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发生的。老医生本奈特，我们的家庭医生，从客房里蹒跚走出来，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老得不能再老的本奈特医生就是一堆皮囊和皱纹的集合，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出生的时候就是他，剪断脐带，拎着我红扑扑皱巴巴的小身子递给我母亲。本奈特医生以他远古内科大夫——他倒是名副其实——的魅力和医术为我们治愈的毛病不计其数。如今为我的父亲送终的还是他，他从父亲的房间走出来，并把听诊器从他苍老的耳朵上摘下来，看着我们，母亲和我，然后摇摇头。 “我无能为力。”他用那毛糙的嗓子说道。他想把手抛到空中以示愤懑，但是他没有，他太老了，做不出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安慰爱德华的，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去说。” 这在我们意料之中。母亲紧握着我的手，勉强挤出一丝苦涩的微笑。这对她来说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当然不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的个子和精神都萎缩了，还活着，但是和生活保持着距离。她的目光下垂失去焦点。现在我看着她，她看上去那么无助，仿佛不知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自从父亲回家等死，我们的生活改变了许多。他死亡的过程把我们都磨灭了那么一点儿。仿佛父亲不是每天去工作，而是去后院游泳池后面的空地里为自己挖坟墓。而且不是一次挖好，而是每次一到两英寸。仿佛这是让他如此疲劳的原因，并给他的眼睛周围添上眼圈，而不是母亲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的“化疗”。仿佛每天晚上他挖完坑回来，指甲盖里嵌满了土，往沙发上一坐看他的报纸，他可能会说，那个，进展挺顺利的。今天又挖了一英寸。母亲会说，你听到了吗，威廉？你父亲今天又挖了一英寸。而我会说，太棒了，爸爸，真棒。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找我。 “妈妈。”我说。 “我先进去，”她抢白道，“然后，要是看起来——” 要是看起来他就要死了，她就会来叫我。我们就是这样说话。在死亡的疆域里，言语总是嘎然而止，你知道它们该怎样结尾。 就这样，她站了起来，走进房间。本奈特医生摇着头，摘下眼镜用他红蓝条纹的领带边缘擦拭着。我看看他，目瞪口呆。他太老了，老得要命：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比他先死？ “爱德华·布龙，”他自言自语道，“谁会想到呢？” 谁会呢？死亡是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像话——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说特别糟糕，特别是最后预备死亡的这些年，不断加重的疾病消耗着他的今生，甚至仿佛在为他的来世作准备。 虽然是最糟糕的事，但至少让他留在了家里。他讨厌这样。他讨厌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房间醒来，看见同样的人，做些同样的事。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把家作为加油站。一个流动的爸爸，家只是他去往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为了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工作。是什么驱动着他？不是钱；我们有钱。我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几辆车，后院还有游泳池；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真正买不起的东西了。也不是为了升职——他有自己的公司。是比这些都重要的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就好像他生活在一种不变的渴望中；到达那儿，无论是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以及再后来的战斗，这场战争永无止境。所以他不停的工作再工作。他每次都要离开好几周，去纽约、欧洲或日本，并在某个奇怪的钟点回来，比如晚上九点，倒上一杯喝的，占据他的椅子以及有名无实的“一家之主”的头衔。而且他总是有些精彩的故事要讲。 “在名古屋，”某个这样的晚上，他到家以后说，母亲坐着她的椅子，父亲坐着他的，而我坐在他脚边的地板上，“我看到一个两个脑袋的女人。我向你们发誓。一个美丽的双头日本女人，她非常优雅非常美妙地作了茶道表演。你真地没法说清哪个脑袋更漂亮。” “根本不存在双头女人这种东西。”我说。 “真的吗？”他说，用眼睛逼视着我，“这是十来岁就见多识广的小先生说的，非常感谢你。我认错。” “真的吗？”我说，“两个脑袋？” “而且千真万确是位女士，”他说，“实际上是个艺妓。她大部分时间都隐居着学习艺妓界复杂的传统，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就能解释你的怀疑了。我非常幸运，通过一连串生意朋友和政府门路得以进入深闺密室。当然，我必须假装完全不觉得她有什么古怪之处；假如我动一动眉毛，都会成为载入历史的羞辱。我仅仅像其他人一样接过我的茶，低声说了一句‘ども’，就是日语谢谢的意思。” 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家时，他就失去了在外时的魔力而变得平凡起来。他会喝点儿小酒。他不会生气，但是会消沉而失落，仿佛掉进了一个洞里。在家的第一个夜晚，他的眼睛如此明亮，绝对是在黑暗中放光，但是几天以后，他的眼睛就变得疲倦不堪。他开始看起来像缺了点什么他独有的元素，这让他很难受。 所以他不是死亡的最佳候选人；这使得呆在家里甚至更糟糕。开始他试图通过给世界上各个奇怪的地方的人打长途电话来改善情况，但是很快他就病得连这些都做不到了。他变成了一个人，只不过是个人，没有工作的人，没有故事可说的人，我意识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你知道现在我想要什么吗？”一天他对我说，对于一个据本奈特医生说我可能很快就再也见不到的人来说，他看上去还不赖，“一杯水。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说。 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抿了一两口，我为他托着杯底以防打翻。我对着他微笑，他看起来已经不像是我的父亲，而像是我父亲的另一个版本，同一个系列，相似但是不同，而且明显多了许多瑕疵。他曾经让人不忍心看，他所经历的所有改变，但是我现在习惯了。哪怕他已经没有什么头发，他的皮肤都是斑点和疙瘩，我也习惯了。 “不知道我跟你说过没，”他说，吸了口气，“每次我从办公室旁的咖啡馆出来，总会有个乞丐拦住我。每天我都给他2角5分钱。每天都是。我是说，那个乞丐已经习以为常到甚至都懒得问我要——我就塞给他2角5分钱。然后我病了，请了几个星期的假，我回来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对我说的？” “怎么说的，爸爸？” “‘你欠我3块5毛钱。’他说。” “真逗。”我说。 “是呀，笑一笑十年少。”他说，虽然我们俩都没笑。我们俩嘴都没咧。他只是充满忧伤的看着我，有时候他就是这样，从一种情绪换到另一种，就像有的人不停地换频道一样。 “我觉得这样挺好地，”他说，“我住在客房里。” “为什么？”我说，虽然我知道答案。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件事，即使这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搬出和我母亲同住的卧室。“我不希望我走后每个晚上她上了床都要对着我躺过的那边颤抖，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总是莫名地觉得他只是象征性地被扣押在这儿。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是个客人。”他说，环顾着这间正式得有些古怪的房间。母亲总是觉得客人就该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她把房间尽可能地布置成旅店里的模样。有把小椅子，床头柜，抽屉柜上方无伤大雅地挂着某位古典名师油画的赝品。“我不常来这儿，你知道。回家。不如我们都希望的那么多。看看你，你长大了，而我——我完全错过了。”他咽了口唾沫，这对他来说真地挺费尽，“我没有照顾好你，是吗，儿子？” “是的。”我说，或许回答得太快，但是语气尽可能地温和。 “嗨，”他说，然后咳嗽了几声。“别憋着不说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要……，你知道。” “别担心。” “实话，就跟我说实话。” “那么帮我一把——” “上帝。弗雷德。管他是谁。” 他又抿了口水。看起来并不是因为口渴，而是对这种元素的渴望，只为了用舌头和嘴唇感受它：他爱水。曾几何时，他还游泳。 “但是你知道，我父亲也经常出远门，”他说，他的嗓音破碎而孱弱，“所以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爸爸是个农民。我告诉过你，对吗？我记得有一次他必须去个地方，去取一种特殊的种子种到地里。