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气管中之异物。。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室颤，”隔日早晨，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南塔基特打电话来说，“他们说的可能是‘室颤’，也就是心室颤动。” 他们也许说了“室颤”，也许没有。心房颤动不会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骤停。心室颤动会。也许他们说了室颤。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中理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救护人员已经在客厅了，从逻辑上说，接下来应该去医院。我觉得救护人员可能会非常突然地决定要去医院，我可能来不及做好准备。我可能来不及带齐需要携带的物品。我可能会浪费时间，拖他们后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钥匙，还有一份约翰的医生给他做的病历摘要。我回到客厅，医务人员已经在地板上摆了一台电脑，他们盯着屏幕看。我看不见屏幕，所以我望着他们的脸。我记得有个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们做了决定，匆忙离开。我跟着他们到电梯，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他们先将轮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辆救护车。其中有个人陪我等电梯上升回来。等到他和我坐进第二辆救护车的时候，载着轮床的救护车正从大楼前面开走。从我们的大楼到长老会医院的分院（原来的纽约医院）之间隔着六条街。在我记忆中没有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我记忆中一路畅通无阻。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急诊入口时，轮床已经消失在医院的大楼中。有个人在车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着医生的服装。他没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问司机，然后转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说，我想肯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一个母亲说的。她十九岁的儿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这是她在HBO纪实频道上说的。鲍勃·赫尔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句话。“但我当时觉得只要不让他进门，他就没法告诉我。那么——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一直说：‘太太，我要进去。’而我一直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救护车和社工的那个晚上过去将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吃早餐时看到这句话，当时我认出这种想法与我的如出一辙。 在急诊室中，我看到轮床被推进一间病房，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上来推动。有人让我在休息室等待。我听从了。那儿有一道有出入证件才能跨越的线。在这道线后面等待，似乎是。在这道线后面等待意味着我仍有时间对待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面有几张保险卡，我以前没有和这家医院接触过——纽约医院是长老会医院的康奈尔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伦比亚分院，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第168号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至少二十分钟车程，对这类急症来说太远了——但我能够让这家陌生的医院发挥作用，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稳定之后我可以安排他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我思考着转到哥伦比亚即将碰到的细节（他将会需要一张有遥测监护仪的病床，最终我还可以让金塔娜也转到哥伦比亚去，她被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几个哥伦比亚医生的寻呼机号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能让这一切实现），当时那个社工又出现了，领着我走过那道需要出入证的线，走进休息室旁边的一间空房。“你可以在这里等待。”他说。我等待。房间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寻思从我打电话求救到医务人员抵达之间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没隔着什么时间（上帝眼里的一粒微尘，这是我在休息室旁边的房间中想起的一句短语），但肯定至少也有几分钟。 为了编写一部电影中的某个情节，我曾经在工作室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机在卡片上打出一个从《默克手册》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说的是大脑能够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张粉红色索引卡：“大脑组织缺氧四至六分钟即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或者死亡。”当社工再次出现时，我告诉自己肯定记错这个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个男人，他介绍说是“你丈夫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死了，对吧？”我听见自己问医生。医生望着社工。