯旋不是骗子”的经销商主动找来寻求合作。第二次经销商大会超出想象的顺利。“跳得最凶”的经销商抢过话筒表态:“老陈,我们服了。” 2008年1月28日,3000多人的礼堂,数千名业内精英的注视,陈凯旋畅谈《立白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创业的时候,国内日化行业早已兵荒马乱,一些产品价格奇高,更多的消费者买不到或买不起优质的洗衣粉,所以我们觉得一定有市场,抱着这个朴素的理念,我们坚持做下去,所以就有了立足的机会。 没有任何一条路是畅通无阻的,做企业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太多规则的瑕疵,我们不断完善,不断地改变规则,所以就有了机会。很多人抱怨找不到机会,问问自己,你对规则的理解和利用有多少?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心存善念。因为只有首先对别人好了,别人才会同样地回报你。所以我们的合作伙伴、经销商、供应商,乃至员工,都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被看好的行业,选择了一条注定充满坎坷的道路,我们深知自己的弱小,所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从产品、市场、工厂、渠道、品牌、知名度,一步步地提升,一点点地学习。失败的变数太多,我们尽可能地走得小心,走得平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着自己的责任。做企业如做人,我们不能留下大笔的财富,但我们至少可以留下一个让人尊敬的名声。 其实这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作为立白,我们就这样坚持了14年!” 一直如履薄冰的陈凯旋不知道,他能顺利地一路走来,是因为他的起步,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随后才能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建国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一直学习、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30年的时间,日化轻工业已经跌入低谷。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幸好有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此的陈凯旋们,才让日化产品重新在市场上富裕起来。仅仅10年之后,中国人已经可以用积压的此类产品换苏联的飞机。可见在起跑的初期,陈凯旋们的机遇有多大。从这个角度看,山西人李海仓的曲线和陈凯旋异常巧合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同样是1975年,李海仓发现了一点门道:商店里紧缺肥皂,人们买不到只有用猪胰子、皂角水代替。作为生活必需品,要是能自己生产肥皂,肯定不愁销路。三年后中秋节的前两天,李海仓向父亲提出要出去闯闯。他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二话没说给了30元作路费。 背着一个小包,李海仓上路了,目的地是距家乡川口村59公里的运城。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一个晚上,他找到运城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中秋节全厂放假休息,只剩下守门的大爷。原本失望的李海仓听说大爷做过肥皂,立刻把刚买的两盒月饼送给了他,还硬拉着去小店里喝了几杯。几杯下肚,大爷决定收下这个“徒弟”。大爷找来一只铁桶,教他如何配料、如何熬制。一个星期后,李海仓如法炮制,做出了第一块肥皂。有了技术,他返回家乡,找到大队干部,要求大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