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业活动的初期，风险投资就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面目存在于世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壮举，就受到了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投资者的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风险投资家。直到20世纪后半叶，风险投资才逐渐成为大规模的专业化行业。这场大变革的领导者就是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听到乔治斯•多里奥特这个名字的了，记得就在2002年，当时我正在查阅有关风险投资发展历史的资料，虽然资料不太丰富，但是多里奥特这个名字被反复提到了好多次。我找来一大堆报纸和杂志，一些书籍花了一两章的篇幅介绍多里奥特的事迹，还查到了一个电影短片，但是没有一本完全介绍其生平的传记。 “他是现代风险投资行业的创始人，但是市面上宣传他的书籍或文章却很少。”乔希•勒纳（Josh Lerner）说。他是哈佛商学院专门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的一位教授，“他是第一位经营正规的风险投资企业的专业人士。在他的大力促进与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成为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的总裁：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从此风险投资业开始初具雏形。著名投资家查尔斯•克德林（Charles F.Kettering）预言说不出5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得关门大吉。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多里奥特用实际行动证明克德林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培育了100多家新企业，其中多家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极大地促进了电脑、核粒子加速器、医疗设备和海水淡化技术的开发与进步。多里奥特甚至还曾向老布什创办的第一家企业——萨帕塔石油公司，提供过资金支持。“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第一个相信投资高风险的小企业也能创造巨大财富的人。”曾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合作，之后就职于雷曼兄弟公司的投资银行家阿诺德•克罗尔（Ar nold Kroll）这样说道。 多里奥特貌不惊人，但是浑身上下散发着超凡的人格魅力。“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些大名人，例如贝多芬和爱因斯坦。”东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查尔斯•戴尔（Charles Dyer）说。戴尔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多里奥特晚年居住在曼彻斯特时，戴尔是他隔壁的邻居。多里奥特身材瘦削，面容严肃，大概1米8高，脸上留着稀疏的胡子，穿着优雅得体，拥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他说话时带有的法国口音很迷人，有些同事称他的声音是“柔中带刚”。他做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即使是在抽烟斗时。“像其他事情一样，他在挑选烟丝装入烟斗时表现得就像一位艺术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高级主管詹姆斯•摩根（James F.Morgan）说，“他在办公室存放了特别定制的烟丝。”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多里奥特总是穿着整齐的西装，因此他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时，要求每一位上他课的学生都要穿正装。“只有报童和中学生才穿运动服。”他对学生这样说。 我对多里奥特了解得越多，我越为这位拥有伟大思想的巨人的不俗魅力所吸引。多里奥特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人。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也心甘情愿地被他的气度风采所折服。 1899年9月24日，多里奥特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在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工作时参与了第一辆汽车的制造。前去巴黎拜访多里奥特尚健在的亲戚时，我得知多里奥特的父亲，奥古斯特（Auguste）自己也是一位企业家，20世纪早期创办了Doriot-Flandrin-Parant公司，这是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公司。 1921年，多里奥特乘坐汽轮来到美国。尽管他在美国没有亲人和朋友，没有上过大学，研究生只读了一年，但是这个法国人凭借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教授。在30年的漫长时间里，多里奥特给几千名学生上过课，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世界一流大企业的领袖。他讲授的课程为《制造学》，但是实际上他向学生灌输的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与商业理念。在哈佛任教期间，多里奥特就像是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一样，把自己的智慧悉数传授给一代又一代不断成长的年轻学子。“多里奥特很引人注目，”连锁药店CVS公司创始人拉尔夫•霍格兰（Ralph Hoagland）说道，他曾在1962年上过多里奥特的课，“他是那种你无法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的人。他鼓励我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他讲过的课程让人难以忘怀，同时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有一次他特意向学生们讲授如何挑选妻子——很多早年的学生早已忘记在哈佛商学院求学期间学过的很多东西，但是仍然清晰地记得多里奥特讲过的很多话。他还经常强调一些被广泛认同的主题，例如自我完善，团队合作，社会贡献，同时用实用而简洁的话语总结他的人生哲学： “在没人看着的时候也能勇敢做事的人才是一位真正的勇士。” “如果可以用威士忌换取情报的话，那么我们宁愿多拿出一些威士忌。” “审计师就像裁缝：他能把一个胖人打扮得看上去苗条一些，高一些或者年轻一些。” “如果你不能把手底下的员工动员起来的话，那么企业就没法发展。” “永远要提醒自己：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总有一些人正在生产的产品会使得你的产品被淘汰。” 多里奥特是20世纪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全球化和商业领域创新的重要性。多里奥特早就明白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10多年后，经济学家们才开始对技术进步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多里奥特的很多想法对彼得•德鲁克非常有启发。”查尔斯•韦特（Charles P.Waite）说，他以前也是多里奥特的学生，曾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工作多年。 在课堂上，多里奥特经常会谈到铁路、空调和航空，指出这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开辟了新的市场，提高了商业效率。“多里奥特认为市场永远存在竞争，因此他相信只有创新，不停地创新，永不松懈，才是保证自己始终走在竞争对手前面的唯一方法。”