“没事的，”社工说，“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们带我走进约翰躺着的病房，病房的帘幕都放了下来，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问我是否需要牧师。我说是。一个牧师出现了，说着悼词。我向他道谢。他们把约翰用来存放驾驶证和信用卡的那个银色钱夹交给我。他们把原来在他口袋中的现金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表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机交给我。他们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他们说袋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们道谢。社工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我请他帮我拦一辆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我向他道谢。“你有坐车的钱吗？”他问。我说我有，我是个冷静的人。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来之后，约翰将夹克和围巾挂在一张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看到它们仍挂在原位（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因为你爱过我》摄制组人员穿的巴塔哥尼亚牌防风上衣），我在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样。崩溃？需要镇静剂？还是尖叫？ 我记得我一直想我得和约翰谈谈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事不跟约翰商量。 因为我们都是作家，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方的声音。 我并不认为他总是对的，他也并不认为我总是对的，但我们彼此是对方信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投入和兴趣都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我们肯定会有争执，因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得到更好的评论，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们说我们的私人生活肯定充满了职业上的妒忌和憎恨。这和事实完全不符，一般人坚持这么认为，只能说大众对婚姻的理解相当空洞。 这也曾经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件事。 从纽约医院回家当天晚上，我只记得房间里阒寂无声。 我在医院拿到的塑料袋里面有一条灯心绒长裤，一件羊毛衫，一条皮带，我想没有别的东西了。灯心绒长裤的裤管已经裂开，我想应该是医务人员割的。羊毛衫上有血迹。皮带被卷了起来。我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插进他写字台上面的充电器。我记得我把他的银色钱夹放进卧室的一个盒子。我们的护照、出生证明和法律服务证书都放在其中。这时我查看钱夹，看到他带着的是这些卡片：一张2004年5月25日到期的纽约州驾驶证；一张大通银行的贷记卡；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一张富国银行的万事达卡；一张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卡；一张美国西部作家协会的会员卡（当时正是学院奖的投票时间，用这张会员卡可以免费看电影，他肯定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记不清楚了）；一张医保卡；一张地铁卡；还有一张美敦力公司发行的医疗卡，卡上写着“我身上植入了一个Kappa 900 SR型心律调整器”的字样，还有这件设备的序列号，移植它的医生的电话号码，以及附注“移植日期：2003年6月3日”。我记得自己将原来在他口袋里的纸币和我自己包里的纸币放在一起，我展平那些钞票，小心翼翼地将二十元和二十元放在一起，十元和十元放在一起，五元、一元和五元、一元放在一起。我记得我一直在想，当我这么做，他会明白我正在处理事情。 当我在纽约医院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有个门牙缺了一角，我想那是摔倒造成的，因为他脸上还有淤伤。隔日，我在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看到他的尸体，脸上的淤伤没那么明显了。我跟殡仪员说别给尸体化妆，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做点清洁工作就好了”，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把淤伤遮盖掉。和殡仪员打交道时，我依旧很漠然。我到坎贝尔殡仪馆来下了很大决心，决意避免任何不合适的反应（比如流泪、愤怒、在一片肃穆中无助地笑起来），结果我什么反应都没表露出来。我妈妈去世后，带走她尸体的殡仪员在床上空出来的地方放了一束假玫瑰。这是我弟弟告诉我的，他非常生气。他们也会给我假玫瑰。我记得自己匆匆选了一副棺材。我记得在我签署文件的办公室有一个老旧的时钟，已经停了。约翰的侄儿托尼·邓恩当时陪着我，他问殡仪员钟怎么不走了。殡仪员看上去很乐意向人解释这件装饰品，他说那个时钟已经停了好几年，但被当作“某种纪念品”保留了下来，供人缅怀这家机构的往昔。他似乎拿时钟来给我上课。我想着金塔娜。殡仪员所说的，我也能大声地说出来；但我所喊不出来的，是想到金塔娜时脑里回荡的诗句：你的父亲长眠海底深处/他的双眼已经化成珍珠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 八个月之后，我问我们这栋公寓楼的经理是否仍保留着12月30日夜里门卫所做的记录。我知道有这么一份记录，我当这栋楼的业委会主任已经三年了，门卫记录对处理这栋楼的事情来说必不可少。第二天经理把12月30日那一页给了我。记录显示那天晚上的门卫是迈克尔·弗里因和瓦塞尔·伊厄内斯库。这我已经不记得了。