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巴马从来不下雪，但是我父亲九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白色的雪片连绵不断的落下，逐渐变硬，最终变成纯冰覆盖大地，根本无法铲掉。被困在暴风雪下面你就死定了；被困在上面的话，你不过是多了些等死的时间。 爱德华是个强壮而平静的男孩儿，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是那种有什么家务要做、有个篱笆要修或者有条走散的小母牛需要找回来的时候都要和父亲顶嘴的男孩儿。雪从那个周六的晚上开始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爱德华和他的父亲先是堆雪人、雪城和其它各式各样的建筑建筑物，直到那天晚些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场毫不示弱的雪有多密集、多危险。但据说我父亲的雪人足有16英尺高。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他设计了一种用松树枝和滑轮制成的装置，依靠这种装置，他便可以自由的上上下下。雪人的眼睛是用废弃多年的旧马车轮做的；它的鼻子是谷仓的尖；而它的嘴——微微扬着嘴角，好似雪人在想着什么温暖而滑稽的事情——是从一棵橡树上割下的树皮。 他的母亲在屋里做饭。灰色和白色的炊烟从烟囱里袅袅上升，盘旋进入天空。她听到门外远远地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但是她忙得没工夫注意。她的丈夫和儿子进来的时候她都没有抬头，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在严寒中汗流浃背。 “我们遇到个状况。”她丈夫说。 “唉，”她说，“可不是嘛。” 这时，雪还是不停地下着，他们刚刚挖通的门几乎又被堵上了。父亲拿起铲子又去清理出一条通道。 爱德华看着——父亲铲，雪花落，父亲铲，雪花落——直到小木屋的屋顶都开始吱嘎作响。他的母亲发现他们的卧室里形成了雪崩。他们估摸着出逃的时候到了。 但是去哪儿呢？整个活生生的世界冻成了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一片。母亲把她刚做的饭打了包，并掫拢了几条毯子。 他们在树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是星期一。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气温在零度以下徘徊着。 母亲说：“你是不是到时候去上学了，爱德华？” “我想是的。”他说，什么都没有问。他就是这样的男孩儿。 早餐以后他从树上爬下来，走了六英里去他的小校舍。路上看到一个男人冻在一块冰里。他自己也差不多冻住了——好在没有。他成功了。事实上，他还早到了几分钟。 他的校长正坐在一堆木头上看书。他能看到的校舍就只剩下个风向标，其余部分都被埋在了周末的这场大雪里。 “早安，爱德华。”他说。 “早安。”爱德华说。 然后他想起来：他忘了带作业。 于是就回家去拿。 真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