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奥拉，你现在能进来了。”一个女警从眼镜上方看着我。 “记着。”伊西嘘了一声，瞪着我。 一位留着直发的丰满的女士朝我招招手。她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名叫鲁斯。 “坐吧，维奥拉。”女警取下眼镜，放在桌子上。她旁边坐着一个穿褐色西装的男人。他没有笑。鲁斯坐在我的旁边，摆弄着笔，吸着鼻子，一块硬糖在嘴里转来转去。我闻到了梨形糖果（1） 和汗水的气味。 我吓坏了。我们把波莉弄丢了。我的记忆里有一部分是空白的，就好像遗失了一块拼图一样。我看着波莉的指甲留在我手腕上的印子，拇指边缘揉搓着红色的半月形印记，好像它们会从我的皮肉上面张开小嘴跟我说话，告诉我她在哪里似的。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把波莉留在塔里？”那位女士问。 穿褐色西装的男人盯着我看，他的手指放在一个录音机上面。我听见了录音机转动的声音。 “什么都不要说啊。”耳边响起了伊西的细语声，“他们认为是我们杀了她，他们想让我们坐牢。” “我们不是故意的。”我说话有些结巴。“你们会找到她的，是不是？”我一边问，一边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已经有数百当地人和警察搜查过了。他们在农田、沼泽和海滩上一字儿铺开，往前搜索。狗吠叫着，人们用棍子伸到小溪和荆棘丛里面戳着。波莉脸部的照片贴在树上，钉在商店柜台后面。 “慢慢想，维奥拉。”那个女警把一只塑料杯子推过来给我， “要喝点水吗？” 我搓着衬衣的布料，把边缘卷起来。我好久没看见约翰了。他们把我们分开了。妈妈说男孩们也被询问了，但不是和我们同时进行的。 “我把我的套衫给她了。” “你能讲清楚点吗？”穿西装的男人说。他用手指梳了梳头上稀疏的几缕头发。他光秃秃的头顶光滑闪亮。我想到了弗兰克。上次见到弗兰克的时候，他正在哭泣。 这间屋子的窗户开得很高。我可以看见被风吹散的一缕缕云。一只鸟儿从高处俯冲下来，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鲁斯的笔在笔记本上划拉着。她大声地吸吮着糖果。黑色的录音机嗞嗞转着。没有伊西在身边，我觉得没有平衡感，仿佛要从椅子上摔下去一样。身边的空气里似乎有个裂口，我又冷又孤单。我抬起头，手指扭着衬衣。我需要姐姐为我代言。 * 调查结束了，结论是“意外致死”。因为没有找到尸体，没法结案。但当我盯着镜子的时候，我看见一道疤把我的脸从中间撕裂开来。我知道，那是魔鬼的记号。我是邪恶的、被诅咒了的。咒语搞错了，我们召唤了可怕的黑暗的东西，它带走了波莉，把她吸到了一片虚无之中。每个看见这个印记的人都会知道我所做过的事情。 * 我从大学里辍学之后找的那些兼职——不管酒吧女招待还是女服务生——要求都不高。我喜欢这类允许自己做白日梦的工作：倒啤酒，洗杯子，双手泡在肥皂水里，脸上带着一种不变的笑容接受各种指令。 在冰冷的画室里，学生们偏着头看着我，木炭笔和铅笔在纸上划拉，然后清清嗓子，从旁观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闭着一只眼睛打量我。每次都要好几个小时，没人会同艺术家的模特说一句话。没人会想从你这里知道什么，他们要的只是你裸露的皮肤和保持一个姿势的能力。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学会了保持静止的技巧和成为虚无的技巧。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把八岁时的记忆抽取出来，审视它们，然后倒回去，重新播放。我最爱的记忆是：躺在沙滩上，约翰在我身上堆满鹅卵石；约翰站在雪貂的小屋旁边，袖子的边缘碰到我光溜溜的胳膊，周围都是雪貂皮毛和肮脏的稻草的气味。我把时间像橡皮筋一样拉伸，充满了期待。他一会儿就会来问我了。我转向他，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还能记起那个时候棚子上的阳光是怎样照着我的眼睛，让我什么都看不见的。 “维奥拉。”导师的声音从耀眼的光线里切进来。约翰从我的身边慢慢退去，无声地喃喃说着话。 “现在能做五分钟的站立姿势吗？” 我抬起头盯着一排人脸：一堆混乱的眼睛、鼻子和嘴巴。我被画架子包围了，被一股粉尘的气味呛住了。学生们都专注地盯着我，准备好铅笔，皱着眉头。我的脚边，一个小型电热扇烤着我的皮肤，快把脚踝烤熟了，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发着抖。 我往后缩着，双手护着自己的乳房。他们都凝视着我，既充满期盼又显得茫然。我有一种刺痛的恐惧，我知道自己的皮肤是透明的，知道他们看见了我血管中的污秽。他们看见了真正的我，我的内心都暴露出来了。周围的人们不安地挪动步子，低语着。我得保护自己不被他们看见。我蜷缩起来，抓过床单盖住自己。他们看不见我了。我不能再这样了。我需要隐形。 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同时还爆发出一阵声音，惊慌的碰撞声，还有导师叫我回去的声音。我觉得恶心。我裹着外套，急急忙忙地冲到楼下走廊上，冲到街上，我的手指摸着从鼻子到嘴唇的那条疤。 1 英国流行的一种硬糖，拇指盖大小，做成梨形，一面是粉红色，一面是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