瓦塞尔·伊厄内斯库经常和约翰在电梯中开玩笑；他们一个是逃离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Nicolae（1918-1989），曾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罗马尼亚的流亡者，一个是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都喜欢揶揄惺惺作态的政治。“那么本·拉登在哪里呢？”每当约翰走进电梯，瓦塞尔就会问他，“本·拉登在顶楼吗？”“在那座小房子吗？”“在健身房吗？”我在记录上看到瓦塞尔的名字，却记不起12月30日傍晚当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回来时他有没有开这种玩笑。那晚的记录只有两项，比平常少，虽说时值年关，这栋楼的多数人都到更温暖的地方去了，但只有两项也太少了。 记录：夜间9点20分，医务人员到达，找邓恩先生。邓恩先生10点05分被带往医院。 记录：A-B楼客梯的灯泡灭了。 A-B楼电梯就是我们搭乘的电梯，就是9点20分医务人员上来搭乘的电梯，就是10点05分他们把约翰（和我）带到楼下的救护车搭乘的电梯，就是我在没有记录的时间独自回家时搭乘的电梯。我没有注意到电梯里面的灯泡灭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医务人员在我们家呆了四十五分钟。我总是跟人说那段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分钟”。如果他们呆了那么久，是否意味着他当时还活着？我问一个熟悉的医生。“他们有时候会工作那么久。”他说。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拿到死亡证书的时候，上面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12月30日夜间10点18分。 我离开医院之前，有人问我是否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我说同意。后来我在书上看到，有人死亡之后，医院的常规工作中最微妙、最敏感，通常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询问活着的人是否愿意对尸体进行解剖。很多研究表明，医生自身做出这个询问时也非常紧张。他们知道尸体解剖对医学的学习和教学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程序会激起一种原始的恐惧。不管在纽约医院问我是否愿意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人是谁，如果他或者她也感到紧张，我愿意为之消除：我主动要求进行尸体解剖。尽管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曾见过几次尸体解剖，我仍主动要求。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全都知道，我知道胸膛会像杀鸡那样被切开，我知道脸上的皮会被剥下来，我知道内脏会被放在天平上称重。我曾见到侦查凶杀案的警探扭过头，不去看正在进行的尸体解剖。但我仍要求进行尸体解剖。我想知道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上，我想他们解剖的时候我也在那个房间里（我和约翰一起看过几次别人的尸体解剖，我应该去看他的，当时我脑里一直想，如果躺在解剖台上的是我，他可能会在解剖房里），但我不相信自己能够理智地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我没有问。 如果救护车在10点05分离开我们的大楼，而死亡时间却是10点18分，那么中间这13分钟只是用于登记和应付机构的繁冗，用于确保医院的程序得到遵从，用于确保手续已然办妥，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盖公章、来通知这个冷静的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种盖公章叫做“公布”，死亡证书上写着“公布死亡时间：10点18分”。 我得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死了。 如果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死了，我会想我本该能够拯救他。 反正我直到看见验尸报告还在这么想，还有这种虚幻的念头，还在想着一切都有可能被改变。 他去世之前一两个星期，我们在某个餐厅吃晚饭，约翰要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帮他记点东西。他向来带着可以用来做笔记的卡片，宽三英寸，长六英寸，上面印着他的姓名，可以放进外衣的内袋。吃晚饭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些他想记住的事情，但他在口袋里找不到卡片。我想请你帮我记点东西，他说。他说要记的话是给他的新书用的，不是给我的新书用的；他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时我在准备写一本和体育有关的书。他念出来的句子是这样的：“过去的教练在比赛后走出去，并说‘你们发挥很好’。现在他们带着警察走出去，好像这是一场战争，而他们是军人。体育运动的军事化。”隔日，我把这笔记给他，他说“你如果想用的话就拿去吧”。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他将不会写那本书吗？ 他有什么不祥之兆、有什么阴影吗？那天晚上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忘记带记录卡？有一次我忘了带笔记本，他提醒我，说将想起的事情记下来的能力是能够写作与不能够写作之间的区别，难道他没有这么说过吗？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告诉他能够写作的时间正在消耗殆尽吗？ 某年夏天，我们住在布伦特伍德公园，养成了一种每天下午4点停止工作到外面的游泳池去的习惯。他会站在水中看书（那年夏天，他把《苏菲的选择》重看了好几次，想弄明白它的写作手法），而我则在花园忙活。那是个小花园，只有一点点大，里面有几条卵石小径，一座蔷薇花架，几个种着百里香、绵杉菊、小白菊的花坛。此前几年，我说服约翰刨开一片草坪，辟了这么个花园。让我意外的是，他虽然原来对园艺没有什么兴趣，却把建成之后的花园当作是一件神秘的礼物。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我们在快五点时游泳，然后走进书房，裹着毛巾看《点呼》。这是一部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电视剧，当时正在播出，剧中主角是几个性格相当单一的英国女人（其中有个人物既幼稚又自私，还有个角色估计是编剧按照《忠勇之家》中米妮芙小姐创作出来的），二战期间在马来亚遭到日本人的关押。