他跳上一辆大卡车。说当晚就回来。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他无法脱身。一直坐到了加利福尼亚。差不多去了一个春天。种植季节来了又去。但是他回来的时候确实带回了最不可思议的种子。” “让我猜猜，”我说，“他种下它们，然后巨藤一直长上云霄，在云霄的顶端有座城堡，住着个巨人。” “你怎么知道的？” “一个双头女人为他沏茶，准没错。” 听到这些，父亲捏捏他的眉毛，笑了，片刻间充满了欢乐。 “你记得。”他说。 “当然。” “记住别人的故事能让那个人不朽，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是真的。虽然你从来都不相信那个故事，是吗？” “这有什么关系？” 他看着我。 “没什么关系。”他说。然后又说：“是的。我不清楚。至少你记得。关键是，我想——关键是我是想多回家几次的。真的。但是总有意外发生。自然灾害。地裂开过一次，我想，天塌下来几次。有时我几乎小命不保。” 他苍老而粗糙的手摸索过来碰我的膝盖。他的手指是白色的，指甲又破又钝，像老银子。 “我得说，我应该会想念你的，”我说，“如果我知道我错过了些什么。” “我告诉你问题是什么。”他说，从我的膝盖上举起手，并示意我走近些。我照做了。我想听听。下一句话可能就是他的遗言。 “我想做个伟人。”他低声说。 “真的？”我说，就好像这出乎我的意料似的。 “真的。”他说。他的话缓慢而孱弱，但是感情和信念却坚定而强硬：“你能相信吗？我觉得这是我的命运。大池子里的一条大鱼——这是我的追求。这是我毕生的追求。我白手起家。很长一段时间我为别人打工。然后我开了自己的公司。我有了这些模子，我在地下室里做蜡烛。那个公司倒闭了。我卖风信子给花店。也失败了。然而最终，我进入了进出口贸易的行业，然后开始一帆风顺起来。我曾经和一个首相一起共进晚餐，威廉。一个首相！你能想象吗，和这个来自阿什兰的男孩儿在同一个房间用晚餐，一个——。没有哪个大洲我不涉足的。没有。一共有七个大洲，对吗？我快忘了在哪些洲我……没关系。现在所有这些看来都不重要了，你知道吗？我是说，我甚至不知道伟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呃⋯⋯先决条件。你呢，威廉？” “我什么？” “知道，”他说，“知道是什么让人变得伟大？” 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暗自希望他能忘记问过这样的问题。他的精神总有些游移，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神告诉我他现在什么都不会忘记，他牢牢地锁定这个念头，并且等待着我的答案。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人变得伟大。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但是这样的时刻“我不知道”肯定无法过关。这时候该随机应变，所以我尽可能放松，等待答案出现。 “我想，”过了一会儿我说，等着恰当的言辞跑出来，“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儿子的爱，那么我想这个人就该算是伟大的。” 这是我仅剩的力量，为我的父亲奉上精神意义的伟大，他在外面的世界寻觅的伟大，尽然出乎意料地一直守在家里。 “啊，”他说，“这样的标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一瞬间变得有些恍惚。“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这件事，没错。但现在我们却这么想，我是说，对于这种情况，”他说，“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我的情况——” “是的，”我说，“你因此永远都是我的父亲，爱德华·布龙，一个很伟大的人。弗雷德与你同在。” 我用手代替剑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听到这些话，他似乎平静了。他的眼睛紧紧地闭上，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以为这是离别的开始。当窗帘自行分开的时候，我曾有一刻相信这是他的灵魂从这个世界去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但其实不过是中央空调开始工作了。 “关于那个双头女人。”他闭着眼睛说，喃喃地，仿佛正要入睡。 “我已经听说过那个双头女人了，”我说，轻轻的摇晃他的肩膀，“我不想再听她的故事了，爸爸。行吗？” “我不是想跟你说那个双头女人，自作聪明先生。”他说。 “你不是吗？” “我是想跟你说说她的姐姐。” “她还有个姐姐？” “嗨，”他说，现在睁开双眼，呼吸又恢复正常,“我会跟你开这样的玩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