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查出癌症九个月了，我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毕业。我的身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东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诺、非类固醇抗炎药和止吐剂的用量。我开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恶性肿瘤纤维化引起的。我告诉自己，只需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结束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顺利从住院医生毕业，安心做个相比之下更平静、更轻松的教授。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我心：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供我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灵活，根据我的健康情况而定；终身教授职位；对露西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园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板。“我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你和你的肿瘤医生应该也很亲密。”部门主管对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在那边的治疗，我们就帮你来回飞。不过我们这儿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愿意的话就去看看。我还能不能再做点什么，让这个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玛说过的话。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继续外科医生的事业，如今却已经成功重返手术台，这个转变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有点宗教层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还一直记挂着我的这个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为医生时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她做到了：审视灵魂，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责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经抵达了很多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制高点，立志不仅要做个神经外科医生，还要做个神经系统科学家。这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能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当晚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我给你看个东西。”他说。我们下了车，站在医院门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己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让生活恢复到癌症之前的轨迹，否认癌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响。然而，现在的我，不管多么希望感觉到胜利的喜悦，还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一开始丢掉斯坦福那个教授职位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个实验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计划。现在，我觉得这安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后来他认识到，神经科学还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满足他在了解心灵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负，于是丢开显微镜，另起炉灶。我的感觉跟他可能有点像。通过研究来创造神经外科的变革就像一个长期的赌局，因为我的病，这个赌局几乎没有了胜算；我所剩的筹码不多，不想押在实验室里了。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