每天下午看完《点呼》之后，我们便到楼上，再工作一两个小时，约翰在他顶楼的工作室，我则在已经变成我的工作室的走廊，走廊连着门厅，两边都是玻璃。到了七点或者七点半，我们外出吃晚饭，多半是到摩通餐厅。那年夏天摩通餐厅感觉很好。那儿总有炸虾饼，黑豆鸡肉。那儿总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人。餐厅很凉快，很完美，里面光线阴暗，但你能看到外面的微光。 约翰当时不喜欢在夜里开车。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他想多呆在纽约，一个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愿望。那年夏天，我们曾去好莱坞卡米诺大街的安瑟·希尔伯特家吃晚饭，饭后他让我开车回家。我记得自己在想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从1967年到1971年，我们住在弗兰克林大道的一座房子中，那房子离安瑟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所以对我来说不存在找路的问题。点火时，我发觉我开车载约翰的次数真是屈指可数；惟一能想起的是有一次我们开车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途中我开车让他小憩一会儿。我们当时的车是雪弗兰的科尔维特跑车，他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盹。他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说：“要是我就不会开这么快。”我没察觉到速度异乎寻常，瞟了一眼转速表：时速120英里。 然而。 开车穿越莫哈韦沙漠是一回事。在那之前，每当在市区吃完晚饭，他从未要求我开车回家：在卡米诺大街的这个晚上是第一次。我开了四十五分钟，回到布伦特伍德公园，他称赞我“开得不错”；实际上，这也是第一次。 去世之前那年，他好几次提到游泳池、花园和《点呼》的那些下午。 在《我们死亡的时刻》里面，菲利普·阿里兹Philippe Ariès（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指出，《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成书于11世纪的法国英雄史诗。中的死亡的本质特征就是死亡——即使是暴毙或者意外丧生——“到来之前会预先发出警告”。有人问加文Sir Gawain，加文爵士，《罗兰之歌》中的英雄人物。：“好心的老爷啊，有没有想过您这么快就要死了？”加文回答说：“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阿里兹注释说：“他的医生、朋友或者牧师（牧师没有在场，也被人忘记了）都没有他清楚。只有快死的人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你坐下来吃晚饭。 “你如果想用的话就拿去吧。”一两个星期前，当我把约翰口授的笔记交给他时，他说。 然后——走了。 悲哀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料到的那样。它不是我父母去世时我心里的感觉：我父亲在八十五岁生日之后几天去世，我母亲则在九十一岁生日之后一个月，他们死前几年都变得越来越衰弱。他们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悲伤、孤独（那种任何年纪的人在失去怙恃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的孤独），为逝去的光阴而后悔，为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而悔恨，为终究未能分担、甚至未能切身体会他们遭受的痛苦、无助和肉体的折磨而懊恼。我知道他们两人的死亡都无法避免。终我一生，我曾预料（担心、害怕、期待）过这些死亡。当死亡果真发生的时候，它们停留在远处，我的日常生活依然继续。母亲去世之后，我收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原是马利诺会牧师的他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感觉。他写道：“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不管我们有多少岁，（父母的去世）会动摇我们的内心深处，引发一些让我们吃惊的反应，还可能唤起一些我们认为早已遗忘的记忆和情感。这段难以预料的时间人们称为哀悼期，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身处一艘潜水艇，静静地躺在海底，感觉着大洋深处的潜流，它们忽远忽近，和回忆一起扑打着我们。” 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死了，我会在一时之间怅然若失，但我仍会在清早起床，把衣物送出去洗。 我仍会准备复活节的午餐。 我仍记得去换到期的护照。 悲哀不同。悲哀没有距离。悲哀袭来的时候像波浪，像猛然发作的病痛，像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让人膝盖发软、眼睛发黑，让习以为常的生活崩溃。实际上，每个经历过悲哀的人都提到了这种“波浪”现象。埃里克·林德曼在20世纪40年代执掌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精神病科。1942年，椰林夜总会发生了大火，他访问了众多罹难者的家属，并在1944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极其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现象：“肉体痛苦的感觉像波浪般一阵阵的，每次持续时间从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这种感觉包括喉咙发紧，伴随着呼吸急促的哽咽，需要叹气，腹中空虚，肌肉乏力，还有强烈的、被描述为紧张或者精神痛楚的主观痛苦。” 喉咙发紧。 哽咽，需要叹气。 事情发生之后七八个小时，也就是2003年12月31日早晨，我独自一人在房间中苏醒，这样的波浪开始向我袭来。