多里奥特的密友、雷曼兄弟公司前任投资银行家罗伯特•麦凯布（Robert McCake）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里奥特为盟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还在战争中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在军需总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主管时，多里奥特在军队里领导了一场革命——让科学技术为战争服务。在他的指挥下，美国陆军找到了重要原材料的替代品，研制出多项发明成果，例如防水纤维、可以抵御寒冷天气的鞋子与制服、遮光剂、杀虫剂和营养丰富的野战食品，包括战场应急口粮。在一个机密项目中，多里奥特还负责监管一种名叫 “Doron”的新产品，这一新发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轻重量塑料铠甲。鉴于他取得的辉煌成就，多里奥特被提升为陆军准将，获得了特别贡献奖章，这是给予非战斗人员的最高军事奖励，此外还被授予了大英帝国爵士勋章和法国军团荣誉骑士勋章。 多里奥特的战时经历证明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他不仅目光长远，而且很有行动力，他精力充沛，守纪律，具有非凡的感召力，积极地把自己的伟大设想付诸于实践。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参与筹建了许多重要的机构。1954年，他提出的建立和平时期美国步兵军备研究机构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美国陆军士兵系统中心（U.S. Army Soldier Systems Center）终于在马萨诸塞州得以建成。在过去的60年里，这个研究实验室为美国士兵提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装备。1959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成立圆了他建立欧洲商学院的梦想，现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商学院之一。 纵观多里奥特取得的多个成就，我们发现，他是个离经叛道的人。尽管在执教初期，他帮助哈佛商学院建立了著名的案例教学模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在教学中并没有继续使用这种教学方法，而是更热衷于向学生传授他的人生哲学与商业理念，他还让学生深入到企业完成调查作业，以便他们获得实践经验。在军队服役时，他也时不时地违抗命令，只为了确保士兵们能够拿到保证生命安全的装备。进入金融界以后，他颠覆了传统观念，证明耐心地投资那些高风险的小企业也能创造巨大的财富。 事后看来，多里奥特在管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时付出的努力真正证明了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946年，多里奥特被众多精英人士——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公司的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Merrill Griswold），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Karl T.Compton），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 E.Flanders），他是第一位公开批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国会议员——推选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总裁。 美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以后，这些精英人士希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能够有助于新英格兰和整个美国经济的复苏。在他们看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能够弥补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缺陷：新企业非常需要获得资金支持和专业的指导，但却无法获得。我们现在很难设想这到底有多么困难，因为全球的游资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企业家们确实很难获得资金支持。银行非常保守，拒绝向这些刚刚建立没多久的小企业提供贷款。当然，像洛克菲勒这样的富有家族确实投资了一些新企业，但是这样的家族数量太少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决心打破精英阶层孤立封闭的围墙，在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当中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 在个人生活中，多里奥特总是谨小慎微，避免犯错。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多里奥特知道风险投资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是可以事先大致估量的。“他总是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应当制定一个远大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晚期供职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丹尼尔•霍兰（Daniel J.Holland）这样说道，“在没有对所有的相关风险进行全盘考量之前，他是不会把钱投进去的。”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最初建立时拥有的资金量并不是太多——初始的风险资金只有340万美元。由于最初的几笔投资都失败了，因此在企业运行初期，多里奥特花了很多时间来安抚愤怒而急躁的股东。但是在多里奥特的领导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成功范式。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培育的几十家优秀企业足以说明多里奥特所取得的成就。除此之外，多里奥特还充分利用写文章、演讲和召开年会的方式扩大影响：在公司年会上，各家下属企业可以展出自己生产的产品，并有机会与潜在投资者见面并交谈。“他让这样的年会变得十分有意义，吸引了很多仿效者。”雷曼兄弟公司的克罗尔（Krall）多年来参加过多次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年会，他这样说道。到了20世纪60年代，多里奥特的影响力透过其弟子的传承仍然经久不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多位老员工离开公司后创办并成功经营了第二代风险投资企业，其中包括格瑞洛克资本合伙企业和富达风险投资企业。 多里奥特一直坚持有耐心投资理念，因此获得了成功。他相信投资企业必须坚持较长时间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应该只为迅速获得利润就做起倒卖的勾当。收益只不过是努力工作的副产品，并不是工作的目标。多里奥特经常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辅佐一家企业慢慢成长，然后才能获得投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把下属企业称做“我的孩子”的原因。 “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会问自己能获得什么回报，”1967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多里奥特的这句话，“当然，你可以有希望——你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好。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这就是对我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又忠诚，那么即使他没能取得所谓的高回报率，我也愿意继续支持他。你知道，有些人直到很大岁数才变身为天才。如果我是一个投机者，那么肯定要考虑回报率。但是我认为投机者——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而我是在培养人才和企业。” 他培养的一个“孩子”，彼时不过是一家小企业的数字设备公司，现在已经成长为行业巨头，它成就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传奇历史。1957年，麻省理工学院两位年轻的工程师——肯尼斯•奥尔森（Kenneth P.Olsen）和哈兰•安德森（Harlan Anderson），创办了数字设备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其提供了70 000美元的资金以换取70%的公司股份。数字设备公司的总裁和企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肯尼斯•奥尔森想要制造出体型小巧、价格低廉且易于使用的计算机，向 IBM公司生产的玻璃外壳的大型机发起挑战，而当时IBM公司是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计算机制造商，且是该行业内唯一盈利的企业。 这是一场完美的竞赛。在奥尔森身上，多里奥特看到了工程师兼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他一定会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向成功。“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只是有想法而已；而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多里奥特说，“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有行动力的人。”奥尔森就是多里奥特要找的那种人。在多里奥特身上，奥尔森看到的是一位耐心的父亲总是不断给他鼓励或讲授人生智慧。从此，这两个人的命运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当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卖掉手中持有的数字设备公司股权后，公司的净资产高达4亿美元之多——与初始投资额相比，投资回报率超过了 70 000%。这是年轻的风险投资业第一次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波士顿周边128号公路附近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圣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开创了风险投资企业向高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先河，现在这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雷曼兄弟公司前任总裁沃伦•海尔曼（F.Warren Hellman）说。海尔曼帮助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多家下属企业发行上市，其中包括数字设备公司，“多里奥特走在彻底改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最前沿。 ”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对数字设备公司和其他几十家新建小企业的培育开创了企业文化的新时代。在数字设备公司，奥尔森就是国王，企业内部没有等级制度。就像杰克•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数字设备公司就像是一块试验田，反传统的文化开始逐渐孕育。“他绝对是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他让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库珀实验室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克•蒙哥马利（Parker G.Men tgo mery）说。这是一家成功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曾在20世纪60年代对其提供资金支持，“有了这样的支持，他的存在，他的理念，他对新公司的信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力量。” 多里奥特并不孤独，他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妻子埃德娜（Edna）的全力支持。妻子的关怀让他心无旁骛，一心只想搞好自己的事业。埃德娜是一位聪明可爱、富有爱心的美国妇女，她在哈佛商学院担任研究助理时结识了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48年里，埃德娜是多里奥特最深爱的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夫妻两人共同度过了童话故事般美好的婚姻生活。多里奥特经常给埃德娜写爱情诗。他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在出差的旅途中，他在睡衣里发现了埃德娜写给他的‘爱语’。”奥尔森说。 尽管多里奥特拥有非凡的天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人。在最初建立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根本不应当采用公开上市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多里奥特从未认真考虑过给企业安排一位接班人。多里奥特也没能说服政府监管者，他们老是威胁说要把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赶出风险投资业。举个例子，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得持有下属企业的股票期权，这意味着多里奥特将无法吸引最出色的人才到公司工作。1965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甚至派人到公司的办公地点突击检查，这让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为激怒了多里奥特，他写了好多份指责谩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件，但是这些信件上都标着：“不要寄出——基于公司律师的建议。” 尽管结局有点悲惨，但是从总体上看，多里奥特的一生与重大的时代变革是紧密相连的。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从大企业主导型——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变成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小企业驱动型，例如数字设备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星巴克和很多其他企业。从此以后，这些创新型的小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提供了几百万个高薪职位，同时也逼迫传统行业变得更加有效率。近来，国家风险资本协会的一份研究成果发现，1970—2005年期间，风险投资培育的企业创造了1 000万个工作岗位，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约占17%。 多里奥特是这个大趋势的预言者，他领导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打破了传统金融业封闭固守的高墙。在这场有关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革命中，多里奥特（不管是执教、写作、在军中任职、做学术还是作为金融家）是毋庸置疑的先行者。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像尊重其他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子那样——例如 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或安德鲁•卡内基•敬重多里奥特先生。我相信，在你读完本书以后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