我记得前一天晚上没有哭；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我进入了一种震惊的状态，惟一容许自己想的念头是肯定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救护人员在客厅的时候，肯定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例如我得拿到约翰的病历摘要，这样我才能把它带到医院。例如我得把火堆灭掉，因为我就要离开它了。在医院也有些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例如我得站在隔离线后面等待。例如我得想着他转院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所需要的那张带遥控监测仪的病床。 从医院回来之后，又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我不知道所有该做的事情，但我知道其中一些：在做其他事情之前，我得先告诉约翰的弟弟尼克。他们的兄长狄克住在科德角，那晚打电话给他似乎已经太晚了（他睡得很早，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想用噩耗弄醒他），但我得告诉尼克。我没有计划如何做这件事。我只是坐在床上，拿起电话，拨了他在康涅狄格州家的号码。他接了电话。我告诉了他。挂了电话之后，以一种我只能称之为不带感情地拨号和说话的新方式，我又拿起了它。我不能打给金塔娜（她还在我们几个小时前离开的地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昏迷着），但我可以打给她新婚五个月的丈夫杰里；我可以打给我的弟弟吉姆，他应该在卵石海滩的家中。杰里说他要过来。我说不用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吉姆说他要赶飞机来。我说不用赶飞机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说。我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电话响了。是约翰和我的经纪人林茵·尼斯比特打来的。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就把她当朋友了。当时我不清楚她怎么会知道，但她确实知道（原来是尼克和林茵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们都是刚刚跟那人通过电话），她在一辆向我们的公寓赶来的出租车上打来电话。一方面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林茵懂得怎样处理事情，她会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迷惑：此时此刻，我如何能跟人做伴？我们将会干什么呢？我们会坐在有注射器、心电图仪的电极和地板上仍有血迹的客厅中吗？我应该重新点燃尚未燃尽的火堆吗？我们会喝酒吗？她吃过饭了吗？ 我吃过饭了吗？ 我问自己是否吃过饭的刹那间，我第一次预感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在那天晚上得知，如果我想到食物，我便会呕吐。 林茵来了。 我们坐在客厅中没有针管、电极和注射器的一角。 我记得在和林茵说话的时候（说什么我不能透露），我一直在想血迹肯定是摔倒弄出来的：他的脸摔在地上，我在急诊室看到他有个牙齿缺了一角，他嘴巴里面可能被那个牙齿刺破了。 林茵拿起电话，说她要打给克里斯托弗。 我又迷惑起来：叫克里斯托弗的人中，和我最熟悉的是克里斯托弗·迪奇，但他不是在巴黎就是在迪拜；再说林茵刚才说的很可能是克里斯，不是克里斯托弗。我发现自己不断想到尸体解剖。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尸体解剖可能正在进行。然后我意识到正在跟林茵说话的那个克里斯托弗是克里斯托弗· 勒曼-豪普特，他是《纽约时报》的首席讣告作者。我记得自己感到很震惊。我想说“先别打”，但嘴巴发干。我能忍受“尸体解剖”，却从没想过“讣告”这回事。“尸体解剖”是我、约翰和医院之间的事情，“讣告”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死亡已然发生。我发现自己理所当然地在想，如果在洛杉矶，事情是否有不同的结局。我在算他死的时候是几点，当时洛杉矶又是几点。（时光可以倒流吗？如果我们处在太平洋时间区域，结局还会一样吗？）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不能让《洛杉矶时报》的人通过《纽约时报》的讣告得知这回事。我打电话给我们在《洛杉矶时报》最好的朋友蒂姆·鲁滕。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林茵和我都干了些什么。我记得她说要留下来过夜，但我说算了，我一个人会好好的。 我确实好好的。 直到隔日早晨。当时我迷迷糊糊间醒来，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我的心情很沉重。过去我跟约翰吵架之后醒来的每个早晨也都有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吵架了吗？吵什么呢？怎么吵起来的呢？如果我忘记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怎么能够重归于好呢？ 然后我想起来了。 接连好几个星期，我每天都是这样醒来。 我醒来，感觉到一片漆黑，没有天光。 在他弟弟自杀之后那几个月间，约翰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几首不同的诗歌中抽取了句子，将它们集成一首即兴的悼亡诗，上面的诗句是其中之一。 回忆啊，回忆层峦叠嶂，壁立千仞 令人胆颤，悬崖峭壁，莫测其深。 但愿，从未身历其险的人，藐视它们。 我醒来，感觉到一片漆黑，没有天光。 我想要去一个 没有暴风骤雨的地方。 如今在我看来，第一天夜里我坚持要独自度过，其实是一种原始的本能，这件事远比它表明的样子复杂。我当然知道约翰已经死了。我当然已经把这个确凿无疑的消息告诉他的弟弟，告诉我的弟弟，告诉金塔娜的丈夫。《纽约时报》知道。《洛杉矶时报》知道。然而我自己却无法接受这个消息是既成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我曾经相信发生的事情仍然是可以逆转的。所以，我需要独自一人。 第一晚之后，我将有几个星期不会独自一人（吉姆和他的妻子第二天将会从加利福尼亚飞过来，尼克会回到城里，托尼和他的妻子罗丝玛丽将会从康涅狄格州南下，荷塞将不会去拉斯维加斯，我们的助手莎伦将会从滑雪的地方回来，这个家将不会没有客人），但第一个晚上，我需要独自度过。 我需要独自度过，以便他能回来。 我这充满奇想的一年就这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